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20日，德國著名的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就任弗賴堡大學校長。5月27日，德國的大學節，海德格爾發表了轟動一時的就職演說一一《德國大學的自我確認》，由此開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儘管不久之後，海德格爾就離開了動盪不安的政治旋渦，重新回到自己平靜的課堂。但是，歷史畢竟不能改寫，這篇短短的講演似乎註定要使海德格爾成為一個爭議的焦點。
顧名思義，這篇題為《德國大學的自我確認》的講演，當然首先討論德國大學的問題。當然事實並不只是那麼簡單。因為德國大學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是同德國作為一個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的歷史和命運息息相關。眾所周知，德國很晚才完成自己的政治統一。19世紀初，當德國的近鄰英國和法國早已成為強大而統一的現代國家時，德國還處在四分五裂的政治動盪之中。出於對這種政治現實的絕望，當時最優秀的德國文化人首先把統一的希望寄託於德國文化。他們相信，即使德國暫時不能成為一個統一的政治民族，也能首先成為一個優秀的文化民族，而文化的統一多少能夠反過來促進政治的統一。正是在“文化救國”和“教育救國”理想的鼓舞下，洪堡在1809年創立了柏林大學，黑格爾和其他文化人也獻身於大學教育，他們共同的希望就是在政治之外通過大學教育來改造民族，把德國人“教化”成為完善的自由人。
但是，德國文化人的美好願望並沒有實現。完成德國政治統一的力量並不是文化和教育，而是“鐵血宰相”稗斯麥的武力。隨著德國政治制度的建立和經濟的高速發展，德國大學的地位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洪堡等人當初的教育理念逐漸讓位於“經濟發展”的需要，越來越多的大學逐漸變成職業培訓學校。即使少數大學仍然堅持所謂的“學術自由”，對抗大學的市場化潮流，但卻走到了另一個極端，變成了與政治無關的“為學術而學術”。從前一方面說，大學教育的目標不再是培養自由人，而是生產整齊劃一的行政管理或工商管理人才;從後一方面說，大學的學術研究已經不是為了用精神和思想領導和教育人民，而是成為一個自我生產和自我封閉的僵死體系。一旦大學不再能夠在思想上佔據領導和中心地位，而是聽命於一種狹隘的政治功利主義和經濟實用主義，那麼，德國的政治和文化就必然走上互不相干的畸形發展道路:失去文化領導的政治越來越墮落為狹隘的政治市儈，而不能紮根於政治的文化也逐漸成為僵死的知識教條。最終的結果是，德國既不能成為一個成熟的政治民族，也不能成為一個優秀的文化民族，更遑論同時成為這兩者。一次大戰和魏瑪德國的失敗，說到底就是德國大學與高等教育的全面失敗。
不可否認，海德格爾的講演正是對這一百年德國大學歷史的全面反省。他之所以強調“德國大學的自我確認”，正是為了從根本上恢復“大學自治”的古老傳統。所以在講演的一開始，海德格爾就重新確立了大學“自治”的原則:“讓我們自己擔當起使命，讓我們自己決定實現使命的道路與方法，以使我們自己成為我們應當所是之人。”所謂的大學“自治”意味著，大學不僅應該獨立於政治，而且更應該反過來領導政治，因為大學的目的就是“從科學出發、並通過科學來教育和培養德國民族命運的領導者和護衛者”。對於德國大學來說，所謂的科學、學術或知識仍然非常重要，但是科學不是一個與政治無關的自足世界，不是“為科學而科學”，而是關係到德國民族的命運，因為“追求德國大學本質的意志就是追求科學的意志，就是追求德國民族歷史精神使命的意志，因為這個民族正是通過自己的國家認識自己”。通過強調德國大學的這一“自我確認”，海德格爾暗示了貫穿整個講演的核心問題:知識與命運的關係。
一旦把大學的本質歸結為“追求科學的本質”，一旦涉及到科學與命運的複雜關係，那麼海德格爾的視野就遠遠超出了短短一百年的德國曆史，而是延伸到兩千五百年的西方文明歷史;德國大學不僅事關“德國民族歷史的精神使命”，更是事關西方文明的命運本身。因為，科學作為西方的本質規定從一開始就決定了西方的命運。
西方文明的開端就是希臘哲學的突然出現。正是在這個開端，希臘人第一次洞察了存在的真理一切生成都是消逝，一切永恆都是無常，一切確定性都是不確定性，一切根基都是深淵;一句話，存在就是命運。海德格爾借埃斯庫羅斯的悲劇主人公普羅米修斯之口道破天機:“知識遠不如命運更有力量。”希臘人雖然知道知識在命運面前無能為力，但在對命運的追問和反抗之中，卻把自己的意志昇華為知識和真理，創造出城邦和精神的世界。就這一點來說，“一切科學都是哲學—不管科學知道與否，也不管科學願意與否。”一切具體的知識或科學必須回到這個開端，並從這個開端獲得力量。
海德格爾試圖向我們表明，希臘人所說的知識或科學同現代人的理解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科學在希臘人那裡絕對不是一種為“沉思而沉思”的理論，而是一種實踐或“實現”，一種“想要接近如其所是的存在者並受其逼迫的激情”。因為理論說到底也是實踐，並且是最高的實踐。通過這種實踐，希臘人在對命運的叩問中服從了命運的召喚。因此，科學對希臘人絕對不是所謂的“文化財富”，而是“民族整體存在的最內在核心”。
但是西方文明的開端就是其終結的開始。希臘人對存在或命運的最初追問，很快變成了一套現成的答案，不管它是柏拉圖的理念還是亞里士多德的形式，不管是基督教的上帝還是現代的主體。一旦追問變成了答案，存在的無限深淵就被掩蓋，命運就被虛假的知識所征服。當西方文明耗盡了開端的一切力量、窮盡了開端的一切可能性之後，一個極度貧乏、沒有任何精神的時代終於到來了。在海德格爾看來，這就是尼采所預言的“上帝之死”，一個徹底的虛無主義時代:“西方的精神力量已經衰亡，西方本身也開始分崩離析;這個垂死的虛假文明也已坍塌，使所有的力量都墮人混亂並且在瘋狂中窒息。”
海德格爾相信，德國大學的使命不僅是拯救德國，更是要拯救西方文明本身。
儘管希臘的哲學開端已經過去了2500年，但是海德格爾認為，開端並沒有結束，而是仍然存在，因為“開端並非作為遙遠的過去處在我們身後，而是站在我們的面前。開端作為偉大事物預先超越了所有將來之事，因此也預先超越了我們自己;開端已經闖人我們的未來，它站在那裡，遙遙地主宰我們，命令我們重新把握它的偉大”。海德格爾堅信，這是一個全新的開端，一個同樣蘊涵著無限可能和力量的開端;正如西方文明的第一個開端來自希臘，這個全新的開端則來自德國。問題是，德國是否願意追問這個新開端，擔負起這一新開端的命運。所以這裡的決定性的因素仍然是科學。
如果說德國大學的本質就然是科學，如果科學必須從對命運的追問中獲得力量，那麼，科學就必須回到這個新的開端:“科學在追問和敞開中堅守存在整體的不確定性或命運，正是這種意義的科學成為一個民族真正的精神世界。”正如2500年前希臘人通過科學創造了自己的精神世界，2500年後德國人也可以而且必須通過科學創造出自己的精神世界。因為，“精神是以命定和認識的方式對存在的本質進行決定，所以它是捍衛一個民族的大地和鮮血力量的權力，是一個民族存在的權力。只有它才能保證一個民族的偉大。”這些帶有政治蠱惑力的話語無非是要說明:德國大學的“自我確認”取決於科學，而科學則是命運的追間和決斷，並且在決斷中創造德國民族的精神世界。
海德格爾繞了一個大圈，又回到演講的起點。現在，海德格爾根據大學的“自我確認”和“自治”原則，對大學進行徹底的改造。首先，德國大學必須培養學生的三項義務:“勞動服務”、“國防服務”和“知識服務”——“勞動服務”通過勞動使學生培養同其他社會階層同甘苦、共患難的共同責任感，“國防服務”使學生時刻準備戰鬥，捍衛德國民族的榮譽和天命，“知識服務”使學生同德國民族的精神使命聯結在一起。當然，這三項義務“同等原初”、處在“相同的等級”，而且“只有當勞動、國防和知識三種服務從，開始就凝聚為一種創造睦的力量時，德國大學才能獲得自己的形式和權力”。其次，海德格爾尤其強調，大學的“知識服務”不是要把大學變成職業培訓學校，而是要為整個民族培養精神領導者和護衛者。最後，大學的所有系科和學科必須拋棄陳舊的條條框框，紮根於真正的“科學”原則，並且服從科學的領導。
一個閱讀過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與其他文字的人，一定會對這篇講演的風格感到吃驚。這位一貫鄙視非本真的常人世界的哲學家，如今開始作出決斷，通過行動把自己的同胞從非本真的黑暗中引向本真的光明。毫無疑問，儘管海德格爾一再聲稱返回前蘇格拉底的哲學，但他的這篇講演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蘇格拉底式行動，正如《理想國》中的哲學決定返回黑暗的洞穴去解救自己的同胞。海德格爾希望通過大學的改造，在精神上領導並提升這場已經到來的德國政治運動，最終重新確立哲學對政治的古老統治地位。所以，毫不奇怪的是，這篇講演引用了《理想國》中的一句話作為結束:“一切偉大的事物都處在暴風雨之中。”
海德格爾的講演確實是一場“暴風雨”，在弗賴堡大學激起了強烈的反響和爭議。一方面，他那帶有烏托邦色彩的大學革命幾乎受到大多數教授的抵制。另一方面，國家社會主義領導人也在講演中聽出了海德格爾的“弦外之音”，但他們從來沒覺得自己需要在精神上被領導，因為誠如海德格爾所言，這場運動本身就包含著內在的真理。一年之後，在教授的激烈反對和上層的默許中，海德格爾黯然辭去了大學校長之職。
但是，歷史並沒有放過這位偉大的哲學家。就在海德格爾發表了這篇講演不久，他曾經的忠誠弟子、猶太思想史家卡爾•勒維特就毫不留情地譏諷自己的老師:“這篇把納粹的花言巧語與古典哲學的語言交織起來的文章是如此地異乎尋常，以至於最終聽眾懷疑自己是應該開始讀一讀前蘇格拉底哲學，還是應該加入納粹衝鋒隊”。
二戰以後，在戰後西方世界對納粹德國的思想“清算”中，無論在英語世界，還是在自己的祖國，批判海德格爾都成為一種時尚，而這篇講演則一次又一次地充當了批判的靶子。譬如，法國的法里亞斯和德國的奧托之類的無聊文人挖空心思地證明，這篇講演就是一個赤裸裸地擁護納粹的宣言，而英美世界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和“社會良心家”更是懷著高高在上的“政治正確”優越感，不遺餘力地炮製各種誅心之論，恨不得利用這個“汙點”把這位海德格爾一勞永逸地釘上歷史的“恥辱柱”。
但是，海德格爾不是政客，而是思考人類命運的偉大哲學家。儘管這篇講演確實打上了具體的時代烙印，但它畢竟不是一篇單純的政治宣傳，而是一個哲學家對民族前途和政治命運
的深刻思考。政客必須為自己的立場辯護，但哲學家卻從來不需要為自己的哲學辯護。我們可以在政治上打倒一位哲學家，但不可能打倒哲學家所提出的問題。
70年後的今天，儘管海德格爾所期望的新開端仍然遙遙無期，但他所預言的技術時代倒是真正地到來了。這個技術時代把所有的民族都卷人所謂的“全球化”洪流，一切傳統都己經死亡，一切神靈都己經隱退，所有的民族都面臨徹底的精神貧乏和虛無主義的命運。大學並沒有擔當起創造精神世界的天命，而是越來越成為海德格爾所鄙棄的“職業培訓學校”和“知識加工廠”。在這樣一個時代，當我們重新談起70年前海德格爾的這篇講演時，所謂的“政治正確”優越感又有什麼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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