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絲綢之路是眾多通向西方“絲綢之路”中歷史最為悠久的道路，作為連接歐亞大陸的通道，它的形成和發展與歐亞大陸上生活的草原民族密不可分。由於遊牧經濟的不穩定性，商貿交往和物質交換是生長於歐亞草原上不同民族賴以生存的重要方式，草原絲路的開通具有必然性。不同民族的文化、器物、宗教文字等都通過這條道路源源不斷的在東西方之間相互傳播。
古老的歐亞草原上曾生活著匈奴、突厥等強大的遊牧民族，並建立起橫跨蒙古高原與中亞地區疆域廣袤的遊牧政權。其中，回紇人曾在八世紀中期的漠北建立起幅員遼闊的回紇汗國，至此成為北方草原的新主人。回紇汗國存在的一百年多年時間裡控制著漠北草原地帶，並將勢力不斷向西擴展。安史之亂後是回紇汗國的大發展時期，回紇通過與中原王朝的絹馬貿易、和親朝貢等方法得到了唐朝提供的大量貴重絲綢。回紇汗國將這些絲綢通過草原絲綢之路售賣到西方，回紇汗國境內的草原絲綢之路日益興旺。
地處漠北的回紇汗國位於中西交通要道上，傳統西域絲綢之路受阻使得回紇汗國境內的草原絲路發揮了溝通東西的重要作用。溫暖溼潤的氣候也為絲綢的生產和草原絲綢之路的暢通提供了客觀上的條件。與唐的同盟關係有利於汗國政治的穩定，汗國的統治者採取了重用善於經商的粟特人、管理路網、設立驛站、與吐蕃爭奪西域保護商道等一系列的措施來維護汗國經濟的命脈草原絲綢之路。
中西方轉運貿易活動帶動了回紇汗國商業的繁榮，促進了漠北迴紇汗國的封建化進程，他們向著定居、半定居社會轉化。東西方文化在漠北的回紇汗國內交融發展，極大的豐富了回紇人的物質文化生活，在一定程度上還維護了與唐政權關係的穩定性。草原絲綢之路既是經濟貿易之路，又是文化交流之路，更是回紇汗國鞏固政治穩定的發展之路。回紇汗國為自身的利益，自覺主動承擔起守護草原絲路的重任，積極維護和發展草原絲綢之路。
史前草原絲路的雛形
草原絲路即草原絲綢之路，是指途經北方蒙古草原西行至中亞以西的線路，歐亞草原帶就是草原絲綢之路運行的主要地帶。
位於亞歐大陸上的草原是世界上最大的草原帶，東起中國的興安嶺地區，南緣為蒙古高原，從西伯利亞平原一直延伸到東歐平原，呈現出條帶狀的分佈特徵。歐亞大陸的中間地帶是遠離海洋的內陸地區，一系列高大山脈阻礙了水汽進入，歐亞大陸的中緯度地區形成了長度約為 8000 公里的草原地帶。狹長的歐亞草原帶基本橫跨了大陸東北部內陸的蒙古高原，向西延伸進入西伯利亞平原、哈薩克丘陵一直擴展到東歐平原。
整個歐亞草原分為三個大的區域，西部的黑海-哈薩克斯坦區、亞洲中部區以阿爾泰山、天山為中心的草原區域，東部為蒙古高原地區。歐亞草原帶的中部和東部基本上與我國北方草原地帶重合，自古以來就有不少遊牧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亞歐草原帶所經過的高大山地丘陵較少，草原地帶地勢和緩，便於交通行走，也是能夠形成交通路線的一個重要因素，對溝通東西方物質文化交流和世界歷史走向與發展都曾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草原絲綢之路也被稱為皮毛之路或者是茶葉之路，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草原絲綢之路上販賣的一些代表性商品，但時代的不同也具有差異性。草原絲綢之路由中原進入蒙古草原後主要有兩大路線，一是繼續北行可達貝加爾湖附近，由此折而向西穿越西伯利亞草原抵達東歐。或由蒙古高原的中心土拉河、鄂爾渾河流域向西，越杭愛山，沿阿爾泰山西行，再折向南進入天山山脈以北草原。沿天山北麓至伊犁河，過碎葉川、塔拉斯河，西行經錫爾河。沿河而下至鹹海，再渡烏拉爾河、伏爾加河，直至黑海北岸。從中國北方的蒙古草原出發，最終抵達歐亞草原帶東段上的東歐平原和多瑙河流域。
早在草原絲路形成前，歐亞大陸上的草原地帶就已經出現了貫穿東西方的路橋歐亞草原大通道。追溯到舊石器時代，這條遙遠的草原帶上就有著人類的活動，這條草原地帶就已經肩負起溝通東西方的重任。中國北方草原是歐亞草原通道的東南沿線，也與黃河孕育的中原文化相接壤，更是草原遊牧文明與中原農耕文明交流碰撞的典型地帶。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物質交流的基礎決定了中國北方草原能夠長期作為歐亞間物質交換的交通要道。
公元前兩千年世界進入了青銅時代，青銅器因其更容易保存的特質在歐亞大陸的不同地區被考古發掘，空間分佈廣泛。歐亞草原通道連接起了中國北方草原和東歐草原地帶，形成中西交通間的草原的路網。1960 年，考古工作者在內蒙古赤峰的夏家店進行發掘，夏家店上層文化中出土了眾多青銅武器、容器和工具。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有動物紋飾的青銅短劍，一些專門的牌飾上也有這樣捲曲的動物紋。類似的裝飾風格在歐亞草原其他地區也有廣泛的分佈，體現了中國北方草原文化與歐亞草原文化的共同性，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夏家店上層文化與歐亞草原的文化交往。
夏家店上層文化中的北方系青銅器以及其他的文化特徵不僅在內蒙古地區被發現，與歐亞草原地帶貝加爾地區以及黑海沿岸出土的文物在特徵上都有所交叉。外貝加爾地區的文化與夏家店上層文化在裝飾風格呈現趨同性，從武器、器具形態功能上更加相似，審美層面上更為貼近。隨著青銅文明的發展，這一時期“中國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區”的概念更加明確。
“歐亞草原歐洲部分與亞洲部分的交往路線在這一時期徹底打通，整個草原地區第一次構成了一個大的整體，各地出現的捲曲動物紋就是最好的證明”。歐亞大陸草原地帶在物質文化上具有互通性，生活於此的先民也保持著交往。歐亞草原交往的通暢為草原絲綢之路的開闢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的開端，以至於後世東西方人的商貿、文化交往都在這條道路上不斷延續著。
回紇汗國統治前北方草原絲路的基本狀況
經過了青銅文化的洗禮，遊牧經濟因素也在廣袤的草原上產生。遊牧存在著極大的不穩定性，草原遊牧民族需要通過適時的產品交換來維繫族群的生存生活，基本的活動範圍在長城沿線以北的草原地帶。
北方草原上出現了一個對歐亞大陸草原地帶產生深遠影響的遊牧民族，匈奴人。強盛時，他們控制了大漠南北，向西到達西域，更將勢力從北方草原延伸到了東歐地區，馳騁在歐亞草原上。公元前三世紀，在今內蒙古的陰山地區和黃河的河套流域，匈奴發展起來。“匈奴，其祖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繁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匈奴的統治中心在陰山一帶，並囤聚於此，主要依靠遊牧生活，製造弓箭武器，武力擴張。漢史中記載匈奴人“食畜肉、衣皮革、被氈毬”，由此可見畜牧業是他們最主要的經濟模式，牲畜是他們最主要的食物、衣物和生活用品來源。
西漢初期匈奴勢力相當強大，匈奴的南下給初生的西漢王朝帶來巨大威脅，西漢統治者只能採取求和方式以換取暫時的安定。主要措施就包括和親、互市、締結兄弟親屬關係、給予金錢這幾種形式。可以說，匈奴與漢王朝的交往模式成為了後世中原王朝與草原遊牧政權尋求和平交往的範本，也是草原絲綢之路正常運行的基礎。
開放“關市”是一項重要的經濟交往手段，主要內容就是允許雙方的人民在官方指定的邊境地區設置互市，用於商品交換和買賣。作為以遊牧為生的匈奴人，靠天吃飯的畜牧業無法完全滿足自給自足的需求，這就需要和以農耕為主的中原王朝進行物質交換獲取生活必需品的補充。匈奴生產大量的皮毛製品和蓄養的牲畜都作為他們貿易的主要產品，他們則從漢人手中換取糧食、絲織品、衣料、瓷器、金銀器等物品。
西漢前半期，匈奴將活動範圍從大漠南北擴大到西域地區，控制了中原與西域諸國和與中亞、西亞交往的交通路線。“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 ”，西域諸國在匈奴的統治之下。《史記》中提及:“(匈奴)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併為一家”。匈奴利用武力征服了西域諸國，自烏孫以西至安息，匈奴使者憑藉單于一紙證明，便可以在任何地區接受招待和自由取得所需馬匹，任何國家不敢違抗命令。《漢書》中提過罽賓國，“其民巧……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以及“自宛以西至安息國……善賈市,爭分銖”。當時西域和中西亞的不少國家都是商業貿易之國，依靠自身東西方走廊的優越地理位置把控東西商業。匈奴憑藉在西域的統治地位和力量，對西域國家進行壓榨，收取賦稅，也間接參與了西域與近東的商貿往來。在蒙古發掘的匈奴貴族墓葬諾顏山古墓中，就發現了希臘人織造的絲織品和刺繡畫，反映了匈奴與西方的交換關係和文化交流。匈奴在向西擴張的過程中也與西方社會加強聯繫，此時的歐亞大陸草原地帶也繼續發揮著歐亞大陸路橋的連接作用，陸上絲綢之路正在以綠洲和草原兩條路線並行。
匈奴被打敗後後分裂南北二部，逐漸式微。直到永元三年（91 年），北匈奴西遷，退出漠北入侵歐洲。北匈奴在南匈奴、丁零、鮮卑及西域諸國的圍攻下大規模西遷，越過阿爾泰山進入烏孫，通過康居最終抵達歐洲，所經西遷路線疏通並拓展了草原之路。
匈奴走後，鮮卑是草原上實力較強的一支，還曾入主中原建立王朝。十六國時期，北方不少割據政權都是由塞外“胡人”建立的，他們離開草原，南下中原，漢化程度非常深。在四至五世紀逐漸形成了一條以北魏都城平城為中心，西接伊吾，東至遼東的貫通中國北方草原地帶的東西國際交通路線，在東面還與日本、朝鮮連接。
公元五到六世紀，北方草原迎來了新的霸主突厥人。他們生活在大漠南北、貝加爾湖以西，中亞以東的廣大區域。公元四世紀左右，北方草原上游牧著很多民族，其中柔然是當時非常強大的一支，與北魏政權對抗。根據史書記載，突厥人是替柔然人冶煉鐵的鍛奴。柔然內部的鬥爭極大的削弱了實力，被奴役的其他部落也不斷反抗，最終柔然汗國被突厥人所滅。
突厥人滅亡了柔然汗國，並建立了“西破挹怛( 即嚈噠) ，東走契丹，北方戎狄悉歸之，抗衡中夏。後與西魏師入侵東魏，至於太原”的國家。突厥控制的疆域遼闊，“東極東胡舊境，西盡烏孫之地”。突厥統治範圍東至遼河流域，西部已到達裡海附近，南緣是蒙古高原的大漠，北達貝加爾湖，跨越歐亞草原地帶的大部分地區，佔據歐亞草原通道的主要地帶，是地處歐亞大陸中央區域的草原遊牧帝國。
公元六世紀中後期是突厥最為強盛的時期，利用中原北周北齊政權相互鬥爭而坐收漁翁之利。為獲取突厥的支持，北周和北齊都採取積極的和親政策。北齊“亦傾府藏以給之”。北周答應，“
朝廷既與之和親，歲給繒絮棉彩十萬段”。北齊、北周為籠絡突厥贈與數額巨大的絲織品。
絲織品除了給貴族享受之外，絕大多數都被突厥人運送到中亞、波斯地區，售賣給羅馬人，獲取了豐厚的回報。絲綢貿易已經成為突厥重要的收益，他們需要通過“絲綢之路”將其販運到西方世界。南北朝時期，中國北方大亂，各割據政權相互傾軋，戰爭頻發，出河西進西域的路線深受阻礙，絲綢的價格一路走高，誰能控制這條通往西方的絲綢貿易之路就意味著獨霸鉅額的商業利益。
突厥佔領著阿爾泰山以西的中亞草原地區和蒙古高原等地，塔里木盆地內的西域諸國都在突厥的統治之下。嚈噠是突厥在西域最大的競爭對手，薩珊王朝聯合突厥人滅亡了分庭抗禮的嚈噠並瓜分了嚈噠故地，波斯與突厥以阿姆河為界。波斯與突厥因絲綢銷售利益產生摩擦，突厥想將從中原得到絲綢越過波斯商人直接銷售到拜占庭帝國。波斯人不想把對拜占庭的銷售權拱手讓出和突厥衝突升級，關係惡化。突厥改換策略，通過粟特商人與拜占庭交好，粟特商人轉賣直接開闢了由突厥出發，不經過波斯到達拜占庭的路線。大致是從今天的伊塞克湖地區或費爾幹納盆地，沿著錫爾河西向，再西行至裡海的北岸，在伏爾加河下游渡河；然後南下，越過高加索山，從其南坡進入位於小亞細亞的拜占庭帝國的一條線路，即草原路線。
匈奴時期草原絲綢之路並不十分明確，突厥人則是通過草原絲綢之路與拜占庭帝國直接交往，可以說是進一步明確了草原絲綢之路的路線，擴大了“陸上絲綢之路”的範圍。突厥時期的草原絲路的路線並非只有唯一的一條，越過蔥嶺的草原絲路一條沿著錫爾河西行，經鹹海北岸；另一條則循阿姆河去君士坦丁堡。這條路的東端與途經西域的隋朝北部草原絲路相連。草原絲綢之路讓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在獲取中原的大量絲綢後不用再與其他中間國家進行瓜分交易，絲綢可以更快到達拜占庭甚至更遠的西歐，誰控制了草原絲綢之路就意味著絲綢貿易的壟斷。
隋朝時的突厥已經不再像南北朝時期憑藉對中原王朝的絕對優勢而免費獲取絲織品，但隋王朝對東突厥也採取了和親、互市、回賜這樣的手段進行拉攏。“大業三年（607 年）四月，煬帝幸榆林，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兩千段”。“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啟民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東突厥與隋朝和親，在朝見時主動獻馬，隋朝以大量的絲織品作為回賜，東突厥就依靠著這些絲綢和西方交易。傳統的西域絲綢之路因河隴地區戰亂被破壞，突厥汗國管轄下的北方草原絲綢之路卻日益興盛。隋朝初年，東西突厥分裂，汗國內部的部落也時常發生權力鬥爭。草原上的統治力量極不穩定，草原絲綢之路在這一時期逐漸走向衰落。隋朝在懷柔東突厥時重新經略西域，曾經因戰亂不通的西域絲綢之路又開始煥發生機。但經隋一朝時間太過短暫，到了大業末年，天下群雄揭竿而起，國家重新陷入混戰，陸上絲綢之路又受到多重阻礙。
吐谷渾多次侵擾河隴地區，隋煬帝繼位後，重新打通前往西域通道。“
吐谷渾易可吞併。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從徵吐谷渾，祥率眾從間道擊虜，破之，俘男女千餘口”，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通往西域的阻力。隋末亂世給了吐谷渾死灰復燃的機會，造成“西道梗澀”的境況。唐朝初年，唐王朝將公主許婚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東突厥的頡利可汗曾說過：“若迎唐公主，必假我道，我且留之”。可見當時途經河隴的西域絲綢之路再次受阻，前往西方，需要經過東突厥政權統治之下的草原絲綢之路，草原絲路再次承擔起溝通東西的重任。初唐時期，突厥勢力時常進犯北方。此時的突厥外部雖是“控弦百餘萬，北狄之盛，未之有也”，但內部矛盾重重。頡利可汗連年的征戰使得各部族苦不堪言，沉重的苛捐雜稅和橫徵暴斂讓其他部落的離心力越來越強，“由是下不堪命，內外多叛之”，薛延陀，回紇、僕固等十餘部落脫離突厥。貞觀三年（629 年），李世民聯合薛延陀發起反擊，大敗東突厥，北方草原上強盛一時的東突厥政權滅亡。唐太宗扶植薛延陀制衡東突厥，也扶持回紇、僕固、拔野古等部族與其相互制衡，防止薛延陀一家獨大。唐王朝實力日益雄厚，北方草原上的回紇部也愈加發展壯大。貞觀二十年（646 年），回紇趁薛延陀內亂之際，聯合唐朝和其他部消滅薛延陀政權，佔領薛延陀的勢力範圍。回紇稱霸漠北諸部，絕大部分的漠北鐵勒部落加入回紇部落聯盟，疆域範圍廣闊。漠北各部名義上也都服從唐中央管轄，回紇對唐朝的依附增強，臣屬態度更加明確。回紇等部要求修建一條“參天可汗道”，“
所以通北荒，號為參天可汗道，俾通貢焉，以貂皮充賦稅”。“參天可汗道”不僅僅帶有臣屬的政治意義，也具有深遠的經濟意義，它是一條中原王朝與北方草原的商品交流通道，大量的中原物產從回紇境內的草原絲綢之路售賣到西方，這也是草原絲綢之路里一條重要的路線。永淳元年（公元 682 年），東突厥汗國復國，竭力向北部擴展勢力。“則天時，突厥強盛，鐵勒諸部在漠北者漸為所並。回紇，契苾、思結、渾部徙於甘涼二州之地”，草原上的政局混亂，草原絲綢之路在這一階段發展較為困難。唐朝北疆受到嚴重威脅，為防止東突厥南下，張仁願在黃河以北修築三受降城防禦體系。三受降城除了防禦的需要，也成為中原王朝與北方遊牧政權開展互市的場所。武則天當政以來，唐朝馬政廢弛，耗損也十分嚴重，自玄宗繼位以後力圖解決馬政問題。開元十五年(727 年），東突厥可汗遣使獻馬，雙方關係緩和，“仍許於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之所，每年齎縑帛數十萬匹就邊以遺之”。唐以金帛換取突厥良馬，在河東隴右等地放牧。天寶之後唐朝馬政繁盛，突厥也利用從唐朝換取的絲織品保證了草原絲路上東西方絲綢貿易的正常運行。
回紇汗國時期從中原出發至回紇牙帳的草原絲路要經中受降城入回紇道，或是“使者出天德右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至回鶻牙帳”經過西受降城入回紇，三受降城也對回紇至中原的交通線路起到了保護和供給作用，為草原絲路的通暢起到積極作用。
回紇等鐵勒諸部曾主動赴長安求見唐太宗意圖構建中原與北方草原的密集聯繫，開通參天可汗道。在此後的一百多年裡，回紇部從唐朝在北方草原上的羈縻政權逐步發展成為北方草原的控制者、歐亞草原地帶上的商業強國——回紇汗國。
正是因為回紇汗國在中國北方草原的建立，使得唐王朝與北方草原遊牧民族開啟了長期穩定和諧的關係，為草原絲綢之路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質環境基礎。在安史之亂特殊的歷史機遇和歷史環境下，回紇汗國利用其自身的地緣優勢主動承擔起草原絲路的擴展與維護任務，並在八、九世紀形成草原絲綢之路發展的高峰，使得歐亞草原之間的草原路網輻射的範圍更大，更加通暢，東西方的物質文化交流更加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