有報道說：一位美國友人，問為何對南京大屠殺事件不予正式譴責日本。有人回答說，因為不能核實死者的身份。想來也是，南京紀念館牆上不過3000人的姓名，可在我們的記憶中，南京曾經有個日本殺害中國人的“萬人坑”啊。真是死者難言，生者無據。因而有人想從戶籍管理上查一查我國人口管理歷史上有何問題，想從法制觀點上為無名英雄，死難同胞正名，使他們地下瞑目。
看了這篇報道，同樣使我想起近幾年鬧得沸沸揚揚的戶籍管理問題。進入21世紀，中國實行住房制度改革，各級政府各單位不再進行福利分房，改暗補為明補，實行陽光福利，住房進入商品化時代。又由於中國勞動力的轉移，不斷加快了人口城市化進程，大批農村人口湧向各個城市。有投資者瞄準了這個大好時機，走上炒作商品房的道路，因而商品房的價格一路飆升。中國政府為抑制房價過快上漲，打擊商品房投機，防止房地產泡沫的產生，從2010年前後出臺了許多限制商品房買賣的措施。北京市規定從2010年5月1日開始，購房人必須持有北京戶口或者在本市有5年以上納稅證明。你沒有北京市戶口或者沒有在北京繳納5年以上的稅收，在北京買房子這件事上你有再多的錢也是沒有用的，戶口簿的作用再次凸現。
戶籍作為登記居民身份、記載每戶家庭人口情況的簿冊，其作用一是為國家徵收賦稅、派兵役徭役提供依據。二是為統計人口資料建立檔案，層層彙總上報，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參考。三是便於管理轄區居民，如有犯罪逃亡，可依據戶籍記錄的資料進行搜捕。
我國的戶籍管理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早在西周時期就有了原始的人口登記辦法。對生齒（男孩滿8個月，女孩滿7個月為生齒）以上的人，按不同性別登記於冊，即“書於版”，並分城（都）鄉（鄙）進行人口統計（這是目前已知我國最早的城鄉人口劃分）。另外，每年要對人口的出生和死亡進行登記，以掌握自然變動情況，每隔三年進行一次人口調查核實（即“大比”），孟冬（陰曆十月）時上報。所以說，周朝已有了戶籍登記制度的雛形。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為擴大兵源，增加賦役，穩定社會秩序，紛紛建立嚴格的戶籍登記制度。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年）規定男子不論成丁與否，一律登記年齡。漢代，戶籍至少三年一造（有的學者認為是年年更造），縣、道官吏負責對戶口的驗查和登記，時稱“案戶比民”，簡稱“案比”。案比的時間在當年仲秋之月（8月）。屆時，老百姓必須扶老攜幼，前往縣府，聚集廷中，以待接受主吏的驗閱。戶籍的載入者主要是20-60歲的男子。為了防止人們為逃避苛役而瞞報、虛報，政府還特意制訂了臨時性的查驗措施。
隋唐時期實行“輸籍定樣”制，規定：民始生為黃，4至15歲為小，男子16至20歲為中，21至59歲為丁，60歲為老。國家每年一造計帳，3年一造戶籍。戶籍簿一式三份，一份留縣，一份送州，一份送戶部。根據北朝西魏大統13年（547年）敦煌地區的計帳文卡看，從黃（1-3歲）、小（4-9歲）到老（60歲以上）、侯（殘疾、廢疾、篤疾），從家庭成員到奴婢、養子都登記在冊。這種戶籍格式，一直延續到明清時代。
民國時期，國民政府1931年出臺了《戶籍法》，逐步建立了各級戶政機構。1946年還推行國民身份證制度。
新中國成立以來，戶籍管理制度的變化大致可劃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1958年以前，屬自由遷徙期；第二階段，1958年～1978年，為嚴格控制期；第三階段，1978年以後，半開放期。
以上可知，歷史上無論哪個朝代，對戶籍管理都是十分重視的，特別是在新舊更替之際，統治者為了國家機器的運轉，保證賦稅收入，加強人員的管理，總是要按照自己的國家意志對戶籍進行整頓和制定。
居住證
10月份是個秋高氣爽的日子。2012年我剛剛參觀完天安門廣場國慶節的花籃，回到家已經是下午5點多了，女人們忙著準備晚餐，我卻打開了電腦，習慣性瀏覽起收藏網站。忽然一個“居住證”閃現在我的眼前，我打開網頁，圖片非常清晰，經過放大，我看清了內容：抬頭寫“居住證”三個字，框內共有5個欄目，自上而下是“家長姓名”、“經濟地位”、“全家人口”、“給證者”、“備註”。“全家人口”欄目最為複雜，分為“總數”、“在家的”、“不在家的”三個欄目，其中“不在家的”欄目特別詳細，有“當紅軍和出外擔任革命工作的”、“在當白軍和做反革命工作者”、“在白區做工或謀其他職業者”。左邊是發證單位及其編號。最下方有兩條附註，1、此證在該戶門口張貼牢固。2、搬家須應報告鄉蘇或城蘇重新登記另發居住證。從這兩條附註可以看出，這是當時蘇維埃政府戶籍管理的一種措施。把一家人的情況貼在門上，接受大家的監督，使群眾或者紅軍官兵一目瞭然。“居住證”雖然沒有註明發證時間，但從內容和風格上看，應該是在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之間的事。1930年初，贛西南地區發生了AB團事件，在蘇維埃區域進行過大規模的清理運動，由於共產黨內左傾思想的錯誤指導，反AB團運動擴大化，搞的蘇區紅軍和群眾人人自危，這種“門貼”就是一種見證。我看過類似這種“門貼”的還有“清鄉證”，以每家每戶為單位進行清理，認為沒有AB團暴動嫌疑後發給證明。這張紙條不論從文字內容、紙張色調、墨跡印章看，都很符合蘇維埃時期紙品文物特徵，真品無疑。我打電話問過幾個長期搞蘇維埃票證文物買賣的人，他們都說還是第一次看到過這種東西。我仔細查找了資料，它應該是我們紅色政權最早的戶籍管理證件之一，具有極高的文物收藏研究價值。於是我立即打電話給賣主，準備商談購買事項。可還沒有等我把話說完，賣主搶先說已經賣了。就遲到了不到一天時間，給人搶先買走了。
收藏的人可能有一種心理疾病，當打算想要的東西沒能弄到手，是非常苦惱的。所以有人形容收藏的人是得病了，看到某個人以比較高的價格大量購買某種收藏品時，會說這個人病得不輕。其實我也經常得這種病，那一段時間到處打聽有關“居住證”之事，也曾經要求賣主加價收回來再賣給我。毫無辦法，半年多不見蹤影。一件紅色政權最早的戶籍管理實物，就這樣在不到一天的時間失之交臂，我很不甘心。
2013年5月中旬，我又從北京回到閩西。在家小住幾天之後，便又踏上了尋寶之路。鍾同志是贛州市直機關工作的公務員，高高的身材，鼻樑上架著一副近視眼鏡，祥和可敬的臉上不時笑出兩個酒窩。不是十分寬敞的公寓裡，雖然住著上有老下有小的四口之家，倒也收拾得井井有條，給人以清心、溫暖、和諧的感覺。我心裡想：不容易啊，一個靠拿工資的公務員，除了養家餬口，還要搞收藏，真有一種執著，一種追求，一種鍥而不捨的精神。當我翻開他的收藏夾子時，著實讓我心跳了一下，這張蘇維埃“居住證”怎麼會在他這裡呢？我跟他拉開了話匣子，從他的話中我感到這位同志畢竟有文化懂歷史。他對這張“居住證”的看法基本上與我的觀點能重合，說出了內行人的“門道”。我懇請鍾同志割愛，但他的表情有些為難。我便進行攻心戰術，費盡了口舌，最終取得了勝利。付完款項，把這張朝思暮想的“居住證”裝進我的手提包，一顆懸著的心總算落了下來。儘管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可收藏到自己的心愛之物，就兩個字：“高興”！
洪榮昌，筆名：紅歌，福建省武平縣人，大學文化。中國收藏家協會紅色收藏委員會副主任兼票證部部長，《中國錢幣》雜誌特聘審稿專家，《中國紅色收藏》雜誌執行主編，龍巖學院中央蘇區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福建省武平縣慈善總會終身榮譽會長，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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