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泰伯奔吳
發佈時間：2020-04-17 01:08 來源：天下吳氏
天下吳氏訊(吳新國)原標題《初論泰伯奔吳——以歷史的視角》三千多年前的一天，從陝西關中平原西部的周原一個叫岐邑的城邦裡，馳出一隊人馬，向秦嶺西部的深山中進發，他們經陳倉道的崎嶇山路跨越秦嶺，到達漢中地界。這隊人馬有數百之眾，為首者兄弟二人，後世尊稱之泰伯、仲雍，系姬姓周人部落的又一支武裝拓殖集團。其時，周人的首領古公亶父剛剛去世，繼任者為季歷，是泰伯和仲雍之弟，即周文王姬昌之父。此前，周人部落在古公亶父的領導下，勢力已經拓展到漢水流域和淮河流域，因此，像泰伯、仲雍率領的這樣一支武裝拓殖集團並不罕見，只不過這支隊伍要去開疆拓土的目的地更為邊遠罷了。
泰伯集團在姬姓族人的協助下，做足了準備，從漢水上游渡口揚帆東下，在今天湖北襄陽境內棄舟登岸，進入隨州等後世稱為“漢陽諸姬”的領地，在他們的幫助下，泰伯等行進到淮河上游。同樣是在姬姓族人的支持下，泰伯集團乘舟順淮河東去，到達今天江蘇淮安洪澤湖一帶，再從淮河入海口折轉南向，橫渡長江，最終落腳無錫境內。從此，他們開始了在吳地的開拓經營。
讀到這裡，大家不禁要問了：泰伯集團為什麼要去吳地開拓?他們為什麼會選擇這樣一條東進南下的路線?同樣是移民，為什麼只有“泰伯奔吳”會流芳後世呢?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了解三千年前的一些自然地理環境、生產力水平、政治以及社會人文環境等歷史大背景。
首先，我們來談談當時的自然地理環境。
三千年前的古中國地理環境與現在有很大的區別。由於印度板塊的擠壓，歐亞大陸板塊不斷抬升，現在中國海拔較低的一些陸地，是慢慢從海水裡露出來的，換句話說，它們在三千年前是在水面之下的。比如大約兩千多年前，長江是在現今的鎮江入海，在鎮江北固山下形成一個喇叭形的入海口，當時鎮江以下海拔較低的地方，是淹沒在海水之中的。另外，經過河流的不斷沖積和後人治水，也有許多陸地逐漸凸出了水面。比如武漢三鎮中的漢口，這塊陸地非常年輕，由於長江和漢水經年累月的沖積，在五百年前才得以形成，它現在的海拔高度也還不到30米。我們現在可以想象，三千年前，漢江和淮河的水面要比現在寬得多，而現在江蘇東部的低地大多是在海平面以下。
再來說說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最有代表性的是青銅器，其時正處於青銅器時代的成熟期，發達地區的先民們已經可以熟練地識別和採挖銅礦，冶煉青銅，使用青銅製造武器、生產生活工具和祭祀禮器，青銅製作技術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他們可以構築城牆建立城邦，以保證聚居地不受外族和野獸侵擾，城邦周邊開發了耕種的土地，耕地之外則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這些森林要麼是沒有太大的開墾價值，要麼是因為人力所不能及。人們主要選擇有充足的水源和地勢較為平坦的地方聚族而居，城邦與城邦之間開闢了道路或者是水路相連接，平坦一些的道路上有馬車行使，航道里則有帆船運輸，當時已經具備了製作馬車和建造帆船的技術。殷商時期，各諸侯國都掌握了比較成熟的農耕技術，尤其以周人為最，其農耕技術已經可以保證城邦自給自足，並有大量的剩餘產品，社會已經有了比較細緻的分工。
殷商時期，各部落都奉商人部落首領為王，他們相信“王權天授”，故“王”又稱為天子，這個時候的王雖然是天下共主，但與後來秦始皇創造的“皇帝”有很大區別，中央集權制度還沒有形成，它對諸侯國的控制遠較後來的皇帝對國家郡縣的控制弱得多。天子封各個部落的領地為諸侯國，封其首領為國君，有“公”、“侯”、“伯”等不同等級的爵位，各諸侯國領地大小不一，諸侯國要向天子納貢，納貢的品種和數量除按等級規定之外，還要看天子的心情和喜好。諸侯國國君按等級封賞其國人爵位，與國君有血緣關係的宗親成為貴族，其他國人分為大夫、平民和奴隸等多個等級，等級比較森嚴。大的諸侯國一般建立了多個城邦，派貴族前去統治，各個城邦的收入歸國君的家族所有，嚴格按照等級制度進行分配。
諸侯國的領地主要指其可控制的城邦及耕地、狩獵的山林和道路、水路，此外的廣大森林和未知地域大多沒有歸屬，其中生活著許多遊獵部落，這些部落按照臨接諸侯國的方位有不同的稱謂，諸侯國北邊的稱為狄、西邊的為戎、南邊的為蠻、東邊的為夷，遊獵部落大多都不大，散居在各處，沒有比較高級的社會組織形態，還處在比較原始的狀態中。戎、狄、蠻、夷部落的生產力水平和文明程度遠低於殷商及各諸侯國，當諸侯國進行擴張或其它原因對附近的遊獵部落發起戰爭時，他們大多數情況下會因戰敗而被征服或者逃走，戰俘則成為各城邦的奴隸。他們偶爾也會襲擊城邦，但在城邦強大的防禦和反擊下，成功率不高，直到西周王朝衰敗和春秋早期，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總之，在殷商時期，中原大地上基本還是夷夏雜處的局面，諸侯國絕大多數都集中在黃河中下游地區，長江以南地區還沒有文明比較先進的諸侯國。
殷商王朝承襲了虞夏王朝“家天下”的君位世襲制度，十七世三十一王，君位世襲大多是兄終弟及，然後才父子相傳，王位如此，諸侯國的君位、貴族的爵位亦是如此，長幼相及有一定之規，不像後來西周王朝制定的宗子世襲制度，明確規定父子相傳，嫡庶有別，長幼倫序。宗子制度據說是周公制定的，一直傳承到清王朝滅亡，它是儒家倫理文化的重要基石。到春秋時期，吳國和楚國因為沒有完全遵循西周王朝的宗子世襲制度，中原諸國不認可吳、楚為華夏統緒，正是拿這個來說事的。吳王壽夢去世後，他的幾個兒子相繼傳位，估計仍然沿襲了殷商時期的君位世襲制度。
有了對上述歷史大背景的認知，我們可以論述前面提出的幾個問題了。
經過古公亶父、季歷和周文王等幾代人的努力，到文王時，史書稱周人已經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那麼，這兩分天下是怎麼來的呢?這就要說說西周諸侯國的擴張策略了。與殷商的立國精神不同，周人的立國理想或者說立國戰略就是武裝拓殖，也就是一種侵略性的武裝移民與軍事佔領，這種立國精神從古公亶父開始就一直貫穿了整個西周王朝時期，並形成了西周特有的、當時較為先進的封建制度體系。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這是一種更為先進的思想和行為方式，也是生產力水平發展到那個時期的必然結果，也可以說，它為推動華夏民族的形成和融合奠定了基礎。
周人是先後分兩線擴張的，一線自周原向東南擴展到漢水流域和淮河流域，這是古公亶父時期的戰略;另一線則是向東北，擴展到關中平原，經營河、洛，後來周文王從周原遷都到豐鎬，與殷商相接，這是文王、武王時代的擴張戰略。到了武王伐紂的時候，西周諸侯國基本形成了對殷商和其它諸侯國從關中平原到漢水流域、再到淮河流域的大包圍態勢。
從確立武裝拓殖的立國精神開始，古公亶父領導的周人經過深思熟慮，制定了向東南方向的漢水流域和淮河流域這些未知領域拓展的戰略。為了實現這個戰略，大量的姬姓貴族組建了大大小小的武裝集團奔赴漢水和淮河流域，且在這些地方都站穩了腳跟，所以漢水流域就有了諸如前面提到的“漢陽諸姬”等姬姓族人的領地。我們可以想見，這些武裝移民必然是利用其先進的武器及裝備征服或驅趕了當地散居的遊獵部落，俘獲了大量奴隸，並在合適的地方建立城邦，開展農耕生產，開挖礦場，冶煉青銅，繁衍生息。同時，修築了通往政治中心——周原的道路，利用漢水和淮河開發了航道，建立了通訊系統。他們按照周人創新的封建體制，接受國君古公亶父的分封，建立城邦等級管理體系，並源源不斷地向周原輸送人、財、物等資源。這才有了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勢格局，積累了武王伐紂的各項資本。
古公亶父後期，西周已經形成一個很大的諸侯國了，要統治偌大一個諸侯國，以古公亶父的政治遠見，對國君繼位者的選擇原則就必然是“立賢”，古公亶父對三個繼位人選比較糾結：從政治角度考量，季歷似乎更合適繼承大位，但他上面有兩個哥哥——泰伯和仲雍，選擇季歷有違兄終弟及的傳統，也與自己創新的封建體制不合，容易引起諸侯國內的紛爭。這個時候，泰伯、仲雍體諒到了父親的苦衷，為打消父親的疑慮，他們多次明確提出了讓位的請求，於是就有了“泰伯三讓”的典故。泰伯三讓是指泰伯謙讓了多次，古文中的“三”很多情況下虛指“多”的意思。根據史書中有限的記載，我們可以瞭解到：1、泰伯、仲雍性格更謙和，季歷則更“賢”、更適合帶領周人實現理想;2、泰伯、仲雍清楚地知道古公亶父更屬意季歷繼位，於是採取了實際行動以表明其“三讓”的決心。傅斯年先生對泰伯三讓曾臆測“恐有人倫之變”，當然他也拿捏不準，姑且算一家之言吧。
泰伯和仲雍的實際行動就是如同其他族人一樣——向東南方向武裝拓殖。選擇武裝移民的目的地，行動路線，以及配備什麼樣的人馬和資源，需要哪些地方哪些人怎麼配合協助等等，應當是經過廟算的，古人廟算就是族人在家廟裡開會討論並決策。考慮到當時生產力水平，對於目的地的選擇，無外乎兩個：一個是漢水下游更遠的地方，另一個就是淮河下游更遠處。因為兩河流域都已經有姬姓族人建立的城邦了，新開闢武裝殖民地接著往前延伸即可。再一個要考慮的因素是，新殖民地要適合生存，有一定的擴張空間，符合西周諸侯國的整體戰略。顯然，淮河下游方向的未知區域應當是更優的選擇，更符合對殷商大包圍的戰略。當然，那時周人並沒有先進準確的地圖，可以在地圖上作業，更多的是依據各個姬姓城邦反饋回來的信息，粗略地選擇目的地，不可能精細準確。
對行動線路的討論，依當時情形應當不會太複雜，泰伯集團東去路線有三個選擇：一是穿過別的諸侯國領地，沿黃河中下游轉到淮河下游;二是避開其他諸侯國，開闢秦嶺到達淮河上游，再順淮河向東;三是在自己諸侯國的領地內，繞道漢水，轉向淮河東下。一個武裝拓殖集團大搖大擺地通過別人的領地是不太可能的，況且古公亶父時期的武裝移民還是相對隱秘的，因為這種武裝拓殖戰略一旦被殷商王朝發覺，會帶來對整個諸侯國的嚴重麻煩，因此，經過其他諸侯國和殷商王朝的領地，走黃河中下游這條更短的道路是被否定的。第二條線路由於有秦嶺和原始森林的阻隔，在當時生產力水平下，新開道路費時費力，也不可能考慮。另外，在古時，走通航的水路遠比走陸路快捷。因此，泰伯去淮河下游未知區域開拓，只能選擇走自己諸侯國領地內的路線，既安全又順暢，還不擔心被商王朝察覺。這就有了如本文開頭所述，他們從陳倉道翻越秦嶺，經漢水轉向淮河東去。
從開拓漢水和淮河流域的數十年經驗教訓裡，周人已經總結出一個武裝移民集團的各種配置。因此，泰伯集團人員構成比較複雜，除了必不可少的武裝力量外，還有大量從事農耕、採礦、冶煉、築城、造船等各行業技術人才，以及管理人員、雜役和奴隸，總共有數百之眾。他們還攜帶了各種裝備、設備和馬匹以及種子、糧草、其它物資等等，沿途諸姬城邦也給予了泰伯集團在人力、物資、信息等各方面的保障和幫助。
三千年前，今天江蘇省的鹽城、淮安、揚州、南通以及上海等地勢比較低窪的地方大多在海平面之下，淺海中的島嶼是不適合先民們生存的。當泰伯集團乘舟行進至淮河下游今天的淮安洪澤湖一帶時，他們突然發現淮河已經入海了，前面是海天澤國，不可能移民。這是廟算時沒有料到的，那現在怎麼辦呢?回去的話，有違初衷，沒有可能;向北，是黃河下游地區，屬於殷商的領地，也不可行;因此，他們只有選擇折轉向南，沿著海岸線探索前進這一途了，差不多就是今天淮河入長江這條水路，只不過當時是海路，今天只剩下一條河了。泰伯集團於是向南行駛，渡過長江入海口，在今天的無錫地界登岸，來到了江南這塊還沒有被先進文明觸達的陌生區域，也就是後來被稱為“吳”的地方。
泰伯集團到達吳地之後，並沒有像移民漢水和淮河流域的姬姓族人那樣，採取武裝征伐的手段實施佔領，相反，他們摒棄周人貴族對漁獵部落的傲慢與偏見，放下身段，遵從當地人習慣，文身斷髮，嗚嗚相呼，以友好的態度與之和睦相處，融入其中，因此有“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泰伯”，泰伯得到了廣大吳人的信任和擁戴，成為了吳人的領袖。他們利用周人先進的農耕技術和管理方式，在肥沃的吳地開墾耕種，引導和培訓吳人，改變了吳人之前以漁獵為主的生產生活方式，大大改善了他們的生存環境。同時，尋找到豐富的銅礦資源，冶煉青銅，快速升級了生產工具，並利用先進的造船技術，製造船舶，在河網溝叉密佈的吳地建立了交通和通訊系統。總之，泰伯集團的到來，短期內升級了吳地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工具，大大提高了吳人的生存和繁衍能力，顯著加速了吳地的文明進程，並通過非戰爭方式，有效地組織了散落的、以漁獵為主的吳人部落，凝聚了他們的向心力，創建了一個全新的、體系完整的吳人諸侯國。從而，開創了各民族融合、和平相處的先河。
泰伯在吳地以和平方式與所謂“荊蠻”各族相處相融，建立諸侯國，相較於之前大多以戰爭方式征服遊獵部落，是一種罕見的創新，也是他“謙讓、仁義”的踐行，所以後世儒家對他推崇備至，建廟以享血食，為萬世師表。孔子說“泰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高度總結了泰伯“謙讓、仁義、開拓、創新、進取”的至德精神，這些精神也成為了中華民族優秀品質的重要內涵。這就是“泰伯奔吳”之所以流芳後世，而泰伯為後人所景仰、膜拜的原因。
對於泰伯奔吳，有許多專家學者就其緣由、動機、目的及其意義作過很多有益且深刻的論述，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也許囿於史料的短缺，對“泰伯奔吳”這個事件還缺乏一個全面系統性的闡述。有感於此，本論從殷商時期的社會發展趨勢、生產力水平、政治人文和古地理變遷等多個角度，初步論述了“泰伯奔吳”，試圖接近這個歷史事件的真相，也希望能開啟一個系統的、綜合性的而非割裂的歷史研究視角。(來源:湖北吳氏網)
【作者簡介】宣公三十五世孫 吳新國湖北吳會執行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