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庚子120年:興衰、分合和前路

1900年,庚子。乾旱、燥熱。

6月21日,慈禧向英、美、法、德等11國宣戰。清廷的底氣,來自於在京津地區的數十萬義和團民。這些“神靈附體”、“刀槍不入”的勇士,抱著一桶桶能破洋人妖法的屎尿,衝向八國聯軍陣地。

大洋彼岸,通用電氣成立了美國最早的工業實驗室之一。

此後的100多年,是屬於美國的。

19世紀末,美國的工業生產總值已經超越英國,成為全球最大工業國。一戰二戰期間,美國本土幾乎沒有遭受戰爭,工業基礎未受破壞。1944年,佈雷頓森林體系使得美元成為國際結算貨幣,成為美國拿下世界主導權的基礎。

1945年,美國的鋼鐵、汽車、飛機、黃金等工業產量高居世界第一,GDP佔了全球的一半。1916年,美國的鐵路里程數達到40.6萬公里,形成了幾乎覆蓋各個角落的基礎物流網。而我國在2019年的鐵路總里程數,是13.9萬公里。金剛攀上的帝國大廈在1931年建成,這棟高達400多米的摩天大樓,從動工到正式開業,僅用了410天,這是那個時代基建狂魔的速度。

中美庚子120年:興衰、分合和前路

1930年代的紐約

軍事、科技、工業實力的領先,催生出了新的科技大潮——信息技術革命。在此基礎上,美國的第三產業爆發,經濟一路向上。1969年,美國GDP首次突破萬億美元大關,達到10199億美元,佔全球的比重依舊高達38%。彼時,中國只有797億美元,日本也僅有1722億美元。後來,美國的GDP於1977年、1988年、2002年分別突破2萬億、5萬億和10萬億美元大關。2019年,這一數字達到了21萬美元,佔全球的四分之一。

美國人民的生活也因此水漲船高,日子過得紅紅火火。在1940年,每100戶家庭擁有93輛汽車,汽車數量佔全球汽車總量的78%。今天喜聞樂見的大家電洗衣機、冰箱等,在1970年代的美國,普及率已接近100%。

憑藉著經濟、軍事霸權,美國成為了世界警察。普通美國人也目空一切,除了長期以來對自己白皮紅脖子人種的莫名驕傲,更有對自己政治、經濟制度的自信。

然而,隨著中國加入WTO,進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對中國的圍追堵截和遏制,已經逐漸成為美國兩黨上下的共識。除了固有的自信和意識形態,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美國東北的五大湖地區,因為有著便利的水運條件和豐富的礦產資源,成為美國重工業的中心。其中,底特律是世界汽車製造基地,匹茲堡則被稱為鋼鐵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這裡是美國的驕傲,創造了美國將近一半的經濟總量和一半的產業工人就業。

然而從七八十年代開始,這些重工業走向衰敗。大量工廠被廢棄,昔日轟鳴的機器開始生鏽,這片榮耀之地也有了另一個名字——鐵鏽帶。

1987年5月1日,美聯儲理事會投票表決,同意批准三家控股銀行——花旗集團、信孚銀行以及J.P.摩根承銷特定的債券。沒想到,這一提議從一開始就受到“美聯儲歷史上最偉大的主席”沃爾克的反對。因為他很清楚,這項決定意味著金融監管的放鬆和混業時代的到來。但反對沒有什麼卵用,投票結果說明了一切,沃爾克辭職。

此後,小個子的“經濟沙皇”格林斯潘在讓全球資本市場都豎起耳朵的同時,也讓美聯儲的政策目標逐漸偏離了單純的維持幣價穩定,轉向了赤字、就業等政府指標,並開啟了長達30年的降息大通道。

隨著60年代發展起來的信息技術革命的不斷演進,半導體、PC和互聯網等讓信息高效、遠距離處理和共享成為可能。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低廉的人力和資源成本,成為吸引資本投資建廠的主因。於是,美國產業鏈的分佈開始遍佈全球,製造業開始外移,跨國公司開始湧現。第一波是日本,第二波是亞洲四小龍,第三波是中國。

金融化、信息化和跨國公司不斷推進貿易全球化。而美國憑藉美元的強勢地位,不斷向全球輸出貨幣。實際上,美國是在出口美元,而不是商品。如此一來,美國必然在貿易中處於逆差。不過,由於國力強盛,外國賺取的外匯很大程度上通過購買美元資產再次迴流美國,這也是美國能夠維持寬鬆的基礎。

這是一個看似美好的閉環。但背後,卻帶來了兩個深層次問題。

一是低息催生出大量金融相關的服務產業,刺激了信貸和債務,使得槓桿越來越大。先是本世紀初的美國居民住房信貸消費,產生了次貸危機。緊接著,美國企業通過“借債回購”的方式使得每股盈利虛增幅度達到30%左右。虛增的盈利推升了股價,提升了資本利得和財富效應,促進了消費,並吸引更多資金入市,進一步推升股價。這樣便成就了過去十年的美股大牛市。

二是美國的製造業大量外移,國內逐漸空心化。2001年,美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為28.3%,到了2017年,這一數字快速下降到16.7%。與之對應的是,中國從2004年的8.7%快速上升至2017年的27.1%。2010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製造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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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製造業增加值變遷

從2001到2019年,美國至少有100000家制造業工廠遷往他國,近500萬的就業崗位流失海外。產業工人由於國籍等限制,沒法跟隨產業轉移到全球,因此大量工人失去飯碗。鐵鏽帶便是製造業外移的重災區。好在,在低息的信貸環境下,美國消費旺盛。這些下崗的工人,則被第三產業吸納,成為售貨員、送貨員。

勞動力出不了國,資本則越過國界,在全球配置,賺取利潤。2016年,蘋果在愛爾蘭成立了無國籍實體,從而避稅高達146億美元。狗血的是,愛爾蘭為了“招商引資”,這筆欠稅款,還不收。

全球化和美元的強勢讓跨國公司在美國享受廉價的美元和高股價帶來的分紅,在中國享受廉價的勞動力,同時還享受各國像愛爾蘭一樣低廉友好的資本稅,賺的缽滿盆滿。最終的結果,就是貧富差距拉大,旱的旱死,澇的澇死。

在美國,大公司的CEO薪酬與普通工人工資的比率,從1965年的20:1上升到2014年的300:1,從1978-2013年,美國CEO的薪酬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資僅僅增加了10.2%。從整個社會結構看,最富有的10%人群擁有全部資本的70%,而最頂部的1%的人群更是擁有這些資產的一半。腰部的40%的人群擁有全部資本的大約25%,而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房產。剩下50%的底部人群,只擁有全部資本的5%。這不是健康的紡錘形,也不是我們常見的金字塔形,而是一個倒置的漏斗。這個大漏斗,漏掉的是生活保障和希望。

2019年5月23日美聯儲發佈的抽樣調查顯示,在遇到緊急意外情況需要支出400美元時,有39%的被調查者無法以現金、儲蓄或者信用卡的方式進行支出。這也能解釋為什麼最近美國給民眾直接撒1200美元,只是想讓這底層的近4成人挺過3個月。

富人收入的暴增也沒有帶來稅收的增加。隨著避稅體系的完善,來自富人的稅務徵收近十幾年來正逐漸減少。加州大學一項關於美國超級富豪課稅負擔的新研究發現:2018年,美國400個最富有家庭的平均實際稅率為23%,比美國底層50%家庭的24.2%還低了一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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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美國前400個富有家庭和底層50%家庭的稅率

對跨國企業和富人徵稅的縮減,影響到了政府的財政收入。2018年,曾經佔據美國聯邦稅收總額近乎半壁江山的公司稅收已經下跌到不足10%,規模僅為1407億美元。而教育、醫療等政府公共服務開始不斷萎縮,使得底層民眾怨聲載道。

為了維持基本盤,美國兩黨更是希望用“低利率、高負債”來維持福利。結果,造就了目前高達4.6%赤字率的龐大政府債務。2019年美國公共債務僅利息支出就達創紀錄的5910億美元,佔GDP比例達到3%,超過15年全年的預算赤字。

老牌製造業基地的鐵鏽帶情況只能更差。如今這裡的經濟總量比重已經下降至25%左右。曾經榮耀的中產工人失去工作,難以養家餬口。這也是為什麼在電影《美國工廠》中,代頓市的工人在最初得到福耀玻璃的工作時,心存感激。

這一切,成為了民粹主義滋生的溫床。當人們聽到“讓美國再次偉大”、“美國優先”的聲音,昨日重現。

於是,這些搖擺州,把票投給了特朗普。

2020年的新冠疫情,如同一根突如其來的稻草,讓美國的問題暴露無餘。製造業空心化、貧富差距巨大、社會槓桿高企,讓諸多公司和民眾失去了抵禦風險的能力。

蕭條之下,各國都會成為一個個被封禁的囚徒。以前的全球化共識,只會被“短視”的“囚徒困境”博弈所取代。在疫情擊穿國外的心理底線時,把鍋甩給中國,轉移矛盾,是必然選擇。

於是在歐美不少國家,都已有不同程度的排華。聯合國秘書長強調疫情後會徹查疫情來源,美、英、澳、德、法、印等國政客要向中國索賠。美、日政府甚至要求本國企業撤離中國。更不用說川普一而再再而三的把病毒冠上“中國”的前綴。

“去中國化”在中短期,都將成為一個主流趨勢。但真正的“去中國化”,不在於國外,而在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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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

中國突飛猛進的40年,有兩個重要節點:一個是改革開放,一個是加入世貿。無一不是擁抱世界、順應全球化。然而,即便是快速的發展、成為製造業第一大國和商品貿易國,在中短期內仍無法改變一個現實——大而不強。

中國工業擁有39個大類,191箇中類,525個小類,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但工信部部長苗圩在前幾天指出,全球製造業分為四級梯隊:第一梯隊是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第二梯隊是高端製造領域,包括歐盟、日本;第三梯隊是中低端製造領域,主要是一些新興國家,包括中國;第四梯隊主要是資源輸出國,包括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非洲、拉美等國。

在科技領域,雖然近年的科技投入逐年增高,但中國目前的研發活動主要側重於試驗發展階段,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投入比例合計僅16%。而美國則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領域相對投入更多資源,合計佔比達到36%。從2011年,中國的申請專利數已經全球第一,但授權轉化率偏低。公司、高校、個人與職稱、評獎相掛鉤的功利型專利大量存在,真正的技術保護和和轉化作用並不顯著。

在金融領域,證監會副主席李超在3月22日說,外資持股佔A股流通市值4%不到,算下來佔總市值不超過3%。同時,2019年末,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規模約合2027.9億美元,佔全球官方外匯儲備資產的1.89%,美元則超過60%。而在國際支付市場中,人民幣的佔有比例大致也只有1.6-1.9%之間,與之相對的是我國GDP佔全球16%的巨大體量。金融和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低,又變相為“去中國化”提供了便利。

這些數字,都在告訴我們,我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發展中國家。認清自己的現狀和過去,才知道如何擁抱世界和未來。

而在疫情期間,伴隨著美國的甩鍋,“中國拯救世界”、“中國是全球資本避風港”;更有甚者,宣揚中國與世界脫鉤,憑藉國內市場、自力更生等等聲音,扶搖直上、不絕於耳。這和百年前用道符矇蔽雙眼的義和團無異。

尾聲

在八國聯軍佔領紫禁城後的四年,一位小個子的男孩出生在四川省廣安縣協興鄉牌坊村。1920年,他到達法國,開始了勤工儉學生涯。在鋼鐵廠軋鋼、在巴黎運河邊扎花的他切身感受著資本主義國家的種種,也思考著這個世界的運行規律。

後來,在經歷了起起伏伏後,他告訴我們:“和平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中國的最大戰略。”“不為自己樹立對立面,越發展越謙虛。”

2020年,庚子。乾燥、寒冷。

新冠病毒肆虐,經濟衰退,民粹主義盛行,去全球化,新的世界秩序正在醞釀。還請牢記這位老人的囑託: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

參考文獻:

[1] Ray.Dalio, “Our Biggest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 2017.10.23.

[2] Federal Reserve Board issues Report on theEconomic Well-Being of U.S. Households,2019.5.23.

[3]徐馳、張文宇,《“逆全球化”的沙盤推演:雷聲大 雨點小》,李迅雷金融與投資,2020年4月14日

[4]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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