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之刘邦，之初想定都洛阳，娄敬等坚决反对，理由在于由西北而向东南，就态势而言为顺势，处于西北之长安较倾于东南之洛阳要严寒，由严寒之地向温湿之地，从生活之舒适而言是进步，但若从精神方面则为退步；况且长安，离匈奴要近，汉朝危机在西北在匈奴，长安离危机区较近，都城建在危机区较近的长安则朝庭上下有一股枕戈待旦的警惕心，此警惕心正是汉朝江山能够稳固的精神防线；当然，长安易守难攻也是一重要的理由。刘邦听完立即醒悟，于是改迁长安，遂有西汉二百余年的大气象。东汉刘秀则不然，碍于长安战乱后的破败，又顾忌东汉大臣多出于中原，故因势定都在洛阳。东汉之气象远逊色于西汉，与此定都谋略之浅显大有关联。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规律。以地形、气侯与人文论，西北高而寒且贫瘠，东南低而热且富，由西北而至东南，是一顺势，合于人之常情。然而，由西北倾于东南，西北会日显贫弱，东南则富足过度，有奢靡壅滞的隐患。都城建在东南，其势虽为顺势，合于人情，然而西北会日见荒芜，时日既久，终会酿成灾祸。都城建在西北，则可吸收东南之余财，以平衡西北之贫与不足，如同人之身体，为了平衡全国物资，精神上自会有奋进的志气，恰好也弥补了农耕文化之过于静态的欠缺。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在历史上朝代取逆势守动态则为进取朝代，西汉与唐朝即是此类之代表。相反取顺势而守静态，则为退缩朝代，东晋、北宋等即是此类代表。
由此可见，西迁是能代表进取态势的一种精神，是具有普遍性的。西安交通大学由东南之富庶之地迁往贫瘠且严寒之西北，确实不易，如果没有奉献国家，没有全局意识与艰苦朴素的精神是不可能有此大义之举的。（西安交大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 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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