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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元時期隨著航海實踐的空前發展，海洋地理空間認知中“九州—四海”的“天下”格局的知識框架逐步被航海實踐突破和“遺忘”，在海洋地理認知上抽象的“海”向具象的“洋”的轉變，海洋被以多種方式劃分和命名為不同的“洋”。宋元對“洋”的劃分和命名仍表現為區域性知識，但其基於航海實踐的知識生成路徑奠定了不同朝代、不同國家形成共同海洋知識和海洋觀念的邏輯基礎。在中國接受和融入世界共同海洋知識和海洋觀念的過程中，宋元海洋實踐的空前發展開啟了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新階段。
關鍵詞：宋元；洋；海洋知識；轉折
作者：黃純豔，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 200241）。
目
錄
一、對“海”認知的衍變
二、“東海”諸“洋”
三、“南海”諸“洋”
四、“海”“洋”認知與海洋知識路徑生成路徑衍變
五、結 論
唐代嚴厲禁止本國民眾經商等出境活動，所謂比較開明的對外政策只是向外國人開放，沒有邁出允許本國民眾外出的關鍵一步，與此不同，宋元不僅鼓勵外國人來華，也允許和鼓勵本國民眾出海，海洋實踐空前發展，海洋知識空前增長，對海洋地理的認知從模糊的想象世界變為真切具體的現實空間，在知識和觀念上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為明清海洋知識發展，乃至應對全球化帶來的知識和觀念衝擊、交融奠定了重要基礎。相關的研究討論了宋元海洋知識、中國古代海域命名、明清南海東西洋、七洲洋等問題，在海洋知識和觀念發展史上，宋元是重大變化和承上啟下的時期，需要從整體視野更好地認識和總結，本文擬從這一角度對宋元時期海洋地理空間認知中的‘海’與‘洋’的認識作一討論。
一、對“海”認知的衍變
宋元時期，“九州—四海”的天下觀念仍然是官方和士人認識海洋的重要知識框架。天下的結構是“外際乎天，內包乎地，三旁無垠，而下無底者，大瀛海也”。海圍繞於九州為中心的陸地四周，構成“天下”。國家通過冊封和祭祀四海神，倡導和維護“九州—四海”的天下觀念。宋代，海神封號由宋太祖朝所封兩字，宋仁宗康定元年加為四字，東、南、西、北四海神分別封為淵聖廣德王、洪聖廣利王、通聖廣潤王、衝聖廣澤王。在宋人海洋活動日益頻繁的東海和南海二海的海神不斷因“聖蹟”獲得加封。宋高宗建炎四年東海神封號已加封至八字，為助順佑聖淵德顯靈王（乾道五年改助順孚聖廣德威濟王）。紹興七年南海神亦加封至八字，為洪聖廣利昭順威顯王。北宋設東海神本廟於渤海灣中的萊州，於立春日祀東海神於萊州，設南海神本廟於廣州，於立夏日祀南海神於廣州。西海神和北海神祭祀則實行望祭，立秋日於河中府河瀆廟望祭西海神，立冬祀於孟州濟瀆廟望祭北海神。顯示宋朝皇帝對包括四海在內的“天下”的絕對統治權，“天子之命，非但行於明也，亦行乎幽。朝廷之事，非但百官受職也，百神亦受其職”。
蒙古入主中原後，也把祭祀四海神作為國家祭祀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蒙古滅南宋以前的至元三年（1266）正式“定歲祀嶽、鎮、海、瀆之制”，祭東海於萊州界，對南海、西海和北海神則分別於萊州、河中府和登州望祭。滅亡南宋後，罷南海神望祭，在廣州祭祀南海神，於河瀆附祭西海神，濟瀆廟附祭北海神。元朝對四海神重新冊封，從二字王爵逐步加封到四字王，東海神為廣德靈會王，南海神為廣利靈孚王，西海神為廣潤靈通王，北海神為廣澤靈佑王。目的同樣是顯示皇帝絕對擁有“九州—四海”的天下，即“嶽、瀆、四海皆在封宇之內”。
士人仍以“四海”觀念解釋海洋。南宋為了與金朝爭奪正統，在明州設東海神祭祀本廟，並解釋其法理性，認為北起渤海，南到福建的海域即為東海。設立東海神本廟於萊州即說明自渤海起即為東海，直到“通、泰、明、越、溫、臺、泉、福，皆東海分界也”。把這一片海域稱為東海，使得東海神本廟南移是合理的。在這一解說下，宋人認為廣東路及其以南海域則通為南海。宋人稱三佛齊的位置“在南海之中，諸蕃水道之要衝也。東自闍婆諸國，西自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即東自闍婆，西自大食所來的海路都是以三佛齊為中心的南海範圍。
元代張翥為《島夷志略》所作序中認為汪大淵的記載證實了鄒衍之說，即“九海環大瀛海，而中國曰赤縣神州，其外為州者復九，有裨海環之”。他說，對鄒衍之說，“人多疑其荒唐誕誇，況當時外徼未通於中國，將何以徵驗其言哉。漢唐而後於諸島夷力所可到，利所可到，班班史傳，固有其名矣。然考於見聞，多襲舊書，未有身遊目識而能詳記其實者，猶未盡徵之也”，而汪大淵“非其親見不書，則信乎其可徵也”的見聞“由有可觀，則鄒衍皆不誕焉”。吳鑑為該書所做的序也闡述了“九州—四海”的天下觀念，證明其即“中國—四夷”的華夷秩序：“中國之外，四州維海，之外夷國以萬計。唯北海以風惡不可入，東、西、南數千萬裡皆得梯航以達其道路，象胥以譯其語言。惟有聖人在乎位，則相率而效朝貢，通互市，雖天際窮髮不毛之地無不可通之理焉。”“惟中國文明，則得其正氣。環海於外，氣偏於物，而寒燠殊候，材質異賦，固其理也。”張翥承襲理學，“以詩文知名一時”，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吳鑑則是受命編修《清源續志》，因泉州為重要外貿港，“故附錄（汪大淵之書）《清源續志》之後。不惟使後之圖王會者有足徵，亦以見國家之懷柔百蠻，蓋此道也”。他們以官方立場解讀汪大淵的記載，證明華夷天下的秩序和格局。而且元人與宋人一樣為東海和南海勾畫了邊際，即所謂“海水終洩於尾閭”。認為爪哇即接近於“近尾閭之所洩”，“蕞爾爪哇之小邦，介乎尾閭之大壑”。
但是，在宋元時期即使是士大夫，也有人提出了對“四海”真實性的質疑。已有文指出，唐代在同州祭西海神，在洛州祭北海神，即說明西海與北海不在封宇之內，但尚未有人明確質疑其實際存在，宋人已有人對西海和北海的虛實提出了明確質疑。洪邁指出不存在所謂西海：“北至於青、滄，則雲北海。南至於交、廣，則雲南海。東漸吳、越，則雲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實際上，按其所言“北至於青、滄，則雲北海”，則北海也無實指的海域。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慄說“國家駐蹕東南，東海、南海實在封域之內”，“其西、北海遠在夷貊，獨即方州行二時望祭之禮”，實際也就是說，東海、南海在宋朝封域之內，而並無西海和北海。元代更明確地提出了疑問：“海於天地間為物最巨，幅員萬里，東、南、北皆距海而止，惟西海未有考。或以瀚海、青海當之，是與？否與？”“ 海之環旋，東、西、南、北相通也。而西海、北海人所不見，何也？”時人的解釋是“西北地高，或踞高窺下，則見極深之壑，如井沉沉然，蓋海雲。東南地卑，海水旁溢，不啻萬有餘里”，又稱“乾始西北，坤盡東南，故天下之山其本皆起於西北之崑崙，猶乾之始於西北也。天下之水其流皆歸於東南之尾閭，猶坤之盡於東南也”。似乎從根本上解釋了西、北二海不可能實有，但同時也動搖了“四海”的觀念。
另一方面，航海者並不關注“東海”或“南海”整體概念，更不以其實踐為“四海”作解說。他們關注的是航海所及的各國、各地的地理方位、航路、航程、物產、市場等信息。宋人已經對“東海”和“南海”海域的諸國和島嶼地理方位有了基本符合實際的認知，《 島夷志略》所反映的元代地理認知也是如此。宋元對日本、高麗、東南亞等地的海上航線有明確認知和記載。宋神宗朝，日僧成尋搭福建商人海船來華，記錄了日本經高麗耽羅，到明州的航路和海情。徐兢隨使團出使高麗，著《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謹列夫神舟所經島洲、苫、嶼而為之圖”，記載了明州到高麗禮成港間四十餘個海中山島、海域組成的航路。往來高麗的商人“能道其山川形勢、道里遠近”，“圖海道”，畫出海上航路圖。
宋元對南海航路的記載也十分清晰。《武經總要》載：廣州航路自廣州“東南海路四百里至屯門山……從屯門山用東風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又三日至不勞山（在環州國界）”。屯門山在珠江口東側。自北而來的東北季風在廣東沿海循岸而為東風。自屯門乘東風向西南方向航行，到九乳螺州、占城國（即環州）。自屯門西南行的具體路線《萍洲可談》有所補充：“廣州自小海至溽洲七百里，溽洲有望舶巡檢司……過溽洲則滄溟矣。商船去時至溽洲少需以訣，然後解去，謂之放洋”。小海即廣州市舶港：“廣州市舶亭枕水……其下謂之小海。”
泉州往東南亞地區的航路在七洲洋與廣州航路重合，“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自泉州便可出洋，迤邐過七洲洋，舟中測水約有七十餘丈，若經崑崙、沙漠、蛇、龍、烏豬等洋”。宋人記載往闍婆國“於泉州為丙巳方，率以冬月發船，蓋借北風之便，順風晝夜行，月餘可到。”是沿著丙巳針方向晝夜直航。元軍徵爪哇，從泉州出發，“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東董西董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橄欖嶼，假裡馬答、勾闌等山”。從東南亞海域到廣州和泉州也是在七洲洋分路：“三佛齊之來也，正北行舟，歷上下竺與交洋，乃至中國之境。其欲至廣者入自屯門，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門。”即過交趾洋後（應是進入七洲洋）廣州航線和泉州航線出現分野，一往廣州屯門，一往泉州甲子門。
溫州往東南亞的航路與泉州重合，“自溫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針，過崑崙洋入（真臘國）港”。溫州航路自泉州外洋後應與泉州航路重合。即泉州—七洲洋—交趾洋—崑崙洋。溫州到真臘先行丁未針，即西南17.5度方向，過占城後行坤申針，即西南47.5度方向。在上述主要航路還連接著各個國家和島嶼的航線，此不一一枚舉。
宋元對南海和東海海域的水情和航行狀況也有更深入的認識。如對南海之中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島等，宋人有初步的認識，周去非還稱“傳聞東大洋海有長砂石塘數萬裡，尾閭所洩，淪入九幽”。趙汝適和祝穆也有簡略的記載，稱海南島“東則千里長沙、萬里石塘，上下渺茫，千里一色”。元代《島夷志略》則清楚地記載了萬里石塘範圍及其對航海的影響，稱“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邐如長蛇，橫亙海中。越海諸國俗雲萬里石塘。以餘推之，豈止萬里而已哉。舶由玳嶼門掛四帆，乘風破浪，海上若飛，至西洋或百日之外。以一日一夜行百里計之，萬里曾不足。故源其地脈歷歷可考。一脈至爪哇，一脈至勃泥及古裡地悶，一脈至西洋，極崑崙之地……觀夫海洋泛無涯涘，中匿石塘，孰得而明之。避之則吉，遇之則兇。故子午針人之命脈所繫，苟非舟子之精明，能不覆且溺矣”。宋元時期對北起東沙群島，南到南沙群島廣大範圍內的島礁有比較清晰的瞭解。元代所說的“萬里石塘”是指包括今西沙、中沙、東沙和南沙諸群島在內的南海，已經開始將南海諸島區分為四個島群。島礁區域成為航行的危險禁區。元朝往東南亞諸國的航線必須避開這一區域。這也成為元代東、西洋劃分的重要標識。
宋元在航海實踐構建海洋地理空間不是抽象模糊的“四海”，而是若干無形的航路和有形且方位基本明確的國家、島嶼構成的世界。元代曾發兵徵爪哇，出兵凡二萬，“發舟千艘，給糧一年、鈔四萬錠”。而兩徵日本，出兵逾十萬，規模更大於徵爪哇。如此大規模的海上軍事行動，軍隊的航程、補給等需要精心計劃，前提就是對“東海”和“南海”海域空間，各國方位、航路等知識的詳細掌握和海洋地理空間的明確認識。在鄭和下西洋以前，元代已經顯示了組織大規模航海的能力和知識條件。
二、“東海”諸“洋”
漢唐雖然也已經記載了中國到東南亞乃至以西的航路，但是其航路主要是由中南半島沿岸標識構成。該時期有深海航行的事實，尚未見明確的航路記載和具體海域的劃分。宋代明確提出了“東海”和“南海”的地理分界，即福建路海域及其以北為“東海”，廣東路海域及其以南以西為“南海”，並將“東海”和“南海”劃分出若干小的海域，這些海域名稱主要以“洋”冠之，也有稱“某某海”者。此“海”等同於“東海”“南海”中小海域的“洋”。元代亦如此。
宋代“東海”範圍從福建路、兩浙路到京東路劃分了數十個“洋”。福建本地民眾及地方官員從福建的角度，將福建以北的兩浙路海域稱為“北洋”，福建以南的廣東路海域稱為“南洋”。真德秀曾說海賊王子清部“目今竄入北洋，泉、漳一帶盜賊屏息，番舶通行”；“比者溫、明之寇來自北洋，所至剽奪，重為民旅之害”；“向去南風，賊船必迴向北洋”。就是稱福州以北入溫州的海域為北洋。泉州沿海自北至南設置、晉江石湖寨、惠安小兜寨、泉州寶林寨、泉州圍頭寨四個軍寨，其中“小兜寨取城八十里，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為控扼之所”，圍頭寨“正闞大海，南、北洋舟船往來必泊之地”，“尋常客船賊船自南、北洋經過者無不於此稍泊”。“自南洋海道入州界，烈嶼首為控扼之所，圍頭次之”。自北洋來即從兩浙路海域進入福建，從南洋來則指從廣東路海域進入福建。福建以東的海域被稱為“東洋”。永寧寨“闞臨大海，直望東洋”。法石寨的防禦範圍包括東洋，即“自岱嶼門內外直至東洋，法石主之”。上述南洋、北洋、東洋是概指某方向的海域，範圍尚不十分明確。
福建沿海海域還有其他被命名的洋。泉州沿海有賴巫洋。泉州海防水軍曾“使兵船出賴巫洋，探伺至洋心，偶見一䑸船隻從東洋使入內”。可見賴巫洋在泉州和東洋之間。泉州圍頭一帶海域稱為圍頭洋，即“本州海界圍頭洋”。漳州近海有沙淘洋，“賊船一十四隻望風奔遁至漳州沙淘洋”。該洋在漳浦縣海域，福建水軍“逐賊至漳浦境內沙淘洋，敗之”。福州沿海有西洋，具體位置在連江縣沿海，即“連江縣海名西洋，管連江、羅源海道”，“西洋在巨海中，四顧驚濤莫知畔岸，自廉山駕舟兩潮始達，風或逆，旬月莫至”。
宋代兩浙路溫州及其以北海域被福建人泛稱為“北洋”。元人也泛稱浙江到山東海岸以東的海洋為“東洋”。朱名世隨海運漕船自海鹽縣到直沽，有“東洋”詩：“東溟雲氣接蓬萊，徐福樓船此際開”。兩浙海域被稱洋的海域頗多。台州與溫州交界處有大閭洋。元軍征討在浙東沿海活動的方國珍部，元將孛羅帖木兒“先期至大閭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 明史》載，大閭洋在臺州府太平縣，與溫州交界，“東南濱海，曰大閭洋”。台州寧海縣有牛頭洋、五嶼洋，該縣境“東南二百五十里牛頭洋入臨海縣”，“自縣東便風一潮過五嶼洋，至牛頭洋小泊，潮入海門，一日夜至州。此水程也”。台州與明州之間有石佛洋。建炎四年正月一日宋高宗從明州海路南逃，“二日御舟早發，過石佛洋，初三日御舟入台州港口章安鎮”。明州沿海被稱為明州洋。南宋時，許浦水軍追捕海盜王先，於賊船“五隻至明州洋，沉船而遁”。明州西北方海中有洋山、大七山、小七山，這一帶海域稱為“大七洋”。海賊王先得到宋朝官方招安榜文，“船一十隻，計八百餘人，當日行使舟船到大七洋內”。日本僧人成尋來華，船宿於大七山，然後到明州。明代洋山海域仍稱大七洋，太倉往日本針路過“羊山大七洋、小七洋”。明州海域還有青龍洋和亂礁洋。戴良從紹興沿海經慶元海域北上，詩有“仲夏發會稽，乍秋別句章，擬杭黑水海，首渡青龍洋”。明鄭若曾說到“過普陀青龍洋”。可見青龍洋在昌國普陀山島近海。文天祥曾說“自入浙東，山漸多，入亂礁洋”，也在明州一帶海域。
蘇州洋是海路出入浙西的最重要海域。“蘇州洋又名佘山洋，南舶欲入華亭者必放蘇州洋，蓋此處舊屬蘇州”，因地處蘇州沿海而得名。蘇州洋海域範圍是長江口以南到明州（慶元府）東北之間。文天祥“蘇州洋”詩稱“一葉漂揺揚子江，白雲盡處是蘇洋”。文天祥從江北沿海路南逃，“出海道，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南宋時，蘇州洋也是出入明州港海路的重要航道。往高麗航線要經過“定海之東北蘇州洋”。明州（慶元）“自海岸至蘇州洋二百二十里，其分界處系大海”。徐兢等人出使高麗回程，“過蘇州洋，夜泊慄港”，次日“過蛟門，望招寶山，午刻到定海縣”。杭州經錢塘江出海也需經由蘇州洋。南宋時作為杭州輔助港的澉浦鎮海路“東達泉、潮，西通交、廣，南對會稽，北接江陰許浦，中有蘇州洋，遠徹化外”。因而蘇州洋在拱衛杭州的海防方面有著重要意義。紹定二年偽降的李全曾“以糧少為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覘畿甸也”。元代上海是重要貿易港口，蘇州洋成為繁忙的商貿航道。許尚在《蘇州洋》詩中寫道：“已出天池外，狂瀾尚爾高。蠻商識吳路，歲入幾千艘。”
長江口以北淮東沿海海域被稱為淮海，淮海之中又被劃分為南洋和北洋，即“淮海本東海，地於東，中雲南洋、北洋。北洋入山東，南洋入江南”。北洋應是淮東路沿海與京東路密州海域相接的海域，“今自二浙至登州與密州皆由北洋，水極險惡”。南洋則應指與蘇州洋相接的淮東南部海域。淮海之北洋往北入萊州大洋。元代海運航路，由南向北，“過劉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萊州大洋又稱萊州洋，朱名世有“萊州洋”詩，稱“萊州洋內浪頻高，矴鐵千尋系不牢。傳與海神休恣意，二三升水作波濤”，是萊州沿海海域，屬於渤海。沙門島也是南來海船進入渤海的標誌：“海艘南來轉帆入渤海者皆望此島以為表志”。南來海船“至沙門島，守得東南便風，可放萊州大洋”。
明州洋—蘇州洋—南洋—北洋—萊州大洋等都是對近海海域的命名。浙西、淮東到膠州半島以南的京東近海因長江、淮河和黃河入海，泥沙堆積，形成了不利於航行的暗沙。宋元時期有從暗沙海域利用“洪道”和潮汐南北航行的航路，這需要熟悉該海域水情的經驗積累和航行技術，“緣趁西北大岸，尋覓洪道而行，每於五六月間南風潮長四分行船，至潮長九分即便拋泊，留此一分長潮以避砂淺，此路每日止可行半潮期程”。“一失水道，則舟必淪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棹”。該條稱為裡洋航路，不利於尖底海船航行。因而又有越過暗沙區域的兩條航路，宋人分別稱為外洋航路和大洋航路。裡洋航路就是從海州發舟，沿近海，轉通州料角，到青龍江、揚子江。外洋航路是海州發舟，直出海際，沿東杜、苗沙、野沙等諸沙外沿，至到金山、澉浦。大洋航路是海州放舟，望東行，入深海，復轉而南，直達明州昌國縣、定海。外洋航路和大洋航路經過的海域也被命名為不同“洋”。海船往高麗走外洋航路。出明州昌國一日航程，先入白水洋，“其源出靺鞨，故作白色”。再往北，入黃水洋，“黃水洋即沙尾也，其水渾濁且淺。舟人云，其沙自西南而來，橫於洋中千餘里，即黃河入海之處”。再往東北，入黑水洋，“黑水洋即北海洋也，其色黯湛淵淪，正黑如墨”。
元代從江南到大都的海運也經歷過這三條航路。“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㠗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匾簷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次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朱清和殷明略的航路分別是宋人所言的外洋航路和大洋航路。以淮東近海為視角由近海遠又劃分出裡洋、外洋和大洋。
按方位，白水洋應是長江入海口的外海，仍有淺沙分佈的海域，水色呈白。黃水洋則位於黃河入海口的外海。黑水洋是膠州半島以南的深海海域。元人說“以王事航海，自南而北，過黑水洋，抵登、萊”。黑水洋範圍很大，元代戴良“渡黑水洋”詩稱“舟行五宵旦，黑水乃始渡”。青水洋應是長江以北暗沙海域，向“黑水洋”過渡的海域。《新元史》載：“自劉家港開洋，過萬里長灘，透深才方開放大洋。先得西南順風，一晝夜約行一千餘里，到青水洋。得值東南風，三晝夜過黑水洋”。明人林弼“青水洋”詩稱“吳江東入海，水與天色並，波濤堆琉璃，一碧三萬頃”。青水洋被認為在吳地的外海。
黑水洋過沙門島即入渤海。元人所言渤海已經將其從廣義的東海區別開來。先秦華夏世界最早接觸的東面海域即渤海，故將渤海等同於東海。元人以沙門島為渤海的南界，“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是謂渤海之口，闊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裡焉”。“東北則萊、濰、昌邑，正北則博、興、壽光，西北則濱、棣二州皆岸渤海”。
三、“南海”諸“洋”
宋代福建人將廣東潮州及其以南海域稱為“南洋”，但不見劃分明確的海域範圍。潮州近海有蛇州洋，南宋左翼軍曾“於潮州海界蛇州洋同丘仝獲到陳十五等一十四名”。左翼軍自福建追擊海盜，入潮州海域，可見蛇州洋位於潮州近福建漳州的海域。廣州近海有零丁洋。文天祥被俘後船過零丁洋，留下著名的“過零丁洋”詩，提到“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明人記載：“零丁洋在香山縣東一百七十里，宋文天祥詩‘零丁洋裡嘆零丁’即此”。海南島與今越南北部之間有綠水洋。元將張文虎與交趾水軍交戰，“次屯山，遇交趾船三十艘，文虎擊之，所殺略相當，至綠水洋，賊船益多，度不能敵，又船重不可行，乃沉米於海，趨瓊州”。可見該洋介於交趾與海南島之間。
海南島東部海域有七洲洋，又稱七州洋，是廣西近海最著名的“洋”。《夢粱錄》載：“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自泉州便可出洋，迤邐過七洲洋，舟中測水約有七十餘丈”。從現存宋元文獻中可知其位於海南島東部，但對其具體位置後人存在爭議。明人張燮稱七州洋在文昌縣以東海域,因七州山得名，所著《東西洋考》引《瓊州志》載“在文昌東一百里海中有山連起七峰，內有泉甘冽可食。元兵劉深追宋端宗，執其親屬俞廷珪之地也。俗傳古是七州沉而成海”。因而七洲洋又被稱為七州洋。七州山“有七峰，狀如七星連珠”，又名七星山，該洋也被稱為七星洋。韓振華認為廣東海域有萬山群島的廣州七洲洋、海南文昌近海的文昌七洲洋和西沙群島海域的大海七洲洋，認為《夢粱錄》所載七洲洋是大海七洲洋，與文昌近海的七星洋不同。伯希和、向達、夏鼐、譚其驤等都對七洲洋有考證，有指海南島東南洋麵、七洲列島海域等不同意見。劉義傑總結了以上各說，肯定了七洲洋就是海南島東北方海域中的七洲列島及其附近海域的觀點，劉文運用航海針路和輿地圖，考證精當，可為確說。
七洲洋往南進入交趾洋。《真臘風土記》載“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嶺外代答》稱交趾洋在“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趾洋”。交趾洋北連瓊州和廉州海域，欽江南流入海，“分為二川，其一西南入交趾海，其一東南入瓊、廉海”。交趾洋再往南，進入崑崙洋。《海國聞見錄》載“七洲洋在瓊島萬州之東南”，崑崙洋在“七洲洋之南”。《島夷志略》“崑崙”條載：“古者，崑崙山又名軍屯山，山高而方，根盤幾百裡，截然乎瀛海之中，與占城西竺鼎峙而相望，下有崑崙洋，因是名也。舶販西洋者必掠之，順風七晝夜可渡”。藤田豐八等人考證，崑崙山即今越南南部海中之崑崙島。崑崙洋又稱混沌大洋，或混屯洋。元將史弼率軍征討爪哇，“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東董西董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崑崙洋往南，入沙漠洋，《夢粱錄》談泉州往東南亞航線時說到“經崑崙、沙漠、蛇、龍、烏豬等洋”。沙漠洋又稱沙磨洋。方回在《平爪哇露布》中說“自崑崙洋而放沙磨洋”。商人往師子要過蛇洋，即“奇物試求師子國，去帆穩過大蛇洋”。龍洋不能確知其地。蘇繼廎認為烏豬洋由烏豬山而得名，指廣東中山縣南之海面。廣州往東南亞的航路先經烏豬洋，再入七洲洋。
七洲洋、交趾洋和崑崙洋以東是被稱為千里長沙、萬里石塘的東、西、中、南四沙海域。宋元時期對這一海域的範圍、特點及其對航行的影響已經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已如上述。宋人將今南中國海和東南亞海域最東和最南稱為東大洋和南大洋，即“三佛齊之南，南大洋海也，海中有嶼萬，餘人莫居之，愈南不可通矣。闍婆之東，東大洋海也，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愈東則尾閭之所洩，非復人世”。又稱交趾洋中有三合流，“其一東流入於無際，所謂東大洋海也”。可見東大洋是長沙、石塘海域以東的海域，南大洋是南洋今近東南亞海島地區的南印度洋海域，也包括三佛齊海域，如《桂海虞衡志》稱“南大洋海中諸國以三佛齊為大”。這兩個洋被認為是南海的邊際。
元代在傳統“南海”區域劃分了東洋和西洋。《真臘風土記》載，真臘國其國中所用布“暹羅及占城皆有來者，往往以來自西洋者為上”。《大德南海志》有“單馬令國管小西洋”“東洋佛坭國管小東洋”“單重布羅國管大東洋”“闍婆國管大東洋”的記載。《島夷志略》多處記載“西洋布”“西洋絲布”，另如蘇祿貿易之珠“出於西洋之第三港，此地無之”；舊港，“西洋人聞其田美”；崑崙，“舶販西洋者必掠之”；古裡佛，“亦西洋諸馬頭也”；大烏爹國，“界西洋之中峰”；尖山，“盤據於小東洋”；爪哇，“實甲東洋”；“東洋聞毗舍耶之名皆畏避之也”。關於元代東洋和西洋的範圍已有較多討論。蘇繼廎認為元代稱呂宋群島、蘇祿群島等一帶海面為小東洋，加里曼丹、闍婆、孟嘉失、文魯古、琶離、地漫等一帶海面屬大東洋範圍，西洋指南中國海西部榜葛剌海、大食海沿岸與東非沿岸各地。陳佳榮辨析了元代東、西洋並綜合藤田豐八等人的研究，認為元代東、西洋的分界是餑泥，大、小西洋的分界是藍無裡。大東洋西起爪哇島西岸的巽他海峽，中經爪哇島、加里曼丹島南部、蘇拉威西島、帝汶島，直至馬魯古群島一帶。小西洋包括馬六甲海峽及以東部分海域，約當於南海的西部，大西洋就是今天的印度洋，包括從蘇門答臘島西岸至阿拉伯海一帶。
宋代所言東大洋和南大洋與元代東洋的海域相接，但所指並不完全重合。元代所言東洋海域內有淡洋，指蘇門答臘島東岸日裡河入海的海域，河口有淡水港，“洋其外海也”。西洋是很大海域的泛指，其中還包括若干稱為“洋”或“某某海”的更小海域。元代稱宋代藍無裡為喃巫哩，位於蘇門答臘島西北角，其“地當喃巫哩洋之要衝”。自東南亞往西的海船，“風信到遲，馬船已去，貨載不滿，風信或逆，不得過喃巫哩洋”，於“此地駐冬，候下年八九月馬船復來，移船回古裡佛互市”。蘇繼廎認為喃巫哩洋指亞齊與斯里蘭卡之間的海面。宋代將斯里蘭卡島海域稱細蘭海，登樓眉等“數國之西有大海名細蘭”，“大洋海海口有細蘭國”。又天竺國“其地之南有洲，名曰細蘭國，其海亦曰細蘭海”。可見細蘭海指斯里蘭卡島以西到印度半島以南的海域。印度半島南端的馬拉爾灣被稱為大朗洋，即第三港之南八十餘里，“洋名大朗”。天竺國“其西有海曰東大食海，渡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位於亞丁的哩伽塔國的近海海域被稱為國王海，哩伽塔國居“國王海之濱”。蘇繼廎認為國王海即紅海。此細蘭海、東大食海、西大食海、國王海與上述諸“洋”一樣，都是指具體的區域性海域，是“南海”的組成部分。
四、“海”“洋”認知與海洋知識路徑
生成路徑衍變
在中國古代海洋發展史上，宋元不同於漢唐明清的一大特點是政府全面鼓勵本國民眾出海經商。元代除了海上用兵時期短暫的海禁外，沒有實行過明清時期的全面禁海和限制通商。宋代更是始終積極鼓勵本國民眾的海上經營。與漢唐僅允許外國商人來華，而禁止本國民眾出海相比，宋元時期本國民眾的航海實踐得到巨大發展，同時也推動了整個亞洲海域的航海，實踐基礎上的海洋知識積累和對海洋的認知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宋元海洋知識積累的基礎和路徑又成為明清海洋知識和航海活動的重要條件，也成為中國海洋知識最終與世界形成共同知識和觀念的歷史前提。
已有學者指出了宋元在海洋發展史上相對於漢唐的顯著變化。陳佳榮指出，“洋名起於兩宋之際”，“兩宋之際應是‘海’、‘洋’並用，而且逐漸以‘洋’代‘海’的時期”。李國強也指出“宋代以來，中國人對南海諸島的認識日漸深入，在南海的活動範圍進一步擴大”。都肯定了宋代在中國古代海洋知識史上的轉折意義。從地理空間的認知而言，先秦漢唐對海洋認知主要是整體和模糊的“四海”認知，即作為“天下”組成部分的東、南、西、北海，對已經有海上交往的“東海”和“南海”也未見區劃出明確的海域，言及水的“洋”未見指具體水域，而是形容之詞。如漢代王逸解釋《楚辭》“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西方流沙，漭洋洋只”道：“洋洋，無所歸貌也”、“洋洋，無涯貌也”。即浩大無邊之意。因而洋也用於形容河湖之廣大：孔子感嘆黃河“美哉水！洋洋乎！”還有“洋洋兮若江河”“河水洋洋”的讚歎。唐人顏師古解釋“河水洋洋”之“洋洋，盛大也”，他還解釋“浩浩洋洋，皆水盛貌”。《 初學記》對海的記載引用了《釋名》《十洲記》《博物志》《漢書》等文獻對海的描述，也反映了先秦漢唐對海的認識，即“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以及對“東海之別有渤澥（海）”“南海大海之別有漲海”“西海大海之東小水名海者則有蒲昌海、蒲類海、青海、鹿渾海、潭彌海、陽池海”“北海大海之別有瀚海，瀚海之南小水名海者則有渤鞮海、伊連海、私渠海”等東、南、西、北四海的描述，仍是整體而模糊的描述。
《初學記》所引西海、北海的諸海是漢唐為坐實西海、北海，闡釋“四海”的主觀設想，並非實有，遑論西海、北海之中的具體海域。渤海和漲海也並非東海和南海中的局部海域，而是模糊地等同於東海和南海。所以說“東海共稱渤海，又通謂之滄海”。關於漲海的範圍有不同的討論和觀點。南溟子在《漲海考》中對各說作了總結。馮承鈞認為中國古代是將今日南海以西之地包括印度洋概稱南海，而漲海特指暹羅灣南之海域。而南溟子同意中國古代載籍將今日南海、東南亞海域、印度洋及其以西的海域都稱為漲海的觀點。韓振華也認為漲海包括今南海和南海以西的海域，他把漲海劃分為“中國之境的漲海和外國之境的漲海”。中、外漲海的界限就是以“萬里石塘”為界，界限內為中國漲海。相應地南海也劃分了界限。到了宋代，中國之境的南海這個“海”仍然作為區別中、外的海域界限，“海”以內，是中國之境，“海”以外才是海外諸蕃國。元代過了七洲洋的萬里石塘，才經歷交趾洋、占城洋這些外國之境的海域界限，反之，七洲洋的萬里石塘是“乃至中國之境”的中國海域之內。
實際上，先秦漢唐對渤海和漲海仍是“九州—四海”的“天下“構架下的認識。在這一邏輯下，東方之海通稱“東海”，南方所有的海域都是“南海”，渤海和漲海也模糊地等同於“東海”和“南海”。從這一角度而言，南溟子對漲海範圍的認識更符合歷史的邏輯。劉迎勝認為在航海實踐不夠發達的時期，“南海”概念範圍泛指中國以南的海域，也包括東南亞和東印度洋海域。在“天下”的認知邏輯中海洋不可能有“中國”之海和“外國”之海的觀念，也不可能有海域的權力界限，特別是先秦漢唐對海域認知還在整體和模糊的狀態時期。宋代《嶺外代答》所言“三佛齊之來也，正北行舟歷上、下竺與交洋，乃至中國之境。其欲至廣者入自屯門，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門”，是指進入“中國”之境的泉州和廣州，是陸境而非水域。
宋代對“洋”的解釋從“水盛貌”衍生而指海中的水域，即“今謂海之中心為洋，亦水之眾多處”，又稱“海深無際曰洋”。宋元時期“東海”和“南海”被劃分成眾多的洋，這是中國古代海洋地理空間認知上的顯著變化。推動這一變化的主要因素是海洋實踐。宋元時期大力鼓勵外國商人來華和本國民眾的海上活動。一方面，人們在海洋實踐活動中對海洋地理空間的認識日益清晰，另一方面，航海實踐也需要加強對具有不同水情和地理標識的海域加以區分。宋元給予命名的“洋”有一顯著特點，即命名的“洋”主要集中在重要航路沿線和海洋活動最頻繁的海域。“東海”海域最重要的航路一是明州（慶元）至宋代京東和元代山東、直沽的航路，宋代是聯繫南北的通道，元代漕糧海運其重要性更為加強。這一航路上不僅從南至北劃分了明州洋、蘇州洋、南洋、北洋、萊州洋、渤海等不同海域，而且根據近海到遠海的水情和航行條件劃分了裡洋、外洋和大洋。二是明州（慶元）到朝鮮半島的航路，劃分出沿線的白水洋、黃水洋、黑水洋等。往日本的航線也是“東海”重要航線，除了近海各“洋”與前述相同外，未見具體記載。“南海”各“洋”如烏豬洋、七洲洋、交趾洋、崑崙洋、喃巫哩洋、細蘭海、大朗洋、東大食海、西大食海、國王海等連續分佈在廣州到東南亞、印度洋的航路上。文獻所見“洋”名最多的地區，包括宋代福建，宋元明州（慶元）及其以北海域，都是當時貿易和航運最頻繁的海域，宋代明州到長江口海域更是拱衛行在臨安的海防要地。而《嶺外代答》專條所記交趾洋之“三合流”、《島夷志略》專條記載的崑崙洋和萬里石塘則因其水情複雜兇險，對航行具有特別重要提示作用而見於記載。七洲洋則因具有重要的地理標識作用而成為文獻中出現頻次最多的“洋”之一。
宋元時期對“洋”的命名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以所瀕臨陸地域名命名，包括州名、國名、島（山）名等，如明州洋、蘇州洋、萊州洋以所連陸上之州而得名，交趾洋、喃巫哩（藍無裡）洋、細蘭海、東大食海、西大食海以“國”而得名，七洲洋、崑崙洋、圍頭洋等以海中島嶼（山）而得名；二是以方位命名，如宋代福建人將福建以南海域稱為南洋，以北海域稱為北洋，以東海域稱為東洋，又連江縣海域有西洋。宋元都將長江口以北的淮海分為南洋和北洋，北洋指淮東沿海與京東密州海域相接的海域，南洋指與蘇州洋相接的淮東南部海域。元人還泛稱浙江到山東海岸以東的海洋為“東洋”。元代又在傳統“南海”區域中劃分東洋和西洋。宋代還將東南亞海島地區以東、以南海域命名為東大洋和南大洋；三是按水情命名，如“東海”海域有白水洋、黃水洋、黑水洋、青水洋、綠水洋，元人還將交趾與海南島之間的海域稱綠水洋，將蘇門答臘島東岸海水為淡水的海域稱淡洋。還有蛇州洋、零丁洋、大閭洋等若干“洋”不能確知命名緣由。
按方位命名“海”是中國古代最早的方法，這是基於“四海”想象這一海洋知識的重要源頭。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按照東、南、西、北的方位加上海字，成為古代中國海洋命名海域的基本方法”。但是這反映的主要是中國古代對海域命名的最早方式和宋代以前的基本狀況，如果進一步說，“在西方，按所屬或靠近的國家或地區命名海域，即海旁邊的州域地名加海子命名海域”的西方命名海域方法在明朝後期傳圖中國，“以州域稱這一海域命名的原則想來是歐洲海域命名傳統，在中國沒有使用過”，“因此，中國古代的文獻和地圖難以找到這類海域地名”，則難以概括整個中國古代的實際。宋元對海域的認知已經說明，“四海”的觀念正逐步被實踐所突破，對海域命名已遠非按東、南、西、北四個方位的單一方法，不僅出現了按近海地域命名的現象，而且成了比較普遍的命名方法，即使是按方位命名海域其原則和邏輯也與“天下”觀念中以“九州”為基本定位的東、南、西、北海不同，而是以更為具體的地理區域為定位。
同時，也可看到宋元的海域命名主要仍是區域性知識，並未形成全國性的海域名稱的認同，遑論國際性的認同。“東海”中有南洋、北洋、東洋、西洋，“南海”中也有東洋、西洋、南大洋，甚至有福建路為基準的東、南、西、北洋，也有兩浙和淮東的東洋、南洋和北洋。這種區域性的知識也沒有在不同朝代形成穩定的共同認識。如劉迎勝討論中國古代東洋、西洋名稱時所說：“基於不同時代文獻中有關東洋與西洋的記載，所得出的有關東洋與西洋的區分，只能是文獻所記載的時代的區分”，“五代、宋時開始有西洋、東洋觀念的產生，宋元時代西洋的概念已經廣為使用，而宋元時代的西洋與五代時的西洋名稱雖同，但地理範圍有很大變化”。目前尚未見五代以“西洋”命名海域的資料，但“洋”名確實尚不具有穩定和共同認知。同樣，元代之東洋、西洋也與其後的明代有別。雖然我們不能說元代以前的西洋是一個仍然只能存疑的問題，但西洋內涵確實不斷隨時代變遷而具有不同的寓意。南洋、北洋也如此，認為“清代也同南宋一樣，把中國沿海一帶分稱為南、北洋，只不過宋代系以泉州為本位，清代海外交通貿易的中心點則逐漸向北推移到上海一帶”，顯然是對南宋南洋、北洋命名海域的總體情況及其與清代的區別缺乏充分認識。
但是，宋元出現的“洋”的劃分及命名方式被明清所沿襲，特別是以陸地地域命名和不同於“四海”原則的方位命名成為主要的命名方式。這表明在海洋地理認知上宋元既在先秦漢唐之後出現新變化，也是為明清海洋地理認知奠定了重要基礎。而這一轉折和奠基的意義還不止於海洋地理空間認知，在航海技術、造船技術等海洋知識的諸多方面都是如此。從這一意義上說，宋元是中國古代海洋知識發展史上一個全新而重要的階段。而且，也正是基於航海實踐的知識積累和新變，16世紀以後中國才得以在與西方廣泛交流中逐步形成世界共同的海洋知識和海洋觀念。而知識形成背後的邏輯是由“天下”“四海”轉為海洋實踐這一全球海洋知識生成的共同理路。
五、結 論
宋元是中國古代海洋地理空間認知歷史上的重要轉折和變化時期，一方面“天下”格局下的“四海”觀念依然存在，並對海洋地理空間的認知產生影響，另一方面在航海實踐中“四海”的知識被航海者無意識地“遺忘”，對航海活動密切相關的地理認知成為人們海洋知識的主體。這不僅表現在對“海”的認知，尤其表現在抽象的“海”向具象的“洋”的轉變，對人們海上活動有直接影響的海域因所臨陸地、方位、水情等而被劃分和命名為不同的“洋”，命名的方式也不再停留於“四海”想象的方位命名。
宋元時期對“洋”的劃分和命名仍表現出區域性知識的特點，同一“洋”名被用於不同海域的命名，在時間上也尚未穩定為各朝沿襲不變的知識，不同朝代，包括宋代與元代，出現同名的“洋”，其地理範圍也並不相同。但是，宋元時期的海洋地理空間客觀認識背後所根據的航海實踐的認知邏輯，不僅是對先秦漢唐海洋地理認知的發展和轉折，也奠定了明清海洋知識發展的路徑和方向。16世紀以後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國開始與西方展開規模不斷增長的海上交流，逐步形成世界共同的海洋知識和海洋觀念。中國古代海洋知識生成的兩個重要路徑——“四海”想象被逐步突破和“遺忘”，航海實踐成為知識生成的主要路徑。航海實踐這一知識生成路徑正是溝通不同朝代、不同國家，形成共同海洋知識和海洋觀念的共同邏輯，而在這一進程中宋元海洋實踐的空前發展開啟了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新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