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燕 | By Liu Yan
全文刊登於《新知》2015年第5期
為什麼在一個家庭裡同時誕生了3個天才的女作家？為什麼三姐妹的寫作具有如此強烈的反抗精神和不合時宜的叛逆？為什麼與其它英國女作家們（如簡·奧斯汀、蓋斯凱爾夫人與喬治·艾略特）相比，她們顯得如此不合時宜或不可思議？一個多世紀以來，許多評論家和讀者從不同的角度試圖破解勃朗特家的“文學之謎”。我也帶著自己的疑惑，穿行在霍華斯的建築、教堂、墓地、故居、酒吧、街道、荒野、蒸汽小火車之間。
在勃朗特故居博物館，陳列著後來的研究者們千方百計地收集到的勃朗特家的物品：手稿、書籍、衣服、傢俱和資料。有一個特別的細節引起了我的關注——勃朗特家與愛爾蘭的密切淵源。如果不是在愛爾蘭訪學，從都柏林來到霍華斯，也許我根本就不會關注到這一點。勃朗特姐妹身上與眾不同的野性、狂暴和叛逆和對獨立、自由、平等的渴求在某種程度上是迥異於英國本土的愛爾蘭精神氣質的體現。
為了遠大前程，勃朗特先生把自己的愛爾蘭之根移植到了英格蘭的霍華斯鎮。雖然離開了故土，但他一生都與愛爾蘭的老家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其桀驁不馴、富於憐憫的精神氣質也遺傳到了孩子們的血液中。這位熱心誠懇的牧師才智豐富，喜愛閱讀，發表了一些詩歌和小說，並親自教孩子們一些有趣的愛爾蘭語言和神話和傳奇（夏洛蒂在13歲創作了《愛爾蘭冒險》），這種言傳身教對孩子們而言是不可替代的影響。
勃朗特姐妹們生活的年代，恰逢愛爾蘭與英國關係最緊張、最恐怖的時期。1840 年在愛爾蘭發生的土豆瘟疫一直持續到1847年，餓死了近250萬人（此時，勃朗特牧師的父母兄弟們都住在北愛爾蘭）。1846年8月，夏洛蒂陪父親到曼徹斯特做眼睛手術，城裡擠滿了從愛爾蘭落荒而逃的饑民們。她在這裡完成了《簡·愛》，小說中經常提到爛土豆、飢餓、疾病和死亡，以一種微妙的潛在方式隱射了大饑荒時代愛爾蘭人的艱難處境。《簡·愛》和《呼嘯山莊》在1847 年發表之際，溫文爾雅的文壇被一種“混亂和狂暴” 之聲激怒了，有人斥之為“踐踏了受到我們祖先尊奉並引以為榮的傳統習俗”，具有“顛覆固有的社會、文化、政治秩序” 的意圖。
簡和希斯克裡夫這兩個孤兒出身的外來者形象如此相似——他們身上的“混亂和狂暴” 完全不同於那些溫柔乖巧的英格蘭小姐和彬彬有禮的紳士們。我注意到《簡·愛》中第一次出現“愛爾蘭”，是羅切斯特對簡說：“我已經從我未來的岳母那兒聽說，有一個在我看來挺合適的位置，是在愛爾蘭的康諾特（Connaught）的苦果山莊（Bitternutt Lodge），教狄奧尼修斯·奧高爾太太（Mrs. Dionysius O' Gall）的五個女兒； 我想你會喜歡愛爾蘭的； 聽說那兒的人都很熱心。”“gall”與“苦果山莊”的“bitter”意思相近，有“怨恨、苦物”之意；“康諾特” 是愛爾蘭西海岸一個荒涼偏僻的省份。這暗示了愛爾蘭是一個苦不堪言、類似流放之地。羅切斯特心懷叵測地要把簡安排到愛爾蘭最貧瘠荒涼、最苦不堪言的遙遠之地，這激發了簡的強烈反抗。站在羅切斯特所代表的富裕強大、傲慢無禮的英國人面前，才貌平庸、矮小卑微但自尊極強的簡恰似貧困弱小、孤苦伶仃的愛爾蘭，她發出的振聾發聵的愛情宣言也可視為1922年愛爾蘭人的獨立宣言：
“我不是按照常規習俗，也不是通過肉體凡胎同你說話，而是你我的靈魂在對話，就彷彿我們穿過墳墓，站在上帝腳下，彼此平等——本來就如此。”
簡的刺耳言語毫不示弱地宣告了幾個世紀以備受英國殖民壓迫的愛爾蘭人一直在不屈不饒地爭取的政治權利。
簡與羅切斯特的最終克服重重困難建立起來的婚姻關係，從夏洛蒂的愛爾蘭立場暗喻了處於經濟和文化弱勢地位的愛爾蘭與富庶、強大的英國的聯姻——通過簡在精神和經濟兩個方面的自由、獨立與羅切斯特的殘廢、挫折與謙卑。在小說中，簡不願意去遙遠荒涼的愛爾蘭，與心愛的人隔海相望；但在現實中，夏洛蒂卻毫不猶豫地嫁給了一位土生土長的愛爾蘭牧師，並隨之探望了他美麗的家鄉。也許對她而言，父親和丈夫身上的愛爾蘭性是她永遠無法擺脫的血緣、地理、文化、記憶上的巨大遺產，也是她身體、情感和精神上的最終皈依。
在都柏林訪學期間，我詢問了一位地道的愛爾蘭人一個問題：“是什麼原因使得愛爾蘭人具有特殊的藝術氣質，出現這麼多影響世界的非凡作家？” 他回答了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詞：“Crazy（瘋狂）”。這個抵達愛爾蘭靈魂的詞令我想起《簡·愛》中的瘋女人伯莎和《呼嘯山莊》中的凱瑟琳。某種“瘋狂” 或“騷亂” 的藝術天賦的確構成了愛爾蘭人極其突出的個性，這或許與愛爾蘭人自古以來反抗對外來侵略者、不達自由決不罷休的沉重歷史有關。我們在不少具有愛爾蘭血統的作家身上可以發現某種驚世駭俗、無拘無束、幽默滑稽的藝術天賦，從“諷刺大師” 斯威夫特到“幽默大師” 蕭伯納，從熱衷於通靈術的葉芝到瘋狂的天才大師喬伊斯、貝克特，更不必提狂放不羈的王爾德。勃朗特姐妹的文學傳奇亦可放置到英國－愛爾蘭的文學傳統中加以理解，她們寫作中所飽含的不可遏制的激情、令人震驚的反叛精神和對自由與尊嚴的熱切渴求，無不表現出她們不容於英格蘭的“他性” —— “愛爾蘭性”。透過勃朗特三姐妹的寫作，我們或多或少可以體驗到愛爾蘭與英格蘭——這兩個民族之間複雜幽深的衝突與不斷交融的歷程。越來越多的當代研究者們也把目光投向了勃朗特家的愛爾蘭之根。
勃朗特故居的對岸是一片低窪的原野，有一條峽谷穿過，掩映在碧樹叢中是一條19世紀開通的小鐵路，把霍華斯鎮與倫敦、曼徹斯特等外部世界連接起來。1844 年，在姨媽的資助下，夏洛蒂和艾米莉登上蒸汽小火車，跨越大海，留學比利時，打開了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大門。這次旅行的第三天，我也登上了100多年前姐妹倆坐過的老式蒸汽小火車。離別之際，回望霍華斯的教堂、墓地、故居和荒野，我想起了簡·愛的話：
“真正的世界是廣闊的，有一個充滿希望和恐懼、感動和興奮的天地，正在等著有勇氣進去、冒著危險尋求人生真諦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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