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重症抑郁症患者如是说。
活着，一个普通人的基本生存本能，却是我们拼死捍卫的梦想。
如果洞悉抑郁症的真相，我们将昂起头站在阳光里，告诉世人：我生病了，但我在努力活着。
1
她 从星光中走来，从黑暗中离去。
前几天，韩国女星雪莉自杀，抑郁症再次出现在我们视野。
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
对抑郁症这三个字并不陌生，也不止一次听说过它的可怕，可没有切身体会，就无法感同身受。
但，雪莉自杀，我对照抑郁症的症状后，倒吸一口凉气。
原来，我也曾有过n 个这样“忧伤”，“矫情做作”的瞬间，比如失恋、婚姻坎坷、南下流离、职场暴力、中年落魄时……
只是生活的洪流推着我往前走，容不得我发病，许不下我寻死的念头。
然而，这世上，还有3.2亿的抑郁症患者无力喘息着，挺尸般地活着。
有位患者，这样形容抑郁症的爆发：
抑郁症是死神的唾液，它能溶掉你所有的精力与希望，让你在肮脏、粘稠的泥沼中沦为绝望的奴隶。
那突然加速的心跳发出预告，升腾而起的绝望感会从胸口贯穿大脑。
与世界的隔离感骤然降临，恶狠狠地切断你与事物的所有联系，把你打成离群索居，莹莹孑立的无助小孩，逼着你对抗全世界汹涌而来的恶意。
的确，在抵抗抑郁症这条路上，有人一路前行，走出了泥沼，也有人瞬间掉队，再无踪影。
比如：雪莉、张国荣、乔任梁、金钟铉、林肯公园主唱、歌手陈琳……
按说，他们是明星，光鲜亮丽，比起生活在底层的我们，要幸福的多。
然而，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据雪莉经纪人回忆说，从2014年起，雪莉就被抑郁症缠身，而且越来越重。
只是，她用微笑掩饰着。
其实，她胸腔里充斥着巨大的悲凉，无时不刻盘算着怎么结束这一切。
回想，雪莉在自己账号上，发布残破的芭比，呼救的墨鱼，行为怪异的图片，现在看来，这些可能是她苦苦挣扎后，发出的求救信号。
但，这些信号一如既往被忽视、被忽略，甚至被谩骂。
最绝望时，她在节目中公开向大家求爱：“观众朋友请疼爱我一些吧，记者们请疼爱我一些吧。”
然而，她还是没有得到救赎，一直都没有，还被说是矫情。
直至，她被黑狗拖入深渊，被黑洞无情吞噬，人们才发现，原来她不是矫情，而是生病了。
谁会想到，她“水蜜桃”般，甜美笑容背后，早已是千疮百孔，一戳就破。
所有的抑郁都是蓄谋已久的发生，所有的黑暗都是日积月累的存在。
如今，雪莉走了，这个曾经多次上热搜的女孩消失了。
从此，无论爱与不爱，都再也不见了。
2
父母离我们很近，快乐却离我们很远。
有人说，抑郁症像一条黑狗，就隐匿在我们周遭，一有机会就咬着人不放。
更可怕的是，抑郁症就像“精神感冒”每个人都有可能患上。
包括我们眼中快乐、阳光、茁壮成长的孩子们。
在媒体人张进创办的，“因心理疾病休学少年疗愈”亲子共训营现场，第一期共有20个优等生及其父母报名参加。
据创办人介绍，在“陪伴者计划”线上微信群中，还有8个抑郁症家长群，全都满员，仍有许多申请入群的家长在等待名额。
而这，也不过是青少年精神疾病患者，现实处境的冰山一角。
此次训练营，“接纳”和“改变”成为家长口中的高频词汇，毕竟家庭环境出错了，孩子病了。
然而，纠正和重塑的过程，并非尽如人愿。
对于这些优秀的孩子而言，认知疾病存在困难，他们普遍认为自己没问题，不仅在确诊前拒绝就医，确诊后也拒绝服药。
起初，他们的父母也同样觉得孩子只是叛逆了。
直到有一位母亲，看到女儿手上有拿小刀划过的10道自残伤疤，试着在自己手上划一刀，但做不到。
这时，她才承认孩子不是叛逆，是有病了。
有一次，在孩子的专场分享会上，没有家长出席，孩子们开始开口说话：
一位孩子坦言：“我变成现在的样子，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因为妈妈。”
她说，她的妈妈是名校博士毕业生，从小，为她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
在同学们眼里，她钢琴、歌剧、学习无所不能，是“完美人设”。
然而，她认为她只是消除妈妈童年遗憾的工具，根本没有自我。
还有一位女孩泣不成声地诉说，在她童年患病时，遭遇母亲的疏忽和冷暴力，这让她一直不能释怀，从而种下没有安全感的阴影。
另一位男孩说：“我妈妈头脑精明，她把我看成了最大的一笔投资。我上初中时，她反复比较了两所中学的收益回报，然后，哈哈……”
还有一位男孩说，自从父亲接管教育大权后，嘴边只有一句：考不上清华北大，就是社会渣滓。
更令人心疼的是，一位女孩哭着说，3岁时因为惹怒母亲被反锁在阳台，直到她假装昏厥才被放出。
而她的父亲常在公共场所把她打倒在地，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
“我永远无法原谅他们，这就是我想对父母说的。”
爱与被爱，爱意和敌意永远存在两面性。
也许每个孩子的成长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身体里都有相似的发病因素在发酵—来自父母和家庭的控制力和关爱缺失。
面对共训营老师的问题：“你期望，爸爸妈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帮你做什么？”
孩子们回答：做他们自己。
做一个不要再做那个高高在上的家长权威，也不是那个因为孩子病了，就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做一个最真实的成年人。
在这个“血流成河”的抗抑郁战场，为人父母的尺度，对于这20个家庭而言，是需要精准拿捏捏的。
同样，为人父母，写到此，心情沉重又觉得任重而道远。
在这慢慢征途上，与其说是渡孩子，不如说是一起渡过。
此次，这20名抑郁休学的孩子，在病前很多是重点中学的优等生，自我要求极高。
而大部分家庭都是高知家庭。
在突如其来的心理疾病面前，一切的愿景和家庭秩序都被打碎了。
父母的诉求只剩下“希望孩子做一个快乐的普通的人。”
可喜的是，训练营结束前，孩子和家长们或多或少都有了些许变化，生命的种子有待复绿。
而如何把孩子的抗拒变为互动，把抵触变为信任，把一个人封闭变为一个家庭去战斗，还需要父母把控制力再往后撤退一下，把信任阈再提高一步。
陪伴，一起面对，就能渡过。
你要相信，只要播下种子，春天就近了。
3
我生病了，但我努力活着
子曰:“不知生，焉知死”。
可对于抑郁症患者而言，大抵是：“不知死，焉知生”。
这是作家左灯说过的一句话。
26岁之前，左灯是一名记者，那时的她，谈及因抑郁症自杀的名人时，总轻描淡写地说：“太消极了”，“想开点不行吗？”
26岁那年，毫无缘由，毫无征兆，她突然对一切事物丧失兴趣，包括他所热爱的音乐、电影、书籍等。
起初，走进电影院像是上坟，音响覆盖了细细的一层灰，木心的诗集也长久地停留在同一页；
后来，“就是觉得没意思，莫名其妙就觉得没意思，起初以为是天气变化引发的倦意，就没有在意。”
进而，身体机能出现异常。头痛、胸闷、身体被掏空的疲惫感自不必说，作为记者，采访时居然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更有甚者：她对亲人也没有办法产生任何感情，整个世界仿佛都与她无关。
那个阶段，相比死亡而言，活着才需要最大的勇气。
她说，抑郁症对人最大的伤害莫过于阴鸷地剥夺人对自我的控制权，而且毫无对抗之力。
那个阶段，总有一个声音在蛊惑她：死是一个万能公式，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去死，然后就自由了。
左灯，在努力压抑了许久后，她还是走向了崩溃。
于是，她试图自杀。
但，被家人发现送进精神病院治疗。
左灯在住院期间，和所有病友一样都只有一个身份：患者。
这个身份，让左灯放下对自己打造的“完美人设”，卸下身上所有的标签和面具。
当放下所有包袱后，她一身轻松。
“以前，我行走在阳光下，从来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一方阳光照耀着，这样的一方土地
，会有这样的一群人这样地渴望光明，这样炽热的阳光，这样热烈的生命”
慢慢地，她发现，精神病院里的世界也并非那么可怕。
左灯在住院的38天里，看到在那个常人看不见的世界里，虽然时常有绝望，有崩溃。
但总是有温暖，有亲情，有爱情，有友情，还有病友情。
在这里，处处流动着平等的爱。
平等，让左灯接受了自身的不完美。
不知不觉中，左灯身体里的正向情绪开始复苏，她的世界不再是无光、无味、无色、无声，黑暗一片。
她透过窗子，开始看到火车，火车有“黑色的”、“绿色的”，甚至还有“彩色的”；
她的食欲苏醒，开始感到饥肠辘辘，恨不得吞下整个世界；
她的活力恢复，开始恢复古灵精怪的本性，言语也活跃起来。
更快乐的是，她恋爱了，她能看到春光在带露的繁华上开放了。
经历了一场夺回生死，夺回尊严的战争后，左灯出院了。
后来，她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
她期望，让所有病友都知道，精神病症并不是不可治愈，抑郁症的结局不是只有死亡。
她期望，在抑郁症的黑洞上方，凿出一扇窗，让世人看到、了解到，他们在顽强的捍卫活着。
左灯在书中写道：“人们经历的痛苦和它带来的抑郁，原来是有时差的。有时需要耐心等一等，答案才能慢慢揭晓。”
是的，等一等，倒一倒时差。
也许上天赐予了我们病痛折磨，但迟早有一天，我们都能渡过。
但愿每一个在与疾病抗争的大人、孩子们，都会有小确幸，小绽放。
但愿每一个人跳出黑洞，向阳而生的灵魂，都能找到生命的价值。
只要用心，用情地活着，生命之光就会照耀。
只要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信任，只要我们勇敢。
阳光一来，花自然会开。
写给你我，写给绽放在人世间，每一个平凡而又努力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