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说：一位美国友人，问为何对南京大屠杀事件不予正式谴责日本。有人回答说，因为不能核实死者的身份。想来也是，南京纪念馆墙上不过3000人的姓名，可在我们的记忆中，南京曾经有个日本杀害中国人的“万人坑”啊。真是死者难言，生者无据。因而有人想从户籍管理上查一查我国人口管理历史上有何问题，想从法制观点上为无名英雄，死难同胞正名，使他们地下瞑目。
看了这篇报道，同样使我想起近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户籍管理问题。进入21世纪，中国实行住房制度改革，各级政府各单位不再进行福利分房，改暗补为明补，实行阳光福利，住房进入商品化时代。又由于中国劳动力的转移，不断加快了人口城市化进程，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各个城市。有投资者瞄准了这个大好时机，走上炒作商品房的道路，因而商品房的价格一路飙升。中国政府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打击商品房投机，防止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从2010年前后出台了许多限制商品房买卖的措施。北京市规定从2010年5月1日开始，购房人必须持有北京户口或者在本市有5年以上纳税证明。你没有北京市户口或者没有在北京缴纳5年以上的税收，在北京买房子这件事上你有再多的钱也是没有用的，户口簿的作用再次凸现。
户籍作为登记居民身份、记载每户家庭人口情况的簿册，其作用一是为国家征收赋税、派兵役徭役提供依据。二是为统计人口资料建立档案，层层汇总上报，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三是便于管理辖区居民，如有犯罪逃亡，可依据户籍记录的资料进行搜捕。
我国的户籍管理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办法。对生齿（男孩满8个月，女孩满7个月为生齿）以上的人，按不同性别登记于册，即“书于版”，并分城（都）乡（鄙）进行人口统计（这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城乡人口划分）。另外，每年要对人口的出生和死亡进行登记，以掌握自然变动情况，每隔三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核实（即“大比”），孟冬（阴历十月）时上报。所以说，周朝已有了户籍登记制度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扩大兵源，增加赋役，稳定社会秩序，纷纷建立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年）规定男子不论成丁与否，一律登记年龄。汉代，户籍至少三年一造（有的学者认为是年年更造），县、道官吏负责对户口的验查和登记，时称“案户比民”，简称“案比”。案比的时间在当年仲秋之月（8月）。届时，老百姓必须扶老携幼，前往县府，聚集廷中，以待接受主吏的验阅。户籍的载入者主要是20-60岁的男子。为了防止人们为逃避苛役而瞒报、虚报，政府还特意制订了临时性的查验措施。
隋唐时期实行“输籍定样”制，规定：民始生为黄，4至15岁为小，男子16至20岁为中，21至59岁为丁，60岁为老。国家每年一造计帐，3年一造户籍。户籍簿一式三份，一份留县，一份送州，一份送户部。根据北朝西魏大统13年（547年）敦煌地区的计帐文卡看，从黄（1-3岁）、小（4-9岁）到老（60岁以上）、侯（残疾、废疾、笃疾），从家庭成员到奴婢、养子都登记在册。这种户籍格式，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1931年出台了《户籍法》，逐步建立了各级户政机构。1946年还推行国民身份证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年以前，属自由迁徙期；第二阶段，1958年～1978年，为严格控制期；第三阶段，1978年以后，半开放期。
以上可知，历史上无论哪个朝代，对户籍管理都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在新旧更替之际，统治者为了国家机器的运转，保证赋税收入，加强人员的管理，总是要按照自己的国家意志对户籍进行整顿和制定。
居住证
10月份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2012年我刚刚参观完天安门广场国庆节的花篮，回到家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女人们忙着准备晚餐，我却打开了电脑，习惯性浏览起收藏网站。忽然一个“居住证”闪现在我的眼前，我打开网页，图片非常清晰，经过放大，我看清了内容：抬头写“居住证”三个字，框内共有5个栏目，自上而下是“家长姓名”、“经济地位”、“全家人口”、“给证者”、“备注”。“全家人口”栏目最为复杂，分为“总数”、“在家的”、“不在家的”三个栏目，其中“不在家的”栏目特别详细，有“当红军和出外担任革命工作的”、“在当白军和做反革命工作者”、“在白区做工或谋其他职业者”。左边是发证单位及其编号。最下方有两条附注，1、此证在该户门口张贴牢固。2、搬家须应报告乡苏或城苏重新登记另发居住证。从这两条附注可以看出，这是当时苏维埃政府户籍管理的一种措施。把一家人的情况贴在门上，接受大家的监督，使群众或者红军官兵一目了然。“居住证”虽然没有注明发证时间，但从内容和风格上看，应该是在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之间的事。1930年初，赣西南地区发生了AB团事件，在苏维埃区域进行过大规模的清理运动，由于共产党内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反AB团运动扩大化，搞的苏区红军和群众人人自危，这种“门贴”就是一种见证。我看过类似这种“门贴”的还有“清乡证”，以每家每户为单位进行清理，认为没有AB团暴动嫌疑后发给证明。这张纸条不论从文字内容、纸张色调、墨迹印章看，都很符合苏维埃时期纸品文物特征，真品无疑。我打电话问过几个长期搞苏维埃票证文物买卖的人，他们都说还是第一次看到过这种东西。我仔细查找了资料，它应该是我们红色政权最早的户籍管理证件之一，具有极高的文物收藏研究价值。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卖主，准备商谈购买事项。可还没有等我把话说完，卖主抢先说已经卖了。就迟到了不到一天时间，给人抢先买走了。
收藏的人可能有一种心理疾病，当打算想要的东西没能弄到手，是非常苦恼的。所以有人形容收藏的人是得病了，看到某个人以比较高的价格大量购买某种收藏品时，会说这个人病得不轻。其实我也经常得这种病，那一段时间到处打听有关“居住证”之事，也曾经要求卖主加价收回来再卖给我。毫无办法，半年多不见踪影。一件红色政权最早的户籍管理实物，就这样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失之交臂，我很不甘心。
2013年5月中旬，我又从北京回到闽西。在家小住几天之后，便又踏上了寻宝之路。钟同志是赣州市直机关工作的公务员，高高的身材，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祥和可敬的脸上不时笑出两个酒窝。不是十分宽敞的公寓里，虽然住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四口之家，倒也收拾得井井有条，给人以清心、温暖、和谐的感觉。我心里想：不容易啊，一个靠拿工资的公务员，除了养家糊口，还要搞收藏，真有一种执着，一种追求，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当我翻开他的收藏夹子时，着实让我心跳了一下，这张苏维埃“居住证”怎么会在他这里呢？我跟他拉开了话匣子，从他的话中我感到这位同志毕竟有文化懂历史。他对这张“居住证”的看法基本上与我的观点能重合，说出了内行人的“门道”。我恳请钟同志割爱，但他的表情有些为难。我便进行攻心战术，费尽了口舌，最终取得了胜利。付完款项，把这张朝思暮想的“居住证”装进我的手提包，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尽管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可收藏到自己的心爱之物，就两个字：“高兴”！
洪荣昌，笔名：红歌，福建省武平县人，大学文化。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兼票证部部长，《中国钱币》杂志特聘审稿专家，《中国红色收藏》杂志执行主编，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福建省武平县慈善总会终身荣誉会长，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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