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左翼思潮從資本主義替代到現代性批判之旨趣轉換，包含著一個重大困境：由於價值共識和政治承諾缺乏，雖然在理論表象上它似乎愈發激進了，但在政治上實際退卻了。通過當代重大政治議題回到解放議程，重建現代性批判的理論共識和可行的資本主義替代政治承諾，則是當代西方左翼思想重新政治化的前提。這些議題包括技術（生產力）、全球化（共同體）、地方（差異和平等）以及階級等方面，立足於馬克思主義解答這些社會難題並打開新的文明視野，這是今天左翼理論的真正任務所在。
從經濟到文化、從生態到心理、從階級到性別，當代西方左翼思潮幾乎在每一個領域都提出了激進看法。圍繞這些論題形成的大量新話語，從後福特製批評、後殖民研究再到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生命政治學等，在全球知識界廣泛擴散，亦受到國內相關領域的追捧。然而，在這一現象背後，存在著一個需要追問的事實：激進話語的增生擴散恰恰掩蓋了政治上的退卻。不復存在一種以改造世界為旨趣的統一的左派知識綱領，左翼思潮內部的巨大爭論甚至使得“左翼”本身成為“不和”的符號。我們將之稱為當代西方左派現代性批判的政治困境。左翼思潮從資本主義替代到現代性批判之旨趣轉換，以及在深層理論邏輯上，反本質主義立場造成的在基本價值和理論前提上的共識缺乏，乃這一困境的基本原因。因此，解決這一困境的基本思路是，回到馬克思主義，通過當代重大政治議題回到解放議程，凝聚新的政治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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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恩叢書·于爾根·哈貝馬斯：知識分子與公共生活（一位傑出知識分子，一部躍然紙上的德國當代史）作者：斯蒂芬·穆勒-多姆（Stefan Müller-Doohm） 著，劉風 譯噹噹
一、重新定義政治的共識困難
一般認為，1968年法國以學生運動為代表的文化造反失利，標誌著傳統左派的困境以及盧卡奇奠定的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僵局。在這之後，西方馬克思主義開始了多樣化的探索。在新的探索過程中，哈貝馬斯的《合法化危機》（1973年）和利奧塔的《後現代狀況》（1979年），非常明確地宣告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過時”，從而為後馬克思主義激進理論打開了新的理論視域。前者通過危機問題指認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當代社會診斷的無能，後者則通過闡明宏大歷史敘事的失效而宣佈進入後現代歷史。新的動態非常明顯地給左翼事業帶來了一個巨大的挑戰，用利奧塔的話來說，“從革命思想和行動那裡繼承下來的政治從此失業”。其後，拉克勞和墨菲的《霸權與社會主義戰略》公開出版，直接拉開了“後馬克思主義”大幕。該書在理論邏輯上以承認哈貝馬斯和利奧塔為前提，主張通過民主政治（即現存制度）“激進化”（即“徹底化”）來實現社會主義目標。這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是尷尬的，所以引發了重大爭論。然而，爭論不僅沒有結果，而且從理論上展示了一種重大問題，即西方左派在理論前提、現實判斷和“革命”戰略上都缺乏共識，西方馬克思主義陷入了激烈的多元化階段。20世紀90年代前蘇東的瓦解加劇了這一理論狀況，以德里達的《馬克思的幽靈》為標誌。
綜觀當代西方左翼激進理論，多元化乃是其顯著表象。特別是大量來自社會空間和城市研究、地理學、社會理論和文化研究領域的左翼學者主張放棄傳統馬克思主義立場而以多元價值作為新的前提。例如，來自地理研究的阿明和斯瑞夫特便主張左派沒有固定不變的立場，必須在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兼容一切差異和多元訴求，從而為爭取再分配的鬥爭建立更寬泛的基礎。然而，這帶來了一個重要問題：由於共識困難，西方馬克思主義失去了定義政治的能力，從而僅僅維持了不切實際的“左派”虛名。作為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戴維·哈維就認為，在這種狀況下，“左／右（激進／反動、進步／保守、革命／反革命）的修辭在今天就沒有多大用途”。實際上，主張包容一切的多元主義立場和告別左與右的“第三條道路”主張在政治和邏輯上並沒有多大差異。
通過各種爭論可以發現，真正的問題是：在今天如何理解政治。左派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遊移，不僅見證了由於缺乏直接干預當代資本主義的機會而面臨的實踐困境，亦表明了從理論上對馬克思主義採取反本質主義理解的邏輯難題。這個難題位於為反本質主義和反主體性哲學提供支撐的結構主義思潮的內核之上。當然，這也是一個矛盾。我們看到，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所稱的 “歷史”，福柯所稱的“社會”，拉康所稱的“主體”，都不是本質主義意義上的“物”，這為反現代性理論提供了重要支撐，並因此成為當代激進理論的核心資源。但是，在重新尋找改變世界策略的過程中，這也同時使得任何維持在既定目標上的價值訴求（例如傳統的“烏托邦”和社會主義等）都不再可能實現。拉克勞和墨菲的後馬克思主義正是在這一語境中生髮出來的，他們非常明確地強調，具有本質規定的“社會”概念是不可能的，而主張以屬性規定的“社會”術語來替代它；在他們看來，“社會”是包含著對抗的不可能性目標。這在齊澤克那裡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揮，他藉助於拉康反本質主義邏輯把“不可能性”或“基本對抗”置於後馬克思主義激進政治學的前提之上。這意味著左派的事業成為無止無盡的批判，再也與建設無緣。拉克勞、墨菲、齊澤克、阿明和斯瑞夫特，以及更廣泛的各種以差異、多元和少數名義進行批判的激進社會理論家無不如此。
沒有前提保證的理論必然產生沒有實際承諾的政治訴求，這正是當代西方激進左派面臨的最重要難題。關於這個難題，也不是沒有人意識到和討論過。戴維·哈維重提“革命人道主義”的政治實踐設想，布若威主張馬克思主義的公共社會學等，都是具有糾偏意義的重要動向。朗西埃則從理論上闡明，“重新定義政治”乃是新左翼的基本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朗西埃以學院化的方式指出後馬克思主義反本質主義“政治”的虛假性，從而提出左翼理論重新政治化的構想，同時亦表明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左派反“共識”之命運。在朗西埃看來，與主流民主政治一樣，主張從“政治”（名詞）走向“政治的”（形容詞）後現代政治學，其核心都在於取消了承諾，從而從根本上取消了政治本身。因此，他重新提出政治哲學所面對的基本主題，試圖以此重建激進左翼的政治。在朗西埃看來，真正的問題是通過政治哲學的預設來回應取消政治本身的共識性實踐（即權力實踐），馬克思主義在其中應當具有自己的位置。
那麼，如何走出這種困境，以便重新把握政治呢？在我們看來，這就需要深入當代重要的政治議題，解釋社會變遷邏輯，從而打開新的歷史視野和鬥爭地平線。
二、當代左翼政治面臨的重大議題
新的政治實踐首先總是與新的政治議題而不是與元理論進展聯繫在一起的，後者往往是適應於前者而變化的。那麼，如何理解當代最重要的變遷呢？在總體上，當代西方激進左翼幾乎說遍了所有能夠政治化的議題，從跨國生產到金融危機，從種族歧視到性別歧視甚至性取向，從自然（生態）到文化多樣性，等等，這使得理論看起來十分激進，也使得世界看起來愈發需要改造。在國內相關研究中，不僅生態、性別等已經成為主流論題和立場，而且包括齊澤克、阿甘本、巴迪歐等古靈精怪的新學院激進話語也都得到相當多的關注。不過，我們也已看到，這些話語中的多數，不是被權力收編成為“政治上正確”的話語（如生態、性別、性和種族等），就是與實際政治過程無涉（如齊澤克的意識形態批判、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學等）。也就是說，要麼左派無力主導這些議題的發展，要麼不能使其政治化。因此可以說，這些雖然是左翼話語，但它們卻不是左翼能夠主宰的直接政治議題。套用鮑曼的話來說：“瀰漫於公共領域中的個別怨氣充斥著私人的苦惱與焦慮，它們僅僅展現於公共領域之中，卻無法轉變成公共問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左派理論家中，20世紀80年代以來，“尋找政治”的呼聲一直很高，從傳統左派要求“階級政治的迴歸”，到左派新銳“迴歸正義”的呼籲，雖然內容不同，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即重建政治承諾。在此語境中，鮑曼的《尋找政治》別有意味。在鮑曼看來，政治乃是公共的事業，當現代性喪失自己的承諾，政治事業便需要重建新的承諾，而重建包括三個至關重要維度：定義公共空間、掌握政治議程和清晰表達新的願景。我們在此選擇當代激進左翼思潮提出的四個重要但仍沒有得到國內研究充分重視的議題予以簡單的分析。在我們看來，這些議題分別從技術（生產力）、全球化（共同體）、地方（差異和平等）以及階級四個維度描述了當代政治面臨的核心問題。
（一）速度暴政與速度虛無主義
這個問題的揭示，是法國當代思想家維希留的最傑出貢獻。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維希留一直關注速度。在他看來，速度（或效率）乃是人類的存在原則，交通通訊技術不斷地改變人類的存在狀況和刷新人們的時空經驗。在今天，不斷加速的技術革新最終造成了以“實時”為支配原則的運動，而遠程行動同時消滅了地點和時差，創造出遠程在場。這種狀態展現出這個邏輯，即“速度乃時間之光”“純粹速度同時成為高度和長度，成為絕對權力的全部”。在此背景中，此時此地概念消失了，代之一種遠程客觀性，世界成了“別處”；地球則被遠程技術汙染，被它壓縮和還原到零，世界成為荒漠；而人則成為為了安全而等待死亡的人。所以，在維希留看來，人類處在速度虛無主義氛圍之中，而新的速度虛無主義對世界真實面貌的破壞遠比技術虛無主義要大。這就深化了從海德格爾到法蘭克福學派對現代社會技術統治的批判，闡明瞭當今世界暴力的實質。可以說，維希留極為準確地捕捉了為效率而不斷“進步”的技術持續刷新人類存在根基的邏輯，並且描述了其終極圖景：速度的暴力已經變成了世界的命運和目的。維希留從新的角度解釋了虛無，一種在尼采之後形成的“新虛無”。這種虛無不再是最高價值的貶值，而是平凡事物的貶值，即世界的垃圾化。就這一點而言，維希留從技術發展的譜系和邏輯說明了今天何以普遍產生了當下不真實和生活在別處的感覺，在整個20世紀技術批判史中，這是一個重要的拓展。這種拓展提出了我們今天面臨的最核心的問題之一：技術本身已經趨於它的極限，從而突破了發展它們的人類控制。
（二）全球化與共同體重塑
關於全球化或全球治理，已經成為一個持續了20多年的陳詞濫調，但鮑曼對於這個話題的分析卻令人眼前一亮。他不僅基於流動的現代性思想分析了全球化帶來的階層衝突和個人流離失所的命運，而且從不同維度提出了通過知識介入而重建政治的構想。前述“尋找政治”框架代表著其提出重建公共性（政治）的完整邏輯。在鮑曼看來，今天是一個高速度和加速度的時代，是一個縮短承諾期限的時代，是一個靈活多變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裡，人與人之間親密關係的“保質期”也大大縮短。因此，我們喪失了文明的確定性，喪失了它承諾要提供給我們的更多可靠性，代表集體的公共空間銷蝕了，“共同體”成為一個問題，成為一個悖論性觀念，既是失去的天堂，又是重回天堂的路。與本能地訴諸多元主義價值和抓住生活政治的許多激進左派不一樣，鮑曼尖銳地指出，市場法則和當代權力性質造成了權力本身與現行政治的分離，個體從政治公民轉變為市場消費者，並且最終導致個人生活的碎片化和共同體的瓦解。因此，他要求從政治機制的角度把握議程和法則，並把定義公共空間作為焦點問題。這樣，鮑曼實際上便描述了重建共同體的過程，而不是流於公共價值的空洞呼籲。就此而言，他的分析比絕大多數左翼學派都具有深度，同時又更接地氣。這也就不難理解，正是在他這裡，被許多左翼理論家奉為圭臬的文化多元主義和生活政治遭到了最強烈的質疑。鮑曼認為，文化多元主義乃是“知識分子適應新的現實的一種調適方法。它是一個屈服性的和解宣言：人們屈服於新的現實，而不是去挑戰和質疑這種現實———他們聽任事物‘順其自然’地發展下去”。也就是說，如果今天的政治問題是缺乏共識，那麼文化多元主義恰恰是在抗議名義下鞏固現行的制度。
雖然鮑曼的討論在語氣上相當溫和，但其分析從來不缺乏力度，並且對問題本身的判斷極為深刻和具有感染力。可以說，鮑曼稟承了法蘭克福學派以解放為最高目標的社會批判思路，並且提供了一個通過知識介入來推動解放議程深入的卓越案例。他承認，今天人類解放的前景與馬克思清晰地描述的人類解放前景是大為不同的，不過，他強調：“卡爾·馬克思幾乎兩個世紀前對資本的雙重指控———它的浪費與道德上的不公正———都沒有失去任何話題性。發生變化的只是浪費與不公正的幅度：兩者如今都已獲得了全球範圍之規模。解放之艱鉅任務也同樣如此；正是這一解放的迫切性，促使了半個多世紀前法蘭克福研究所的建成，並繼續為它的勞作引領導航。”換句話說，統治依舊，解放訴求依舊，改變的只是問題的嚴重性和解放的緊迫性。鮑曼主張，在今天必須從人類生存和全球尺度來考慮“命運共同體”這個根本問題，這就為全球化時代的左翼政治確定了核心議題。
（三）地方、原住民與另類現代性探索
在全球化語境中，地方觀念在不同的領域———從人類學到地理學和文學———不斷得到重申，因為它似乎是另類現代性之源。不過，現實的困境是，當我們依賴地方想象另類現代性時，同樣見證了基於普遍維度建設另類現代性的困難，即不能直接想象在全球層次上創造與現行資本主義不同的經濟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然而，這正是全球化給我們提出的問題。如果不面對這個困難，將可能產生對地方意義的誤讀。從文化或傳統角度為地方辯護的文化現代性或者文化多元主義的問題便出在這裡。鮑曼對文化多元主義的批評已經指認了這一點。當然，這並不是否定地方的意義。勿寧說，重新理解地方構成當前左翼政治的核心問題之一。
許多左派理論家認為，在今天，現代性本身已經處於散逸狀態，它在各地的經驗並不均衡。或許，各地以自己的方式構建自己的現代性，這正是全球化帶來的基本後果。換句話說，全球化是一種歷史的、不平衡的乃至於地方化的進程。正是這一原因，在今天，地方的生產成為至關重要的政治。諸如阿爾君·阿帕杜萊的“消散的現代性”和德里克的“全球現代性”概念，都是捕捉這個問題的不同努力。它們共同的地方在於試圖通過全球交流真正瓦解西方中心主義和殖民遺產，不同的是，前者以細膩的人類學筆觸描述來自印度和散居的經歷，而後者則更關注包含中國在內的非西方社會歷程。
在阿帕杜萊看來，真正的問題不是回到本質化的地方，而是提出地方性生產在全球化語境中的困難。阿帕杜萊以印度的經驗說明，地方能夠打破自身的狹隘性加入全球共同事務，從而創造不一樣的全球機制。這個思想在德里克那裡得到響應。在德里克看來，儘管現代性源自歐洲，它的擴展經歷了殖民過程，但在今天卻形成了一種包容了前殖民地和邊緣化人民的全球現代性，即全球資本主義世界。在這樣一個世界中，一方面，非歐美社會的問題同時是歐美社會的內部問題；另一方面，當以文化名義挑戰歐洲的統治地位時，歐洲中心主義早已是其他社會現代性的一個問題。因此，需要不斷質疑現代性的邊界，即現代性的場域。這是站在超越地方的普遍主義立場上重新審視現代性的嘗試。這種視角的關鍵之一便是，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乃是歐洲現代性的產物，因此對它們的反思便成為真正站在普遍立場思考非資本主義現代性之理論前提。也因此，在這種視角中，“非殖民化不應僅限於從歐美殖民主義中逃脫出來，而躲進某種想象出來的民族文化當中去，它應該進一步質疑由民族國家權力所支持的民族文化觀念的殖民內涵”。德里克認為，不能以另一種中心視角或民族主義立場來設想對現代性的替代，真正的政治乃是全球現代性的探索。
近年來，來自非洲的馬姆達尼的相關研究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通過非洲和美國曆史經驗的對比，馬姆達尼認為，原住民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政治的結果。在今天，新型的殖民統治不再是傳統的分而治之，而是定而治之，即將原住民分割成不同人群，並定義和規劃他們的文化傳統和主體性。基於這一點，他提出了對非歐國家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否通過移植所謂西方先進經驗就能夠實現落後民族的繁榮與自由。在他看來，“替代方案是思考我們自己的企望，不只是從外頭引進理論，視之為另一種技術轉移式的發展計劃，而是換上了不同的且更高的目標：理論化我們自己的現實”。因此，他致力於對移住民關於世界多元主義聲稱和原住民對起源與本真性迷戀的批判，試圖推動第三世界在全球化條件下獨立自主探索發展道路的思考。
上述例子都是在全球化語境化下重新審視地方性的努力，與過去不一樣的是，他們不再試圖回到假想的本質化的地方，而是提出了新的歷史條件下獨立自主創造地方未來這個重要的問題。
（四）重新關注生產政治
１968年4月，霍克海默在自己的文集《批判理論》序言中寫道：“二次大戰結束後，那種認為工人的貧困在不斷增長的觀念……早就成為抽象的東西或幻想，至少被年青人鄙棄為過時的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時代勞工和僱工的生活條件是赤裸裸壓迫的結果。今天，它們則成了工聯組織的主要課題，以及佔統治地位的經濟和政治集團之間討論的話題。無產階級的革命衝動，早就變成了在社會框架內的現實主義行為。至少在人們的心目中，無產階級已被溶合到社會中去了。”在某種意義上，這為1968年5月巴黎的學生運動做出了一個註釋：學生而不是傳統的工人成為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主體。因為這一勢態，在理論上，告別階級重新尋找革命主體和道路的探索構成20世紀60年代以來激進左派思潮的政治訴求。在某種意義上，阿爾都塞研究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問題，列斐伏爾談論空間政治學，還有各種文化政治學，都是試圖在工廠或直接生產過程之外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再生產秘密並打開新的鬥爭空間的努力。然而，無產階級為什麼不革命了，以及工廠將在新的鬥爭中具有何種可能的表現，這些基礎問題卻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回答。
美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布若威在某種意義上曾打開過這個話題。布若威困惑於這樣的問題，一方面新的世界危機在全球範圍內不斷以極端的方式呈現，另一方面反抗卻“悖謬般地消失了”。
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通過深入非洲、東歐以及美國的工廠，他在1979年完成了題為《製造同意》的分析著作，揭示了一些重要問題，例如，在勞動力內部市場中，利益何以造成競爭併產生對規則本身的同意；在企業層次上，勞動代表對企業事務的參與如何使控制從專制形式轉變成霸權形式；等等。在總體上，他認為正是企業實際運行和勞動過程的變化造成了工人階級的同意和資本家的霸權。在他看來，國家、學校、家庭、文化以及個性並非不重要，但唯有通過把勞動過程的轉變作為起點，它們的重要性才能被評估。同時，他認為，超越直接利益的工廠內部的意識形態鬥爭具有重要的意義。他強調說：“意識形態鬥爭帶領我們超越資本主義、超越需求的專政。它們是鬥爭，但不是針對業績討價還價的形式的鬥爭，而是針對業績報酬這一概念的鬥爭；不是針對生產中的關係的鬥爭，而是針對生產關係的基礎的鬥爭。”
從布若威的討論看，不是階級生產政治以及與此相伴的階級鬥爭消失了，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機制造成了更復雜的態勢。如果不回應這些複雜的態勢，我們就不能在既有的政治框架中將其重新政治化。
上述四個議題，可以說，乃是文明發展和人類解放面臨的永恆性的基礎問題，只是現代性或資本主義變化使這些問題的性質、強度、幅度以及解決它們的難度發生了巨大變化。例如，在技術問題上，正如維希留闡明的那樣，技術改變了人類活動的時空框架，呈現出突破人類控制的趨勢。在這一語境中，問題在普遍層次上為我們所有的地球人直接遭遇。也因為這一點，它們成為各個國家和不同人士的共同關注。就左派來說，上述例子所表現的深度說明，它們不缺乏洞察的眼光和提出問題的能力。那麼，如何通過這些議題打開今天的左派實踐呢？這就必然涉及新的政治承諾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解放議程問題。
三、解放議程與資本主義批判的政治承諾
我們分別以技術、全球共同體、地方發展和勞動過程四個方面的例子闡明，在激進左翼理論中不乏政治議題，但就是這四個方面的例子，亦沒有直接產生與之相關的重要政治實踐。就個案來說，每一個都有直接的理由。例如，維希留明顯地表現出悲觀主義的情緒，他極少談烏托邦方案，在他那裡，技術批判揭示了當代問題的深度但並不產生直接的政治訴求；而替代資本主義方案的地方道路則有賴於政府和民眾的合作，需要開闢新的政治實踐。在每一個例子上，都存在理論不能承受之責任。畢竟，我們不能要求每一種理論都直接兌現自身。但是，我們也同樣可以說，激進批判必須具有自身的政治承諾以及實現這種承諾的政治想象和條件分析。就這一點來說，上述例子中，鮑曼是最自覺的一位。他不僅始終圍繞共同體的重構進行批判，而且對其進入議程的政治實踐也曾有過分析。
本文不能完整展開對既有激進左翼現代性批判的診斷，通過對其政治困境的邏輯分析和部分例子的觀察，我們試圖重新提出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如果迴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個歷史條件，如果缺乏解放議程的承諾，批判本身將成為無意義的知識滿足，激進立場則流為純粹空洞的姿態。在談到激進政治學之根時，鮑曼強調，激進政治學的實質乃如馬克思所言，創造自己的歷史，儘管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開端。這個強調是值得我們回味的。當代激進左翼的政治困境見證了創造歷史的困難，但這種困難不僅不是政治退卻的理由，而恰恰是必須深入那個不能選擇的“開端”（即資本主義）的原因。當代激進左翼批判思想的理論學院化和立場邊緣化，見證了左派本身的政治迷失。這也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即回到馬克思主義，基於解放議程重新思考資本主義替代。
在此語境中來審視今天激進批判的異常的多元化發展將是有意義的。在波德里亞看來，今天激進左派試圖理論化的那些層出不窮的問題，它們的產生本身就表明，世界已經開始以過度的方式運行。他說：“所有批判的激進性都已失效，所有否定性都已在一個假裝認清其自身的世界中得以解決，而批判精神已在社會學中頤養天年，慾望的效應則已被消耗殆盡，還有什麼能夠將事物帶回其謎樣的零點？”在這裡，正如伊格爾頓正確指出的那樣，之所以會產生各種批判，乃是因為這個世界存在著需要批判的地方，然而如果批判本身不能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思路而滿足於自身的理論建構，那理論將會有什麼意義？正是基於這種思考，他批評流行的文化理論（特別是後現代主義思潮）遺忘了政治，並且認為，“對左派而言，政治滑坡反而高度集中了理論才思，或者至少可以說導致了創造力的偏斜，這也許是一個精選的歷史反諷”。正是在這一背景中，他再度重提“馬克思為什麼是對的”，為馬克思主義進行辯護，試圖重新打開左翼思想政治化的道路。我們認為，伊格爾頓這一路向值得讚賞。因為，重建現代性批判的理論共識和可行的政治承諾，正是當代西方左翼思想重新政治化的前提，而馬克思正是迄今為止不能超越的現代批判之地平線。
文章來源：《西南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