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商品经济发展中诞生
1.背景。明清时期是中国由农业经济时代向工业经济时代过渡的时期，即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时期，也是我们常说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明代，国内商人借助于政府为巩固边防实行开中法的军需物质供应的特殊政策和城市建设，积极进行异地贩运贸易，国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了很大发展。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手工业以棉织、丝织、制瓷、矿冶空前发展，并出现了一批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尤其是沿海和长江流域。
山西 平遥古城之中国票号博物馆
清初，政府对北方边疆地区的统一和台湾的收复，使中国商品经济在已经发展的基础上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对蒙古、新疆民族地区和俄罗斯、欧洲的贸易有了迅速发展。满洲里、怡克图(在当时中俄边界，也称其为买卖城)、塔尔巴哈台都是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比如在恰克图，通过蒙古草原有一条中国通向欧洲的商路，即中国南方物资经长江、运河、汉水运达河南的周口、赊旗镇，经过清化--泽州--潞安(长治)子洪口一一晋中一太原一雁门关黄花墚---西口(杀虎口)--归化一-库伦一怡克图一伊尔库茨克一新西伯利亚一莫斯科彼得堡;或南方物资经由运河直达北京，出东口(张家口)经库伦，到达恰克图。恰克图市场在1723年(雍正初年)，商品交换额大约为100万卢布左右,1765年前后(乾隆中期)增至200万卢布左右，到1795年(乾隆末年)达到300万卢布以上,1796年一-1820年(嘉庆年间)增至600万卢布以上，道光咸丰年间持续增加，以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为例，经山西商人之手，输往恰克图的商品，仅茶叶一项达12万箱(每箱100磅)。
一位西方学者评论18世纪以前几个世纪的中国时说:“中国的经济已经商业化了，这种发展的一个标志就是经营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如介人跨地区贸易的钱庄、票号和商会的成长，以及地方市场网络密度的增加，企业家才干的提高，“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前现代化的最后三个世纪里，涌现出远比以前多得多的私人经济组织;这里既有量变，也有质变。特别是,乡村工业通过愈益细密的市场网络而得以协调，城镇工业通过这个网络而获得原料和顾客并形成大批雇佣工人的新结构”。可以说,山西票号的诞生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2.特点。山西票号的特点,最突出的是:第一,总号集中在山西平遥、祁县和太谷三县，分支机构散布全国及国外，总号分号统一核算;第二,票号投资者出资后,平时不干预号事,聘任经营者经营,授以全权，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第三,企业的组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的股东有银股(贷币资本股)，出力的经营者有身股(人力资本股)，货币资本股与人力资本股共同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第四，投资经营票号的股东一般都是其他商品经营资本的所有者，商品经营资本与货币经营资本混合生长,互相支持;第五,票号在业务上不断创新，“银行密押”详尽严密，没有史料显示票号因为被诈骗遭受损失的案例;第六，号规严密,行会制度严格。
山西票号的代表——日升昌票号
二、 在市场竞争中发展
1.环境。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不仅改变了世界贸易的路线，也促进了国际市场的形成，加快了世界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组织制度有新的创新，不管中国的皇帝是不是愿意，世界商业革命的潮流事实上已经将中国卷入了世界贸易网。不仅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流向西方国家,而且洋货也源源不断涌向中国市场。
票号在19世纪20年代诞生以后,40年代的鸦片战争和首批外资银行入驻,60年代的洋务运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外资银行第二次入驻高潮,90年代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辛丑条约和外资银行第三次入驻高潮等等，新兴的工商业面临着国内外的多重市场竞争和冲击，山西票号既要处理好与工商业企业和各级政府的关系，又有要与国内账局、钱庄、银号竞争，还要与外国来华银行竞争,在此复杂的公关、竞争之中,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在竞争中迅速成长。
晚清时上海的汇丰银行大楼
2.业务。山西票号的业务和服务社会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汇总商业款项。由于国内商业发展,商人异地采购和销售引起资金大量异地调拨，票号为商人划转资金，减少了委托镖局运现的麻烦，降低了成本,并且安全快捷。如著名的日升昌票号1853年全国各分支机构对商号收汇134518两，占收汇总额的74.3%;同年对商号交汇总额142598两,占交汇总额的81.68%。
第二，为商人融通资金。票号为商业融资有两种形式，一是信用贷款,且利率低于当铺和其他高利贷者，一般在月息4--8厘;二是开出即期汇票，如内地商人在上海洋行采购，得向他的往来钱庄开一期票，经钱庄承兑后，交给当地票号买一张汇票寄上海代理人，该代理人将汇票交票号上海分号换取上海流通的票据，再交给洋行代理人取得货物。这里票号与钱庄共同帮助内地进口商人完成了交易，当然也是帮助洋行完成了商品销售。
第三，汇兑公款。地方公款上解中央财政，历来是用鞘装钉,押运现银，能否由票号汇兑，政府曾有过四次较大争论，每次结果都是不许票号汇兑,但事实上禁而不止，因为汇兑比押运白银方便得多。据18个省关不完全统计，经由票号汇兑公款1863年10万两，到1893年525万两,30年增长52.5倍，1865年一1893年共汇公款15870万两。
第四,代办捐纳和印结。中国古代中央政府时断时续有一种捐纳制度，始于秦汉，盛于清朝，即在财政困难时，将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台以下，按品级和虚衔实职定价出售。在京纳银叫常捐，在省纳银叫大捐。不论在那里纳银对捐纳者都会有七折八扣和暗中的各种费用，票号遍布各地的分支机构就抓住机遇，代办捐项，并把此业务加以拓展，一是资助穷儒寒士人都应试以至走马上任;二是代办、代垫捐纳和印结(签有印鉴的证明文书)，收取手续费和融资利息。一-旦成人之美，做了实职官吏,便可以争取其辖内公款存人，扩大业务。
第五，借垫京协各饷。按清朝定制，中央政府经费及各种专用款项均由户部指派各省关直解用款地点，因各省关收人困难,用款单位“急如星火”，不得不向票号借款汇解。粤海关从1864年一- 1890年先后请志成信等5家票号借垫京协各饷142万两。湖北、上海、陕西从1866年一1880年向 票号借汇左宗棠军队协饷8323730两，票号仅利息收人499591两。正因为票号业务较宽,加上当时白银货币平色不一，出纳兑换之中压平擦色也是生利之源。所以，票号利润很高，大德通票号1884- 1888年账期(4年一个会计年度)每股(1000两一股)分红850两，之 后连续5个账期每股分红分别是3040两、3150两、4024两、6850两、17000两,20年之内增长4.7倍。
清末景象
三、波折与异化
1.波折。票号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间遭受到的最大打击有三次:
第一次打击是太平天国运动。1850年 太平军由广西而湖南、湖北、江苏，其部分军队达豫、鲁、直、晋、浙、赣、川等省区，太平军与清军打仗的地方，工商业逃离,失业增加，汇兑不通，金融死滞，票号被迫撤庄或关门。长江流域分支机构撤离者近80%。北方其他城市也有不少停业。京城市场片恐慌,票号、账局、钱庄止账不放，或收本回籍。清政府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经费，大力加收税款，动员捐输，向商业铺户要钱。票号在业务收缩情况下还得增加税捐。1853年2月10日到11月29日,山西各票号和账局捐资“铸炮"白银34万两，制钱7万吊。1852年- - - 1853年仅票号商人捐款达367万两。
第二次打击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 - 1860年英法联军先后进犯广州、南京、天津、北京,市场混乱，物价飞涨，金融业无法正常经营,票号损失惨重。
第三次打击是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进北京。这两次战争票号损失惨重，当时公私款项汇兑和一切银钱往来不能进行，票号在京津等地分号大都撤庄回籍。
2.异化。1900年8月15日慈禧太后西逃途经山西时,各省巡抚纷纷电汇款项到平遥票号，在款项缓不济急时，票号慷慨支垫,外逃官吏、皇上及在京官员无不称赞,未待慈禧回銮,顺天府和都察院就咨会山西巡抚催票号返京复业。以后就由票号承揽了各地庚子赔款的收解汇兑业务，并负责划解外商汇丰银行。各地分摊的赔款在不能按时上解时，就请票号垫汇。于是，交票号承汇公款的省关骤然增加23个，达到39个之多。1894年一1911年承汇公款141864475两，主要汇往上海外国银行，票号尽收利息和汇费。
在这些款项划转外国银行之前，存在票号有个空隙时间，这也成了票号的可用资金，又是一重利源。就在业务扩大、红得发紫的时候，票号在不知不觉中由商业金融转向了政府金融。其实,早在咸丰皇帝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经费而大开卖官捐纳时,票号就已经开始与捐官者和卖官者建立了联系，并成为政府筹饷机关，与政府结下不解之缘,此时更成了清廷的财政支柱。山西票号正在重复着意大利热那亚银行和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的路子。有人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是山西票号的回光返照,其实是山西票号异化的顶点。
四、在拒绝改革中衰亡
1.机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十几年中,票号的业务虽然发展很好，利润也很高，其实是一种表象，由于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凭借清政府的支持和庇护是不能持久的，票号已经潜伏着危机。外国银行几度潮水般的涌人，国内新式银行不断增加，火车轮船开通使得对欧洲贸易商路改变，邮政交通进步也使票号业务减少，票号亟须制度创新，这些虽然没有被票号的决策人重视，但驻外分号的经理们却早有预见，纷纷寄信总号东家和掌柜，倡议改组银行。1904年8月中旬《南洋官报》发表16条具体建议，却被东家斥回。蔚丰厚北京经理李宏龄联络各地票号经理上书总号，亦被束之高阁。更为遗憾的是清政府责成户部组设户部银行，聘请山西票号派人筹划,共商金融改革大计，也被山西票号财东回绝。
2.衰亡。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继而各省响应，清军反扑，土匪蜂起，社会混乱，许多城市发生焚烧抢掠，殷实商号和金融业受灾最重。天成享票号仅汉口、成都、西安3处被抢现银100多万两，至大局底定共计亏损二百几十万两。日升昌票号仅陕西、四川损失30余万两，放款无法收回，损失300万两以上;天成亨大德川等14家票号在全国68个城市的222个分支机构存款25091708两、放款31509295两,放款大于存款25.57%，居然因挤兑而关闭。曾代理国库的志成信票号在庚子以后把业务重心移至北京，该号尽收国库余资，贷放南省，辛亥革命中清廷用款刻不容缓，在应收款400余万，应付款200余万的情况下，因周转不灵而宜布倒闭。号中经理人员连同股东均被押人大牢。山西票号在1911年10月以前有26家，1912年24家，1913年20家,1914年17家，1916年13家，1920年9家，1921年5家，此时的票号事实上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票号了。真是落花流水，一去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