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商品經濟發展中誕生
1.背景。明清時期是中國由農業經濟時代向工業經濟時代過渡的時期，即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時期，也是我們常說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明代，國內商人藉助於政府為鞏固邊防實行開中法的軍需物質供應的特殊政策和城市建設，積極進行異地販運貿易，國內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有了很大發展。農業商品化程度提高,手工業以棉織、絲織、制瓷、礦冶空前發展，並出現了一批工商業發達的城市,尤其是沿海和長江流域。
山西 平遙古城之中國票號博物館
清初，政府對北方邊疆地區的統一和臺灣的收復，使中國商品經濟在已經發展的基礎上又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對蒙古、新疆民族地區和俄羅斯、歐洲的貿易有了迅速發展。滿洲里、怡克圖(在當時中俄邊界，也稱其為買賣城)、塔爾巴哈臺都是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場。比如在恰克圖，通過蒙古草原有一條中國通向歐洲的商路，即中國南方物資經長江、運河、漢水運達河南的周口、賒旗鎮，經過清化--澤州--潞安(長治)子洪口一一晉中一太原一雁門關黃花墚---西口(殺虎口)--歸化一-庫倫一怡克圖一伊爾庫茨克一新西伯利亞一莫斯科彼得堡;或南方物資經由運河直達北京，出東口(張家口)經庫倫，到達恰克圖。恰克圖市場在1723年(雍正初年)，商品交換額大約為100萬盧布左右,1765年前後(乾隆中期)增至200萬盧布左右，到1795年(乾隆末年)達到300萬盧布以上,1796年一-1820年(嘉慶年間)增至600萬盧布以上，道光咸豐年間持續增加，以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為例，經山西商人之手，輸往恰克圖的商品，僅茶葉一項達12萬箱(每箱100磅)。
一位西方學者評論18世紀以前幾個世紀的中國時說:“中國的經濟已經商業化了，這種發展的一個標誌就是經營結構變得越來越複雜了”，如介人跨地區貿易的錢莊、票號和商會的成長，以及地方市場網絡密度的增加，企業家才幹的提高，“可以得出結論:在中國前現代化的最後三個世紀裡，湧現出遠比以前多得多的私人經濟組織;這裡既有量變，也有質變。特別是,鄉村工業通過愈益細密的市場網絡而得以協調，城鎮工業通過這個網絡而獲得原料和顧客並形成大批僱傭工人的新結構”。可以說,山西票號的誕生是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
2.特點。山西票號的特點,最突出的是:第一,總號集中在山西平遙、祁縣和太谷三縣，分支機構散佈全國及國外，總號分號統一核算;第二,票號投資者出資後,平時不干預號事,聘任經營者經營,授以全權，所有權與經營權兩權分離:第三,企業的組成，“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出錢的股東有銀股(貸幣資本股)，出力的經營者有身股(人力資本股)，貨幣資本股與人力資本股共同參與企業利潤的分配;第四，投資經營票號的股東一般都是其他商品經營資本的所有者，商品經營資本與貨幣經營資本混合生長,互相支持;第五,票號在業務上不斷創新，“銀行密押”詳盡嚴密，沒有史料顯示票號因為被詐騙遭受損失的案例;第六，號規嚴密,行會制度嚴格。
山西票號的代表——日升昌票號
二、 在市場競爭中發展
1.環境。15世紀末16世紀初的地理大發現，不僅改變了世界貿易的路線，也促進了國際市場的形成，加快了世界商品經濟的發展，企業組織制度有新的創新，不管中國的皇帝是不是願意，世界商業革命的潮流事實上已經將中國捲入了世界貿易網。不僅中國的瓷器、茶葉、絲綢等流向西方國家,而且洋貨也源源不斷湧向中國市場。
票號在19世紀20年代誕生以後,40年代的鴉片戰爭和首批外資銀行入駐,60年代的洋務運動、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和外資銀行第二次入駐高潮,90年代的甲午戰爭、八國聯軍進北京、辛丑條約和外資銀行第三次入駐高潮等等，新興的工商業面臨著國內外的多重市場競爭和衝擊，山西票號既要處理好與工商業企業和各級政府的關係，又有要與國內賬局、錢莊、銀號競爭，還要與外國來華銀行競爭,在此複雜的公關、競爭之中,練就了一身過硬的本領，在競爭中迅速成長。
晚清時上海的匯豐銀行大樓
2.業務。山西票號的業務和服務社會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彙總商業款項。由於國內商業發展,商人異地採購和銷售引起資金大量異地調撥，票號為商人劃轉資金，減少了委託鏢局運現的麻煩，降低了成本,並且安全快捷。如著名的日升昌票號1853年全國各分支機構對商號收匯134518兩，佔收匯總額的74.3%;同年對商號交匯總額142598兩,佔交匯總額的81.68%。
第二，為商人融通資金。票號為商業融資有兩種形式，一是信用貸款,且利率低於當鋪和其他高利貸者，一般在月息4--8釐;二是開出即期匯票，如內地商人在上海洋行採購，得向他的往來錢莊開一期票，經錢莊承兌後，交給當地票號買一張匯票寄上海代理人，該代理人將匯票交票號上海分號換取上海流通的票據，再交給洋行代理人取得貨物。這裡票號與錢莊共同幫助內地進口商人完成了交易，當然也是幫助洋行完成了商品銷售。
第三，匯兌公款。地方公款上解中央財政，歷來是用鞘裝釘,押運現銀，能否由票號匯兌，政府曾有過四次較大爭論，每次結果都是不許票號匯兌,但事實上禁而不止，因為匯兌比押運白銀方便得多。據18個省關不完全統計，經由票號匯兌公款1863年10萬兩，到1893年525萬兩,30年增長52.5倍，1865年一1893年共匯公款15870萬兩。
第四,代辦捐納和印結。中國古代中央政府時斷時續有一種捐納制度，始於秦漢，盛於清朝，即在財政困難時，將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臺以下，按品級和虛銜實職定價出售。在京納銀叫常捐，在省納銀叫大捐。不論在那裡納銀對捐納者都會有七折八扣和暗中的各種費用，票號遍佈各地的分支機構就抓住機遇，代辦捐項，並把此業務加以拓展，一是資助窮儒寒士人都應試以至走馬上任;二是代辦、代墊捐納和印結(簽有印鑑的證明文書)，收取手續費和融資利息。一-旦成人之美，做了實職官吏,便可以爭取其轄內公款存人，擴大業務。
第五，借墊京協各餉。按清朝定製，中央政府經費及各種專用款項均由戶部指派各省關直解用款地點，因各省關收人困難,用款單位“急如星火”，不得不向票號借款匯解。粵海關從1864年一- 1890年先後請志成信等5家票號借墊京協各餉142萬兩。湖北、上海、陝西從1866年一1880年向 票號借匯左宗棠軍隊協餉8323730兩，票號僅利息收人499591兩。正因為票號業務較寬,加上當時白銀貨幣平色不一，出納兌換之中壓平擦色也是生利之源。所以，票號利潤很高，大德通票號1884- 1888年賬期(4年一個會計年度)每股(1000兩一股)分紅850兩，之 後連續5個賬期每股分紅分別是3040兩、3150兩、4024兩、6850兩、17000兩,20年之內增長4.7倍。
清末景象
三、波折與異化
1.波折。票號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其間遭受到的最大打擊有三次:
第一次打擊是太平天國運動。1850年 太平軍由廣西而湖南、湖北、江蘇，其部分軍隊達豫、魯、直、晉、浙、贛、川等省區，太平軍與清軍打仗的地方，工商業逃離,失業增加，匯兌不通，金融死滯，票號被迫撤莊或關門。長江流域分支機構撤離者近80%。北方其他城市也有不少停業。京城市場片恐慌,票號、賬局、錢莊止賬不放，或收本回籍。清政府為籌措鎮壓太平天國的經費，大力加收稅款，動員捐輸，向商業鋪戶要錢。票號在業務收縮情況下還得增加稅捐。1853年2月10日到11月29日,山西各票號和賬局捐資“鑄炮"白銀34萬兩，制錢7萬吊。1852年- - - 1853年僅票號商人捐款達367萬兩。
第二次打擊是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 - 1860年英法聯軍先後進犯廣州、南京、天津、北京,市場混亂，物價飛漲，金融業無法正常經營,票號損失慘重。
第三次打擊是中日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進北京。這兩次戰爭票號損失慘重，當時公私款項匯兌和一切銀錢往來不能進行，票號在京津等地分號大都撤莊回籍。
2.異化。1900年8月15日慈禧太后西逃途經山西時,各省巡撫紛紛電匯款項到平遙票號，在款項緩不濟急時，票號慷慨支墊,外逃官吏、皇上及在京官員無不稱讚,未待慈禧迴鑾,順天府和都察院就諮會山西巡撫催票號返京復業。以後就由票號承攬了各地庚子賠款的收解匯兌業務，並負責劃解外商匯豐銀行。各地分攤的賠款在不能按時上解時，就請票號墊匯。於是，交票號承匯公款的省關驟然增加23個，達到39個之多。1894年一1911年承匯公款141864475兩，主要匯往上海外國銀行，票號盡收利息和匯費。
在這些款項劃轉外國銀行之前，存在票號有個空隙時間，這也成了票號的可用資金，又是一重利源。就在業務擴大、紅得發紫的時候，票號在不知不覺中由商業金融轉向了政府金融。其實,早在咸豐皇帝為籌措鎮壓太平天國經費而大開賣官捐納時,票號就已經開始與捐官者和賣官者建立了聯繫，併成為政府籌餉機關，與政府結下不解之緣,此時更成了清廷的財政支柱。山西票號正在重複著意大利熱那亞銀行和荷蘭阿姆斯特丹銀行的路子。有人說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世紀之交是山西票號的迴光返照,其實是山西票號異化的頂點。
四、在拒絕改革中衰亡
1.機遇。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十幾年中,票號的業務雖然發展很好，利潤也很高，其實是一種表象，由於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憑藉清政府的支持和庇護是不能持久的，票號已經潛伏著危機。外國銀行幾度潮水般的湧人，國內新式銀行不斷增加，火車輪船開通使得對歐洲貿易商路改變，郵政交通進步也使票號業務減少，票號亟須制度創新，這些雖然沒有被票號的決策人重視，但駐外分號的經理們卻早有預見，紛紛寄信總號東家和掌櫃，倡議改組銀行。1904年8月中旬《南洋官報》發表16條具體建議，卻被東家斥回。蔚豐厚北京經理李宏齡聯絡各地票號經理上書總號，亦被束之高閣。更為遺憾的是清政府責成戶部組設戶部銀行，聘請山西票號派人籌劃,共商金融改革大計，也被山西票號財東回絕。
2.衰亡。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繼而各省響應，清軍反撲，土匪蜂起，社會混亂，許多城市發生焚燒搶掠，殷實商號和金融業受災最重。天成享票號僅漢口、成都、西安3處被搶現銀100多萬兩，至大局底定共計虧損二百幾十萬兩。日升昌票號僅陝西、四川損失30餘萬兩，放款無法收回，損失300萬兩以上;天成亨大德川等14家票號在全國68個城市的222個分支機構存款25091708兩、放款31509295兩,放款大於存款25.57%，居然因擠兌而關閉。曾代理國庫的志成信票號在庚子以後把業務重心移至北京，該號盡收國庫餘資，貸放南省，辛亥革命中清廷用款刻不容緩，在應收款400餘萬，應付款200餘萬的情況下，因週轉不靈而宜布倒閉。號中經理人員連同股東均被押人大牢。山西票號在1911年10月以前有26家，1912年24家，1913年20家,1914年17家，1916年13家，1920年9家，1921年5家，此時的票號事實上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票號了。真是落花流水，一去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