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Yang Yin was an early lea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an outstanding leader of labor movement in China. Yang Yin proposed that we couldn’t sit and watch the imperialist invasion and oppression. He participated in preparation of the CPC's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and successfully planned and launched the Canton-Hong Kong Stride in 1925. He insisted on fighting for Soviet slogans left behind by the martyrs. He participated in leadership of the Guangzhou Uprising in 1927. Yang Yin proposed some opinions such as 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Party members, and absorbed some new achievements of Mao Testung Thought. H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d Army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bases all over the country. Yang Yin was a famous proletariat revolutionist who came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He owned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he Chinese working-class movement and armed struggles.
楊殷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中國工人運動的卓越領導人。楊殷提出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不能袖手旁觀、坐視不理，參與籌備中共三大，成功策劃發動省港大罷工。他提出為先烈遺留的蘇維埃口號而奮鬥，參與領導著名的廣州起義。他提出要有日常的工作計劃去實現黨員軍事化等一系列思想，吸收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成果，推動紅軍隊伍的壯大和各地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楊殷是廣東走出的著名無產階級革命家，為中國工人運動和武裝鬥爭的發展做出卓越貢獻。
楊殷提出孫中山的遺志就是要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封建軍閥，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不能袖手旁觀、坐視不理。他參與領導省港大罷工。這是廣東革命史上的偉大斗爭，在世界工運史上有著重要影響。
楊殷是廣東香山縣（今中山）翠亨村人，與孫中山是同鄉，其故居與孫中山故居毗鄰。楊殷早年受到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宣統二年（1910年），他到廣州聖心書院（今廣州市第三中學）學習。次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
1917年，楊殷任大元帥府參軍處副官，兼孫中山衛隊副官，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1922年，楊殷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他受中共組織委派，與馮菊坡、王寒燼等到蘇聯參觀學習。同年，楊殷妻子李慶梅去世。
1923年夏，楊殷從蘇聯回到廣州，與楊匏安、楊章甫等一起籌備中共三大。楊殷、楊匏安、楊章甫等人均為香山楊氏家族，被譽為革命三楊。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一戰線政策，加強黨的建設。
革命三楊的楊殷、楊匏安、楊章甫作為中共三大的主要籌備人，負責大會召開的各項後勤和保衛工作。三楊租賃東山的瓦窯后街31號（今越秀區恤孤院路3號）作為大會會場，新河浦路24號春園、廟前西街38號作為部分代表住宿處。廟前西街38號後為毛澤東舊居。1925至1926年間，毛澤東再次來廣州推動國共合作，歷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時在此居住。
中共三大後，楊殷在石井兵工廠和廣三、廣九、粵漢鐵路開展工人運動，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會基層組織。1924年5月，廣州工代會成立，劉爾崧任主席，楊殷任顧問。
1925年1月，楊殷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四大。會上，楊殷在會上介紹廣東工人運動的情況，積極支持統一戰線方針。
楊殷是中共四大代表。1月，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致陳喬年、王若飛、王一飛、羅亦農信說：“第四次全國大會，粵區由譚平山及命葵二人代表出席。恩來亦去代表留法組。我本也想去，但國際及區委均反對。我在粵區任秘書及組織部、宣傳委員會（宣傳部及委員長系恩來）三項工作。”[1]案命葵即楊殷，字孟揆，亦作命葵。譚平山、楊殷代表廣東區委出席中共四大，周恩來代表留法組出席。
5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英國捕頭（督察）愛伏生（Edward Everson）悍然下令開槍射殺參加遊行示威的中國學生和工人群眾，殺害13人，多人重傷，逮捕150餘人，製造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慘案發生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收回租界利權的五卅運動在全國興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巡（警務處長）麥高雲（Kenneth McEuen）、捕頭愛伏生被免職。
為響應五卅運動，中國共產黨領導開展省港大罷工。6月，中共中央廣東臨時委員會、廣東區委指派鄧中夏、楊殷、黃平、楊匏安、蘇兆徵等組成黨團，到香港領導開展省港大罷工。
楊殷憑藉在省港兩地有廣泛的社會關係，發動起落貨工人等基層工會群眾，爭取洪門、三合會的群眾，周密組織部署，直接推動省港大罷工的爆發。李立三在《楊殷同志傳略》說：“1925年中國歷史上最有名之香港大罷工，楊殷同志為一有力的組織者與領袖。在罷工發動前，他和蘇兆徵、鄧中夏同志三人在香港籌劃與佈置一切。而聯絡各派工會一致參加罷工，楊殷同志更盡了最大的努力。香港起落貨工人幫口界限最深，但以楊殷同志之努力，使各幫工人在民族義憤之前面拋棄私嫌，一致聯合起來，他在起落貨工人中有極大的信仰。”[2]
楊殷有著靈活的特有才幹，極會摸清工人心思。省港大罷工五虎將之一羅珠回憶楊殷說：“省港大罷工中他利用自己關係多、情況熟悉、長相又和買辦階級人物差不多，不易被人注意，還有他的靈活等特有才幹，經常變換衣服，帶一夾層木箱裝著手槍文件，來往於香港、澳門、廣州。他負責彙報香港情況及傳達廣東區委對罷工運動指示等。他和工人群眾關係很好，極會摸清工人心思。”[3]
楊殷提出孫中山的遺志就是要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封建軍閥。楊匏安在組織香港工人罷工前講話說：“孫中山的遺志就是要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是要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封建軍閥。現在帝國主義在上海殺害我國同胞，我們不能坐著等待別人宰殺，要起來以罷工作武器反抗帝國主義。”[4]他在罷工鬥爭中重視宣傳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方針。
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不能袖手旁觀、坐視不理。楊殷說：“帝國主義者已聯合向我們中國人民進攻了，他們在全國各地瘋狂地屠殺我國人民，我們實在再不能忍受了。番鬼佬侵略和壓迫我們，還在我們的國土上開槍打死我們中國人，難道我們還能袖手旁觀，坐視不理嗎？”[5]
只有搬掉封建制度這塊大石頭，才能出頭。楊殷鼓舞包括廣大婦女在內中國的男女老少起來反對封建軍閥。他對一位華僑年輕的遺孀李少棠說：“二姑，你的生辰八字不好，難道全國二萬萬婦女的生辰八字都不好嗎？在中國像你這樣的婦女，又何止千千萬萬！其實婦女們的悲慘命運不是生辰八字註定，而是封建制度所造成。”他說：“不單隻婦女，整個中國的男女老少，除了那些有錢有勢的傢伙外，都受封建制度的殘害。這東西就像大石頭一樣，壓得我們透不過氣來。只有搬掉它，我們才能出頭！”[6]
楊殷著手解決罷工的一些具體問題。香港一些工會領導人提出，罷工後工人回到廣州，伙食、住宿怎樣解決？香港當局封鎖交通，怎樣離港？經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鄧中夏等協調，由廣東革命政府安排工人食宿，消除工人的顧慮。對於封鎖交通，萬一鐵路交通被封鎖，工人就坐船，坐汽車或步行回深圳、寶安等地，再到廣州。如果全部交通都被封鎖，工人就起來暴動進行抗議。經過認真解釋和協調，香港各工會領導人勉強通過同時罷工。
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推動省港大罷工的發動。由於香港各工會領導人勉強同意同時罷工，以此契機，楊殷提出：“由我們直接影響的海員、電車、華洋排字、洋務等各工會先罷工、造成聲勢，以推動其他各行業工人總罷工。”[7]共產黨黨團開會決定，立即發動省港大罷工。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說：“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當晚共產黨黨團開會決定，首先由我們指揮的各工會（海員、電車、華洋排字、洋務等工會）先行罷工，再來逼迫黃色工會罷工。”[8]接著，各行業工會工人相繼參與。6月，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大力推動下，省港大罷工遂全面發動。
7月，省港罷工委員會在廣州成立，蘇兆徵任委員長，並組建省港大罷工工人糾察隊。在罷工過程中，鄧中夏還提出實行單獨對英的策略，實行外國貨物進出港的許可證制度，促進罷工深入發展。劉爾崧、楊殷等領導廣州工代會，積極推動組建工人糾察隊。後於1926年4月，廣州工人糾察隊成立，周文雍任總隊長。
1926年起，楊殷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監委書記。中共廣東區委監委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地方紀檢機關，楊殷也是最早一批紀檢幹部。
省港大罷工一直到1926年10月結束，歷時一年四個月，是當時世界工運史上一次最要的罷工。它給英國帝國主義予以沉重打擊，封鎖香港，促使香港總督司徒拔（Reginald Stubbs）辭職，鞏固廣東革命政府，支援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的爆發，取得重要勝利。
二、為先烈遺留的蘇維埃口號而奮鬥
楊殷是廣州起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依託陳李濟藥廠為掩護，積極策劃廣州起義。他組織工人赤衛隊參加起義，推動建立蘇維埃政權。廣州起義失敗後，楊殷提出為先烈遺留給我們的蘇維埃口號而奮鬥，體現他毫不動搖、鐵骨錚錚的鬥爭精神。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積極領導土地革命，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統治。1927年8月，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決定張太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籌備發動廣州起義。同月，楊殷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後兼任省工委書記。
楊殷與陳李濟藥廠少東家陳少泉結下深厚友誼。早在大革命時期，楊殷在陳李濟藥廠開展工運活動，宣傳革命思想。陳李濟藥廠建立工會，並加入廣州工代會。陳少泉接受工人提出的改善生活待遇等要求，並簽署勞資合同。
楊殷向陳少泉宣傳婦女解放的思想，陳少泉收潘佩貞為養女。廣州起義後，楊殷與潘佩貞結婚，楊殷被親切稱為陳李濟的女婿。楊殷對潘佩貞回憶說：“為此，我常到陳少泉家宣傳革命道理。有一天，我到陳家，你也知道。我發覺你是陳家的婢女，於是對陳少泉講有關婦女解放的道理。陳少泉認為我宣傳內容有道理，說我年輕有為，待我很好。他接受我的建議，將你改為養女，像親生女一樣看待，不作婢女使喚，甚至還送你讀書，使你現在有文化。你從此把我作為救命恩人，非常敬重我。”[9]
為了籌備廣州起義，楊殷選擇在陳李濟藥廠作為活動點。12月7日，在永漢路（現北京路）陳李濟陳少泉的雜貨鋪二樓召開工農兵代表會議，討論選舉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問題。
12月11日，張太雷、葉劍英、葉挺等領導的廣州起義爆發，楊殷參與起義的領導工作，負責總指揮部參謀團。楊殷曾任廣州工代會顧問，參與領導創建廣州工人糾察隊，後改稱廣州赤衛隊。在廣州起義的槍聲打響後，楊殷與周文雍等率領廣州工人赤衛隊進行戰鬥。起義軍佔領廣州市公安局，廣州蘇維埃政府在此宣告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蘇兆徵任主席（未到任），張太雷任代主席，葉挺任紅軍總指揮，葉劍英任副總指揮，楊殷任肅反委員會主席。
廣州起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反抗國民黨統治的三大起義之一，建立第一個城市蘇維埃政權，是一次偉大嘗試。楊殷是廣州起義的領導人之一，與周文雍等領導工人赤衛隊參加起義，發揮重要作用。
士兵與工人赤衛隊會合攻佔公安局，各路工友分將廣州城內各區攻下，在廣州起義中發揮積極作用。1928年12月，楊殷在《鬥爭中的回憶》說：“進攻公安局是分兩路的，當時保安隊死力抵抗。總隊長李某親自指揮，卒因工友猛烈進攻，將隊長李某擊斃。所駐的大隊保安隊不敢抵抗，都被繳械。其時，各路工友已分將城內各區攻下，其餘兵工廠、電話局、電報局、政治分會、財政廳及市各機關亦相繼佔領。西關七、九、十等區，亦於同日下午一時佔領。所餘者惟四軍軍部、太平沙貯藏軍械處、潮州會館、二十六師師部數處鬥爭最烈，亦為以上數處，而尤以四軍部為烈。”[10]案被擊斃的保安隊長為李作明，四軍軍部在長堤肇慶會館。
楊殷提出為先烈遺留的蘇維埃口號而奮鬥。他在《鬥爭中的回憶》說：“我們回想被慘殺情形，固然哀痛，然而已經到了我們不殺敵人，敵人亦天天向我們屠殺，現在只有更努力準備我們的力量，為被難的工友農友士兵復仇。為先烈遺留給我們的蘇維埃口號而奮鬥！剷除豪紳地主買辦資產階級軍閥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建立我們的政權。”[11]
由於國民黨第2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指揮第4軍長黃琪翔等部的反撲，敵眾我寡，起義軍遭到鎮壓。12月12日，廣州蘇維埃政府代主席張太雷犧牲。12月13日，起義軍餘部被迫撤出廣州，在花縣（今廣州花都區）組成第4軍，葉鏞任軍長，袁國平任黨代表。
廣州起義失敗後，楊殷掩護在陳李濟篩藥車間，裝扮成篩藥工人，躲過了敵人的搜捕。楊殷對潘佩貞回憶說：“陳李濟藥廠職工對我十分關心愛護，主動為我放哨，傳送情報，做交通聯絡。有一天，叛徒跟蹤我，幸好該廠藥工李伯掩護我，使我擺脫叛徒的追捕。我馬上在廠內化裝為該廠篩藥工人，打扮成全身藥粉塵沾著汗水，令反動派、叛徒找不出破綻，從而在極其危險情況下脫離惡劣環境。因此，陳李濟藥廠的老闆陳少泉和李伯等職工是我的救命恩人。”[12]
192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李立三在香港主持召開中共廣東省委會議，通過《中共廣東省委關於廣州暴動問題決議案》，對廣州起義領導人進行過分的懲辦，黃平、周文雍、陳鬱、楊殷、惲代英等被開除省委常委，吳毅被開除省委候補委員，黃平被開除廣州市委書記等職務，葉挺被處以留黨察看6個月，黃平被處以留黨察看3個月等處分。同月，楊殷與陳少泉的養女潘佩貞在香港結婚。不久，楊殷與彭湃等來到海陸豐革命根據地工作。
中共中央糾正過分懲辦的錯誤。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在香港主持召開省委擴大會議，宣佈原來處分的決定無效，取消對葉挺的處分，重新選舉楊殷、惲代英、陳鬱、吳毅等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職務，楊殷、惲代英、陳鬱等相繼擔任省委常委。
三、要有日常的工作計劃去實現黨員軍事化
土地革命時期，楊殷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事部長等職，他提出要有日常的工作計劃去實現黨員軍事化等思想，吸收毛澤東提出的游擊戰爭戰略戰術，在實踐中推廣朱毛經驗，支持主力紅軍建立和各地革命根據地創建。
1928年6至7月，中共六大在蘇聯莫斯科召開，楊殷出席大會。中共六大肯定廣州起義開啟中國革命的蘇維埃階段。在大會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時，楊殷提出：“中國革命政權問題必定要看重軍事勢力。”他說：“軍事成分佔90%。而解決土地問題，又要求政權問題的解決。”[13]
7月，在黨的六屆一中全會上，楊殷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候補常委，並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增補楊殷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他與周恩來等一起，研究策劃部署各地的土地革命和紅軍創建。
楊殷十分注重家風建設，再三叮囑注意讀書，用錢要省，與人來往要謹慎。1928年，他寫信給女兒楊愛蘭說：“你在目前各科中，除文字工作外，當注意英文、歷史、算學，尤其重要的是英文。”又說：“你年紀已長，各事都不能像從前那樣。除讀書外，各事不必沾染，打牌、閒遊、看戲等，尤萬不可做。用錢要省，須知留得一文錢，亦可於無錢時應用。切不可為了要面子，就可多用幾塊錢，青年人最要不得的事情。穿衣尤須樸實，與人來往要謹慎。”[14]
1929年2月，楊殷參與起草《中央通告第二十九號——關於黨員軍事化》的通告，經周恩來修改後下發。通告強調軍事工作對整個革命鬥爭的重要意義，要求各地黨組織開始實行有系統的軍事政治組織和軍事技術的工作，實現黨員軍事化。
吸收廣州起義的經驗，黨員要會使用武器，才能夠很好指揮軍事鬥爭。楊殷起草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九號——關於黨員軍事化》說：“據廣東暴動的經驗，不但廣大群眾不會使用武器，就是多數黨員也同樣的不會使用武器。這樣一來，自然黨員不能夠很好的指揮暴動的軍事行動，不能利用暴動一切有利的條件戰勝敵人，不能使暴動充分藝術化。”[15]
要有日常的工作計劃去實現黨員軍事化。《中央通告第二十九號——關於黨員軍事化》說：“各地黨部應與黨奪取工農群眾的中心工作同時，開始實行有系統的軍事政治組織和軍事技術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日常的工作計劃去實現黨員軍事化的口號。”[16]
楊殷對毛澤東、朱德領導紅四軍轉戰贛南、閩西，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給予積極支持。他積極協助周恩來把紅四軍開展游擊戰爭的經驗向其他根據地推廣，推動紅軍隊伍的發展壯大。
2月，中共中央發出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4月，紅四軍前委收到中央來信，毛澤東起草《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的回信。毛澤東在信中說：“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了。”
愈是惡劣環境，部隊愈是集中。毛澤東在信中說：“中央要求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大的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理想。以連或營為單位單獨行動，分散在農村中，用遊擊的戰術發動群眾，避免目標，我們從前年冬天就計劃起，而且多次實行都是失敗的。”又說：“愈是惡劣環境，部隊愈須集中，領導者愈須堅強奮鬥，方能應付敵人。只有在好的環境裡才好分兵遊擊，領導者也不如在惡劣環境時刻不能離。此次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因為我們部隊是集中的，領導機關（前委）和負責人（朱、毛）的態度是堅決奮鬥的，所以不但敵人無奈我何，而且敵人的損失大於他們的勝利，我們的勝利則大於我們的損失。”[17]
毛澤東提出游擊戰爭的戰術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他在信中說：“我們用的戰術就是遊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18]
毛澤東提出的游擊戰爭戰略戰術是對黨員軍事化的進一步完善。楊殷十分重視推廣朱毛經驗，參與組織派遣幹部到各地開展武裝鬥爭。6月，中共中央軍事部、中央組織部派鄧小平、張雲逸到廣西領導百色起義，派徐向前等到鄂東北領導創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
8月，由於中央軍委秘書白鑫叛變，楊殷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彭湃，江蘇省委軍委秘書顏昌頤，江蘇省委軍委科員邢士貞，上海總工會糾察隊副總指揮張際春等人在上海被捕。
楊殷與彭湃在獄中秘密寫了兩封信，通過秘密渠道呈報中共中央。其一署揆、安給順業，說：“（一）儘量設法做到五人通免死刑。（二）上條不能做到，則只好犧牲沒有辦法之安、揆二人，而設法脫免餘無口供之三人。”又說：“際春對過去事已供出，惟不承認現在有工作。”[19]案安指彭湃，化名王子安，揆指楊殷。其二寫於就義前，署孟揆、夢給冠生，說：“我等此次被白害，已是無法挽救。張、夢、孟都公開承認，並盡力擴大宣傳。”[20]案白指白鑫，後於11月11日被擊斃。張指張際春，後於1932年獲釋。夢指彭湃。孟指楊殷。
8月30日，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等四位烈士在上海龍華英勇犧牲。就義前，楊殷坦然說：“朝聞道，夕死可矣！”
8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反對國民黨屠殺工農領袖宣言》，高度評價說：“楊殷同志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廣東省港大罷工的領導者，是廣東鐵路工人的領袖。”
周恩來高度讚揚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等是革命領袖，照耀在千萬群眾的心中。9月，他在《彭楊顏邢四同志被敵人捕殺經過》說：“的確，彭、楊、顏、邢四烈士的犧牲是中國革命、中國黨之很大的損失！革命的領袖是積了無數次的鬥爭與戰績，從廣大的群眾中湧現而鍛煉出來的。敵人可以在幾分鐘內毀滅了我們革命的領袖，我們卻不能在幾分鐘內鍛煉出我們新的領袖。”又說：“所以我們在死難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淚的悲哀，而需要更痛切更堅決地繼續著死難烈士的遺志，踏著死難烈士的血跡，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鬥爭！”[21]
楊殷是從廣東中山故里走出來的革命家，也是孫中山身邊走出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的工人運動思想和實踐，是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的寶貴財富。楊殷依託陳李濟藥廠，積極投身革命鬥爭的英勇事蹟，成為廣東企業紅色文化的一段佳話。
[1]陳延年：《陳延年致喬年、若飛、一飛、羅覺同志信——索取學習資料，國內需要人材和廣東工農運動情況》，《廣東省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5年）》（一），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1982年出版，第10頁。
[2]李明（李立三）：《楊殷同志傳略》，《烈士傳》，蘇南新華書店1949年版，第251-252頁。
[3]羅珠：《回憶省港大罷工諸事》，《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頁。
[4]何錦洲：《楊殷傳》，中山市社會科學聯合會1993年編印，第32頁。
[5]郭昉凌：《楊殷傳》，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頁。
[6]何錦洲：《楊殷傳》，中山市社會科學聯合會1993年編印，第32頁。
[7]何錦洲：《楊殷傳》，中山市社會科學聯合會1993年編印，第38頁。
[8]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2頁。
[9]何錦洲：《楊殷傳》，中山市社會科學聯合會1993年編印，第92-93頁。
[10]楊殷：《鬥爭中的回憶》，《紅旗》1928年第3期。
[11]楊殷：《鬥爭中的回憶》，《紅旗》1928年第3期。
[12]何錦洲：《楊殷傳》，中山市社會科學聯合會1993年編印，第94頁。
[1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紀念黨的早期領導人楊殷同志》，《人民日報》2012年8月13日。
[14]楊殷：《致女兒楊愛蘭書》，廣州博物館藏。
[15]中共中央：《中央通告第二十九號——關於黨員軍事化》，《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39-40頁。
[16]中共中央：《中央通告第二十九號——關於黨員軍事化》，《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2-43頁。
[17]毛澤東：《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5-56頁。
[18]毛澤東：《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
[19]楊殷、彭湃：《給順業》，《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6頁。
[20]楊殷、彭湃：《給冠生》，《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頁。
[21]周恩來：《彭楊顏邢四同志被敵人捕殺經過》，《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