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七世紀到公元前八世紀，古希臘的城邦制度正式建立，逐步成為一個完善的國家。
但是，在此之前，古希臘也有過一段較長時間的貴族統治時期，後來隨著平民階層的不斷鬥爭，“正義思潮”開始盛行，繼而推動了一系列的立法活動，城邦制度才逐漸確立起來。
縱觀古希臘城邦制度確立的歷史背景：經濟，技術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古希臘位於地中海東部，是典型的地中海氣候。由於地中海氣候比較特別，屬於冬雨型氣候，這樣的氣候使得古希臘的土地十分貧瘠。
因此，古希臘沒有大規模的農業生產活動，種植業也不發達。除此之外，古希臘境內大多是高山，將其分成了許多個小塊平原。其中主要有北希臘、中希臘、南希臘這三個部分，它們彼此之間是隔絕的。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地形加上氣候特點，使得古希臘缺少了發展種植業的自然條件。
獨特的自然條件，不僅影響古希臘經濟的發展，對其政治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由於地形的原因，古希臘被分裂成了若干個部落，彼此之間，交通不便，沒有聯繫，因此，古希臘很難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
各個部落，獨立發展，形成了小國寡民的城邦制國家（以一城市及其周圍的村落組成，轄地百里，人口數萬，如雅典、斯巴達）土地大多貧瘠，不適合種植業的發展，從而迫使這些國家的人們從事商業貿易。
公元前8世紀，古希臘出現了鐵器，大批量的鐵器投入到生產勞作中，再加上原本豐富的自然資源（礦產、森林等），使得古希臘在採礦業、造船業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不僅如此，古希臘人還發明瞭冶金技術，生產工具和技術上的不斷革新，促進了古希臘經濟的繁榮昌盛。
除了工業上有了很大的發展和進步，古希臘的種植業也有了很明顯的改善，雖然他們獨特的自然環境並不適合農作物的生長，但是他們開墾了大片的土地用來種植穀類、橄欖、葡萄等耐旱性的作物；
他們還克服重重阻礙，把這些作物運往歐洲，用來交換他們所需要的糧食。這樣不斷的商品交換，使得古希臘的經濟得到了良性發展，各個城邦的人民都過著相對富庶的生活，在這一時期，古希臘的經濟發展程度也是位於世界前列的。
在古希臘，大多數工藝品的生產都以家庭為單位。但到了公元前8至4世紀，這種模式逐漸改變。烘麵包和編織，這些在中世紀後期十分重要的經濟活動，在公元前6世紀之前，都只由婦女負責。隨著商業愈來愈發達，手工業也得到了發展。
像衣服、鞋帽、首飾、武器、用具等不可能完全由一個家庭製造出來，而這些東西的交換無不依託於城邦和市場。
當時的雅典已有二十幾種手工業行業，不僅行業繁多，而且行業內部分工明細，例如在雅典的阿果拉或忒色聖廟附近，商鋪分佈在城市的每個角落，商家向普通人出售日常必需品或者手工業製品，商品市場一片繁榮。這一時期，還有一些精美，有特色的手工業製品銷往各國，名震遠洋。
綜上來看，工業、手工業、商業的共同發展帶動了古希臘社會進步，為其政治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從而推動了古希臘城邦制度的確立和完善。所以，古希臘城邦制度是時代發展的產物，是在多個歷史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其確立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
貴族政制下社會分化嚴重，平民階層的權利沒有保障，危機四伏
古代希臘城邦在形成之初，政權並沒有落在普通公民手裡，還是由原氏族貴族所把持。部落民眾大會則轉變為城邦的公民大會，在形式上保留了對貴族會議的提議的表決權。這樣的城邦政權組成形式被稱為貴族政制。
所謂的貴族政制，就是由世襲貴族的代表人物掌握政權的一種統治形式。其判定的標準多為出身，血緣；因此，他的統治圈子十分狹窄，政權只掌握在少數貴族手中。
如在雅典，政權被一個歐帕特里德的家族所壟斷－－這就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國家高級官吏之任用都以門第和財富為準”；更為典型的是，在科林斯，巴基斯家族壟斷政權，不僅如此，該世襲家族還實行“族內婚制”將近一百年，為的就是防止政權落入其他家族手中。
貴族政制為古希臘城邦制度的確立創造了前提條件。城邦的權力由原來的一個人（國王)掌握轉移到了一部分貴族手裡，這就使權力的行使進一步公社化、社會化。但是，這並不代表在這一時期，古希臘城邦制度就完全確立起來，期間依然還存在著很多不平等甚至剝削，所以，這一時期的古希臘國家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邦”。
公元前七世紀，古希臘社會盛行一種“奢華”“腐敗”的風氣。人們對財富的渴望日益加劇 ，特別是貴族階級，對奢侈品的需求增多。為了滿足自身的私慾，就加緊了對下層社會成員的剝削和掠奪，這就導致了土地集中加劇，小農階層很快因債務等問題淪為社會依附者；
土地和債務問題很快變成了這一時期古希臘社會的關鍵性問題。更為過分的是，貴族們有時候還向農民放高利貸，農民時常因為還不起高額的利息而抵消自己的田產。
倘若農民拿來抵消的田產還不夠還清欠債，那麼他和他的家人就要失去人身自由，淪為奴隸；貴族(債主）此時可以支配他們的人身自由，甚至把這些“奴隸”用來作“商品交換”。
由於受到了貴族階層沉重的剝削，再加上經濟生活的不斷變化，社會底層人民開始謀求一些新的生存方式，（例如下海遠洋，經商貿易等）一些身份低微卻非常富有的暴發戶出現了。
社會財富的衡量標準也不僅僅是土地，金銀用作商品流通，象徵著一種新的社會財富。這樣一來，平民所擁有的財富越來越多，社會作用明顯提高；而他們的利益卻始終無法得到保障，社會環境逐漸惡化，這就激化了與貴族階層之間的矛盾；貴族統治陷入危機。
此外 ,由於貴族政制統治圈子十分狹窄,政權往往被一個或幾個家族所把持。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 ,很多貴族世家所擁有的權利與新的暴發戶並無多大的差別 。如在雅典,政權完全被歐帕特里德家族所壟斷,但在這一時期，貴族世家不可能只有這一個。
那些沒有實權的貴族，一定會想方設法地加入統治圈範圍內。其實 ,即使在掌握政權的貴族內部 ,也難免會有一些為追求個人目的，滿足自己野心，試圖擺脫他人控制, 雅典的基倫暴動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 ,貴族內部的鬥爭也是必然的，這必然也會導致內部的動亂，危機四伏。
“正義思潮的盛行”推動了立法等一系列活動，古希臘城邦制度也逐漸確立起來
“正義”，在古典時代強調任何事情都應安於自己的本分。凡事都有一定的界限，切不可越界。到了公元前七世紀末，六世紀初，貴族和平民之間的矛盾愈發激烈，這時候要求節制，避免過分，主張中庸的呼聲也就越來越高，逐漸形成了一股社會思潮。這一時期“正義的思潮”主要表現為“適度、節制、秩序”，從平民階層看，有了一定的反抗色彩。
當時的正義思潮在很多方面都有反映。例如，在宗教方面，它主要表現為禁慾主義和神秘主義的盛行，克里特的滌罪論預言家厄庇美尼德可以說是正義思潮在當時宗教領域的主要代表人物。在社會倫理方面，表現為有德之士對財富的鄙視。
在當時的人們看來，財富是萬惡之源。平民階層所受到的剝削和壓迫，社會上的一系列不平等，皆是由於人們本身無限的貪慾，對財富的渴望。因此，正義思潮就把譴責的矛頭指向了財富。
在社會政治上，正義思潮要求限制權勢者的野心，權力意識，使他們（包括全體人民）的行為服從一種總體規範。這種總體規範就是我們後來所說的法律，體現正義原則的良好法律的制定，最終造就了希臘各邦的公民集體或城邦制度。
總的來說，古希臘城邦制度的形成象徵著社會進步，也是當時世界上較為先進的制度。社會不同的階段總會有不同的矛盾，政治制度，法律法規的完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它總是在不斷的鬥爭、妥協、進步，最後在歷史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所以我們在研究某一先進制度時，要綜合考量其時代背景以及其背後的整個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