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一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从很小的时候起，“格洛丽安娜”就是一个隐藏自己真实情感的大师，她选择对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保持沉默:她的母亲安妮·博林(Anne Boleyn)在她父亲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命令下被杀。在这里，我们来看下女王真正的想法背后的神秘面孔…
伊丽莎白一世像是一个偶像。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比她的父亲亨利八世更容易被认出来。但她也是个谜。“Gloriana”的形象是一个面具——字面上是这样的，在她生命最后二十年的“青春面具”画像中。在这些画中，伊丽莎白没有皱纹的脸保持着不老和不变，不像模特。这是一个过去和现在都难以改变的面具。
作为英国的君主，伊丽莎白有很多机会.发表自己言语。她演讲、写信、写诗、祈祷。她公开和私下的言论都被部长、朝臣和大使记录了下来。但通常很难确定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她的智慧在她写的和说的每一个字里都很明显。她的意图和情感，她说话的语气和诚意，或者其他方面，都远没有那么清晰，因为它们总是隐藏在精心构建的公众自我的壳后面。
她的晦涩难懂并不是历史之光的诡计。伊丽莎白对她的同代人和她的后代都是深不可测的。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在1566年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个人以及充满政治意味的伊丽莎白是否会选择结婚的问题——“她是如此的灵活处理和线程的该业务以这样一种方式,她最亲密最无法理解她,因此她的意图是各种各样的解释”。如果说在她说话时很难确定她的意图，那么更有挑战性的任务是解读她的沉默。
一个严重的打击？
有一件事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她却始终一声不响。1536年5月，伊丽莎白还不满三岁，她的母亲安妮·博林奉其父亲之命被杀。安妮是第一位死于刽子手之手的英国贵妇人，也是第一位受膏的女王。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时刻，她唯一的孩子面临着一个可怕的、不可预测的未来。在她的余生中，至少就现存的资料所能告诉我们的，伊丽莎白从未提过她母亲的名字。
从沉默中得出结论是出了名的困难，历史学家们也发现很难就早期损失的影响达成一致。大卫·洛德斯认为，尽管伊丽莎白“非常清楚她母亲的命运”，但她“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大卫·斯塔基(David Starkey)认为安妮的死“对伊丽莎白是一个可怕的打击，而她父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可怕”。但伤口究竟有多深，我们不知道……”他指出，其中一个直接的影响是，“安妮•博林(Anne Boleyn)对女儿大肆挥霍的那一大堆可爱的衣服突然都干枯了”——此后，她把伊丽莎白看作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继承了“她家所有自负的自信和自大”。
在她的余生中，至少就现存的资料所能告诉我们的，伊丽莎白从未提过她母亲的名字
但是，对于伊丽莎白在她母亲去世后所表现出的不可思议的一面，还有其他的解读方法，以及其他一些可以权衡利弊的零星证据。我们知道她从来没有提起过安妮，并且崇拜那个对她的死负有责任的父亲。然而，当伊丽莎白获得了对环境的控制，使之成为可能时，她选择了和母亲的亲戚们待在一起。晚年，她还拥有一枚精美的珍珠母吊坠戒指，打开后可以看到她和安妮的微型肖像。这些沉默的行为背后的具体情感是无法解释的，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解释，它们都很难作为证据，证明伊丽莎白对母亲去世的情感在她的心灵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至少，我们有理由认为，她内心的心理图景是由一种创伤性的情绪失调所塑造的，这种情绪失调不会产生过分的自信，而是产生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伊丽莎白从小到大都知道，她的母亲被判犯有捏造的罪行，与五个人通奸，其中一个是安妮的亲兄弟，然后被斩首——这一切都是她父亲的命令。然而，她父亲是唯一可以肯定的人，没有他的同意，她是不会有希望发迹的。正如12岁的伊丽莎白在她写给亨利的唯一一封幸存的信中所说:“我一定对你是主皇家的法律权威,主和父亲的自然定律,正如伟大的主,无比的神法,最仁慈的父亲,我和所有法律和义务约束各歧管方式向陛下……”
私生子女
可以肯定的是，当她母亲去世时，伊丽莎白还太年轻，她不记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还有什么不稳定的时候。在她三岁之前，由于父母的婚姻被宣布无效，她被宣布为私生子——不再是王位的继承人，也不再是公主，而仅仅是“伊丽莎白夫人”。她作为国王私生女的身份也没有任何直接的改变。1544年的《继承法》将伊丽莎白和她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命名为他们同父异母弟弟爱德华的皇室继承人，而与此同时，亨利在其他情况下仍然坚持认为他们的不合法。
这一矛盾并没有给他们的父亲带来什么困扰，但却使伊丽莎白的未来在政治上陷入了僵局。大多数王室女性的生活都是由嫁给丈夫决定的，而丈夫的身份是由国家和国际外交策略决定的。伊丽莎白和她同父异母的妹妹是这场婚姻游戏中的棋子，但棋子的价值很难评估，因为王室的私生子，尽管看起来不太可能，有一天可能会成为女王。
在政治上，伊丽莎白对未来的生活没有任何信心。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母亲的命运让她对婚姻可能带来的人身和政治危险产生任何怀疑，她在9岁生日之前得到和失去了3个继母。第一个是简·西摩，她在生下亨利的儿子后不到两周就死于感染。第二个，克利夫斯的安妮，在他们的婚姻还没有生效之前就被国王拒绝了。第三位，凯瑟琳·霍华德——伊丽莎白母亲的一个十几岁的表妹——以与安妮相同的方式被杀，作为对她性行为不端的类似指控的结果。
1543年夏天，第四任继母凯瑟琳·帕尔(Katherine Parr)为这三个王室兄弟姐妹提供了一种更为可行的家庭生活方式。在他们父亲的宫廷里，政治的激流从未远离，伊丽莎白既没有她哥哥爱德华作为王位继承人的独特地位来保护她，也没有像半个西班牙人的玛丽一样，在欧洲大陆有权势的亲戚来照顾她的幸福。
危险的白日梦
伊丽莎白地位的不确定性在她父亲1547年1月去世后才增加。1548年2月——现在与寡妇凯瑟琳·帕尔女王和她的新婚丈夫托马斯·西摩生活在一起——14岁的伊丽莎白在给她弟弟年轻的爱德华国王的信中写道:“这是(陛下并非没有意识到)我的天性……不必用语言表达我所想的。”一年后，西摩因叛国罪被捕，这种对不透明的本能的重要性得到了证实。他不仅和伊丽莎白调情，而且在1548年秋天凯瑟琳死于难产后，还计划和她结婚。
这是一种青春期的迷恋，迷恋的对象是一个英俊而细心的老人——如果他向她求婚的话，他的性行为是不受限制的——这一事实只会加剧这种迷恋:嫁给西摩会使伊丽莎白免于王室女儿们通常的命运:被送到国外，永远地远离一切熟悉的事物，与一个陌生的丈夫开始新的生活。然而，现在，这种白日梦的危险性突然变得很明显了。
作为回应，年仅15岁的伊丽莎白第一次将公众面具带入了政治游戏。在审讯中，她把最亲近的仆人关在拘留所里，一动也不动，坚持说她没有参与西摩的计划，没有明确的附加条件，即枢密院的同意是最重要的，就没有关于婚姻的讨论。“她很聪明，”罗伯特·提尔维特爵士(Sir Robert Tirwhit)写道，他被指控逼供，“除了伟大的政策，她什么都逃不掉。”1549年3月，西摩被送进了教区;伊丽莎白只好安静地埋头读书。这是一个形成性的教训:她决定采取一种可防御的立场，顶住所有改变立场的压力，这使她避免了明显而现实的危险。
在1553年爱德华死后，伊丽莎白成为她的天主教妹妹的新教继承人之前，深刻而持久的个人和政治上的不安全感就已经定义了伊丽莎白的环境和她的经历。几个月后，她发现自己被关进了塔楼——一个被怀疑叛国罪的囚犯，就在她母亲最后几天住过的公寓里。心理压力表现在身体上——她的健康状况不佳，睡眠困难——但她的沉着，就像西摩事件期间一样，令人费解。她是无罪的。如果玛丽不相信，她必须证明这一点。而事实是，正如西班牙大使咬牙切齿地承认的那样，“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谴责伊丽莎白”。
隐藏在光天化日之下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理解伊丽莎白是女王呢?她在1558年25岁时登上王位，获得了权力和自治权，但并没有带来安全。她那敏锐的智慧已经变成了一种谨慎而微妙的智慧，她与世界的互动变成了一种带着面具的反应。同样的本能——观察和等待，谨慎地选择她的朋友，更谨慎地选择她的敌人——继续引导着新女王，因为对她个人和她的王国的威胁不断变异和增加。
尽管她很善变，也很难读懂，但她却藏在众人的视线里。在她执政初期，她在宗教、婚姻、法律、外交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立场，无论她在哪里，无论她如何努力，她都断然拒绝任何让她离开的企图。她的大臣们对她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她对变革、战争、婚姻和指定继承人的反抗——但伊丽莎白作为君主的抱负是一贯和连贯的:在平静中寻求安全;管理当前情况下已知的风险，而不是通过不可逆转的行动造成未知的危险。
事实证明，这种不安全感造就了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