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是流行于商周时期的重要青铜器，从其功能来说，通常被当做炊煮器。很多人对青铜鼎的理解是“煮肉的锅”。这种认识当然不能说完全错误，但实际上这些肉是献神的，因此在谈到鼎的时候，最好强调它的祭器性质，而不是把它当成食器。
如今我们可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见到目前出土的“”头号大鼎司母戊鼎，它的总重量超过八百公斤，在生产水平相对低下的商代，铸造这样一个大鼎必然是旷日持久的过程。不过司母戊鼎重新被发现、被重视是最近一百年的事情，而“九鼎”的传说已经有三千年了，还形成了“一言九鼎”这个国人非常熟悉的成语。
那么，“九鼎”是谁铸造的，大致是什么模样？
（一）文献记载中的九鼎
记录有九鼎存在的现存最早文献是《左传》。“宣公三年”（公元前660年）中，王孙满对“问鼎之大小轻重”的楚庄王说：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人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今天对九鼎形态和功能的认知，大多出自这段话。《史记·周本纪》说：“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与《左传》中所表达的“成王定鼎”一致。铸鼎的时期是在夏朝，铸鼎的目的在于“象物”，在鼎身上大约会有“百物”的图形，它的目的是“使民知神奸”，对神，“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对奸，能够在川泽山林中摆脱螭魅魍魉的危害。而鼎为周室执掌，是因为周有德。此外，《左传·桓公二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可见九鼎制作地点不在洛邑周边，而周室是在“克商”以后得到（或者制作）它的。这就是我们能从可靠性比较高的《左传》里看出的东西。
《左传》之后，记载九鼎的史籍还有不少。如果说《左传》所呈现的是春秋时期对九鼎的认知，那么《战国策》中就记录了战国时期秦、齐、梁等诸侯国垂涎九鼎的模样。九鼎是象征王权的宝器，公元前七世纪的王孙满还能以“天命”来辩解甚至震慑楚庄王，到了公元前三世纪，诸侯就不把“问鼎”当做对天子的冒犯了，或者说，诸侯和周天子都习惯了这种冒犯。公元前290年，张仪试图说服秦惠王设法得到九鼎：“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当齐国也对九鼎感兴趣时，周大臣颜率通过夸大九鼎的重量来欺骗齐王，声称九鼎难以搬运到齐国：“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如今我们知道，在商周时期，绝无可能铸造出需要“九万人挽之”的大鼎。
九鼎最终去了哪里？《史记·周本纪》说，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惮狐。”《秦本纪》也说：“(昭襄王)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不过后来又发生过秦始皇“泗水捞鼎”一事，司马迁在《封禅书》中解释说，“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史记》中的记录是矛盾的，可见
在司马迁生活时，“九鼎”的去向就成了一大谜。
始皇捞鼎，东汉，山东嘉祥武梁祠左石室石刻
（二）大禹铸鼎：司马迁的戏谈
从文献上看，最起码在周成王至周朝灭亡这段时间，洛邑确实存在代表“天命”、“周德”的九鼎。那么，九鼎由谁铸造呢？
《墨子·耕柱》最早言及铸九鼎之人：“昔者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夏后开”即大禹之子夏启。不过后来更流行的观点是将铸鼎者视为大禹，因为《史记·孝武本纪》说：“闻昔大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
后来有不少研究者根据《史记》中的这段话来说明“大禹铸九鼎”，恐怕并不可靠。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夏朝初年绝无可能制作出能够成为国之象征的大鼎，甚至能不能做出铜鼎还要打个问号。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已经发现了一些表现“中原地区青铜冶铸业已经处于兴起和发展的阶段”的青铜器，但二里头遗址本身很可能包含早商文化，这些青铜器是否能够断为夏代制品还有争议。
从二里头出土的这些青铜器来看，其体积比较小，合金成分还不稳定，制作工艺比较简陋，花纹也相当简单。下图为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一件方格纹铜鼎，也是如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鼎，通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底径10厘米。这件青铜鼎的工艺水平尚且如此，在大禹时期绝不可能铸造出“九鼎”这类的大型礼器。至于《史记·孝武本纪》所说五帝时代的大帝、黄帝所作的宝鼎，更不可能是青铜鼎了。
方格纹铜鼎，二里头遗址出土
在引用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大禹造九鼎”时，要注意其语境，正确判断司马迁本人的态度。“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这句话，并不是司马迁本人的陈述，而是“有司曰”，这个“有司”是哪个机构、哪些人群？言必称大帝、黄帝、上帝鬼神的，很可能是儒生、史官或方士。司马迁虽然也是史官的一员，但他把自己视为历史的记录者与评价者，看多了方士的拙劣表演，他对这些“以神士( 通仕) 者”并没有多少好感，《史记》中从来没有肯定过招摇撞骗的方士，《史记·封禅书》里，司马迁冷静地展现出不学无术的方士们哄骗汉武帝的荒诞，方士们通过臆测、编造出的虚幻内容引动汉武帝求仙，以之谋取私利，原本严谨隆重的祭祀活动成为闹剧，司马迁在《史记·孝武本纪》以嘲讽的态度记载了汉武帝与方士的联合演出，与其说司马迁相信所谓“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不如说他认为这些话纯属无稽之谈，记录下来以暴露汉武帝和方士的可笑。
司马迁像
（三）九鼎从何处来
与其相信《孝武本纪》中的“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不如相信《史记·周本纪》中所说，周武王克殷之后，“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逸周书·世俘》也说，“辛亥，荐俘、殷王鼎”，大约在商代末年时就已经出现了九鼎，但此九鼎是不是西周存于洛邑的九鼎，还不能肯定。
杨宽教授曾经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在西周初年可能有两套九鼎。 一套在宋太丘社，后来沉于泗水，秦始皇曾经命人打捞。另一套在周成王时迁于洛邑，是《左传》中楚庄王问轻重大小的真正的九鼎。这种推测似乎也有可能。宋国的地位比较特殊，周朝遵循“兴灭继绝”的传统，将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封于商朝旧都，建立宋国，特准其用天子礼乐奉商朝宗祀，在宋国保存着从商代继承而来的一套九鼎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更应该把九鼎视为西周初年的造物。在商代之前，先民们的技术水平还不足以制造大型铜鼎，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商周鼎革之后，周室继承了商代部分巫术文化不假，但他们更愿意划清商周之间的界限，鼎为祭天的重器，如果采用商鼎祭天，接受祭祀的究竟是商的先祖还是周的先祖，它所象征的是商的天命还是周的天命？周人认为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在周朝建立时就强调了“德”的重要性，天命会因“德”而转移，这与商民族对祖先神简单而热烈的崇拜有重要的区别。郭沫若说，“周人根本在怀疑天，只是把天来利用着当成了一种工具，但是既已经怀疑它，那么这种工具也不是绝对可靠的。在这儿周人的思想便更进了一步，提出了一个‘德’字来。……(德)根本的主意是‘人定胜天’。”周人清除商代浓郁的巫术文化氛围、截断商代祖先神的脉络尚嫌来不及，怎么会把商代铸造的铜鼎郑重地放在洛邑、用来承载周德？《逸周书·克殷》说，“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此时的九鼎恐怕已经是西周新铸的九鼎了。
商代时铸造了大量的方鼎，司母戊鼎是方鼎，殷墟妇好墓、殷墟商王大墓都曾出土有大型青铜方鼎，其体积、重量都在当时所铸造的圆鼎之上。比如殷墟妇好墓同时出土了方鼎和圆鼎，两件方鼎的外形尺寸比圆鼎更大，单件方鼎用铜量超过圆鼎一倍有余，可见的祭祀活动中方鼎更受重视。但目前所见西周时期所铸造的大型铜鼎几乎都是圆鼎，淳化大鼎、大盂鼎、大克鼎皆是三足大鼎。作为祭器的青铜器是为了巫师通神之用，方形或者圆形必定反映着商周之际不同宗教观念的转换，很可能与祭祀活动的不同对象有关。商代重方，周代重圆，存于洛邑、承载周德的九鼎如果存在的话，有极大可能是圆鼎。
如果要推测九鼎的具体形态的话，可能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子龙鼎的形态相似——二者铸造时间相近，子龙鼎通常断代为商末周初。九鼎的形制应该与其相差不多，系造型雄伟的三足圆形铜鼎，器颈部与足上端装饰有高浮雕式兽面纹，铭文少或无。在难以看到真正九鼎的情况下，到中国国家博物馆观瞻子龙鼎，大抵也能想象出周代宝器“九鼎”的模样。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对九鼎的认识：九鼎大概率是存在的，推测其铸于西周早期，纹饰与形态类似于子龙鼎。到了周代末年，它可能被秦国掠走。1923 年 11 月 19日，顾颉刚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中说“九鼎的来源，我以为当是成王建立东都时铸下的大宗器(或商末所铸而西周所迁)用来镇抚王室的。”这应该是比较接近事实的观点。
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奇怪的事实，那就是作为王权代表、又是“通天之器”的九鼎却不见于《诗》《书》，而最早提到九鼎诸事的《左传》已经是春秋末期的著作了。只要九鼎未能通过考古发掘出土，我们就始终会处于谜底无法解开的困惑之中。
“九鼎”虽然消失了两千多年，但关于护邦保国的神器“九鼎”的传说依旧在华夏大地上流传。从某种意义上说，“九鼎”的物质生命早已结束，但它却一直存在于国人的想象之中，作为华夏民族的一个符号，作为大一统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