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董元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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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爾斯泰像）
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是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初俄國最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他的小說特別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的小說一方面真實再現並無情批判了封建俄國的宗法制度、宗教制度、經濟制度，因而被列寧稱為“最清醒的現實主義”；另一方面又提倡貴族階級在“平民化”生活中自我悔罪、拯救靈魂、進行“道德自我修養”，以“兼愛”和“平等”對待被壓迫階級，要求被壓迫階級“勿以暴力抗惡”。托爾斯泰小說中的這兩方面思想常常有所糾結，這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托爾斯泰主義。
20世紀初，還在托爾斯泰生前，托爾斯泰主義就已經隨著托爾斯泰的小說傳入我國。從這時起，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前，我國正處於辛亥革命前後，是新舊社會思想在幾派文化大師帶領下激烈博弈的時期。由於秉持的社會思想不同，這些大師對托爾斯泰主義有著不一樣的理解，具體可分三派：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主義者是憂懼派；以辜鴻銘為代表封建衛道士是錯亂派；以李大釗為代表的社會主義者是興奮派。
（梁啟超像）
一、梁啟超在憂懼中發現了托爾斯泰主義中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
早在1900年，托爾斯泰的人生簡歷和後期兩大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復活》就已經被上海廣學會介紹給了中國讀者，但是真正剖析托爾斯泰主義的第一位文化大師是梁啟超。1902年2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一文審視了托爾斯泰主義。
梁啟超認為，托爾斯泰身居“地球第一專制之國”，卻能“運他國文明新思想，移植於本國”，“大倡人類同胞兼愛平等主義”。梁啟超可謂看到了托爾斯泰主義的一個側面，這當然是托爾斯泰的小說反映出來的。
寫於1877年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方面反映了俄國農奴制改革後城市貴族階層效法西歐資本主義的自由化浪潮，特別是貴族婦女典型安娜·卡列尼娜公然以離婚的方式嘲弄了封建宗法制；另一方面反映了農奴制改革後農村地主階級開明分子典型列文畏懼資產階級革命，試圖在保留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讓農奴以勞動力作為股東參與農業生產的心態，列文自己也參加勞動，並過著“健康的平民生活”，列文認為自己的這種方式不僅否定了封建宗法制的階級剝削，也避免了資本主義的階級剝削。
安娜·卡列尼娜背叛枯燥的封建丈夫卡列寧，和自己喜歡的具有西歐騎士風度的渥倫斯基同居，這就是梁啟超所看到的托爾斯泰主義的平等的愛。而列文的改革則不僅更是兼愛而平等，還避免了農奴的暴動，踐行了托爾斯泰“不以暴力抗惡”的社會觀。
但是，梁啟超失望了，托爾斯泰不僅沒有讓安娜·卡列尼娜獲得她所渴望的愛情，也沒有讓列文的改革獲得成功。安娜·卡列尼娜寧願忍受卡列寧的懲罰，寧願放棄尊嚴、放棄兒子，也要近乎瘋狂的愛著渥倫斯基，她把自己的一切全部寄託在她與渥倫斯基的這份平等的愛上。但是渥倫斯基認為這給了他壓力，平等的愛將使他喪失婚姻上的獨立權和個性自由，他就這樣背叛了安娜·卡列尼娜。列文的改革並不能讓農奴們相信，因為歷史上地主階級欠下了農奴太多的血債，農奴們渴望暴力革命的到來。
安娜·卡列尼娜和列文的悲劇既反映了托爾斯泰基於“兼愛”、“平等”之上的“平民化”生活、道德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惡”等思想，又反映了托爾斯泰本人對這種思想的不自信。梁啟超對托爾斯泰主義中的這種不自信感到非常憂懼，對資本主義的“兼愛”、“平等”、“自由”的虛幻性感到憂懼，也對托爾斯泰作品中隨時可能爆發的資產階級暴力革命感到憂懼。梁啟超為什麼有這些憂懼呢？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以後，慈禧太后更加專權，光緒皇帝幾乎連傀儡都不是了，梁啟超逐漸放棄了不可能實現的推翻慈禧太后以“保皇”的主張，改為提倡實行改良主義的君主立憲制，希望在有限保留皇權的前提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而當時孫中山領導的旨在以武力徹底推翻帝制的資產階級革命正風起雲湧，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空前高漲。梁啟超擔心資產階級暴力革命會埋葬皇權和保皇派的全部既得利益，所以心中憂懼。
梁啟超在《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中這樣評論托爾斯泰主義道：“近年以來……鹹不滿於專制之政，屢屢結集，有所要求，……皆託托爾斯泰之精神所鼓鑄者也。”梁啟超在1903年發表的《論俄羅斯虛無黨》中一方面寄希望於清政府“槍出而革命絕跡”，他當然知道這是想當然，是不現實的；於是另一方面他批判托爾斯泰道：“……以廢土地私有權為第一目的……雖以托爾斯泰之老成持重猶主張此義。其勢力之大，可概見矣。”梁啟超對托爾斯泰主義的憂懼溢於言表。
梁啟超本是維新派領袖，維新派大力翻譯西方書籍的目的是“引渡新風”。1907年，學者王炳堃在中國出版的第一本托爾斯泰小說集《託氏宗教小說》的序言中認為，“傑出之士如託氏其人者”，其小說“可以蒙開學，淪民智”，這正是“引渡新風”，梁啟超憂懼托爾斯泰主義即便不是其早前維新思想的倒退，那也是他落伍於時代的表現。
（辜鴻銘像）
二、辜鴻銘在錯亂中誤解了托爾斯泰主義中的中國傳統德性精神
辜鴻銘是一個學貫中西的文化大師，雖然他精通九種外語，在歐洲留學期間獲得了十三個科學、語言學等方面的博士學位，但是他更熱衷於向西方介紹中國封建文化，他在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堅持傳統文化中的保守立場，其骨子裡是封建衛道士。
辜鴻銘留學歐洲期間結識了許多歐洲文化鉅子，回國後經常跟他們通信。1906年，辜鴻銘把自己的一篇新寫的文章《日俄戰爭的道德原因》寄給托爾斯泰，文章認為托爾斯泰主義中的“清醒的現實主義”可以使托爾斯泰“保持公正的判斷力”；而托爾斯泰主義中的悔罪、拯救靈魂、道德自修以及“平民化”的“兼愛”會使封建階級變好，會感化被統治階級從而規避“以暴力抗惡”的行為，這就像德性的“真正的儒家的辦法”，於“中庸”中實現了“致中和”。
辜鴻銘把托爾斯泰主義等同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德性精神，很顯然，這是他從托爾斯泰小說中的那些封建貴族典型在社會變革中的矛盾糾結心理形態中所發現的。
寫於1899年的《復活》中的主要人物均在自我修養中實現了“中和”的結局。男主人公聶赫留朵夫早先是一個劣跡斑斑的貴族，他誘姦了一個貴族家的女僕、天真無邪的瑪絲洛娃，瑪絲洛娃由此被主人趕走，最後淪落風塵。十年後，聶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再次見到已變得麻木的、受了冤枉的賣笑女郎瑪絲洛娃，聶赫留朵夫為自己當年的惡行感到難過，他決心向她贖罪。在為瑪絲洛娃上訴失敗後，聶赫留朵夫放棄了自己的財產，隨瑪絲洛娃去流放地西伯利亞。在西伯利亞，聶赫留朵夫的心靈得到了寬慰。而瑪絲洛娃在法庭上再見到聶赫留朵夫時非常痛恨他，後來她被聶赫留朵夫的真情所感動，她不僅原諒了聶赫留朵夫，還改掉了自己墮落的惡習，願意讓聶赫留朵夫隨自己去流放地。
如果以辜鴻銘的觀點分析這兩個人物，聶赫留朵夫在善與惡的“中和”過程中實現了精神上的平靜，瑪絲洛娃在善與惡的“中和”過程中實現了寬恕和愛，這都符合中國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此外，“復活”了的男主人公聶赫留朵夫和“復活”了的女主人公瑪絲洛娃又以陰陽相合方式在更高層面上沿著“中庸”之道前進著。
其實，聶赫留朵夫代表的是封建貴族階級，瑪絲洛娃代表的是被壓迫階級，二者之間的矛盾受地主階級土地私有制的決定，這兩大階級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如果能夠調和，封建社會不僅不會延續那麼久，甚至地主剝削制度壓根兒就不可能出現。聶赫留朵夫與瑪絲洛娃的“喜劇”其實是托爾斯泰主義中的侷限性，辜鴻銘卻認為它等同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國粹”，這顯然是辜鴻銘之類的封建衛道士們對托爾斯泰主義錯亂中的誤解。而辜鴻銘寄給托爾斯泰的這篇《日俄戰爭的道德原因》的目的是跟托爾斯泰探討日俄之間矛盾的調和之法。辜鴻銘認為，只要日俄兩國執政當局加強道德修養，自我拯救靈魂，“勿以暴力抗惡”，就能夠踐行等同中國儒家“中庸”思想的托爾斯泰主義。
我們都知道，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爆發中國的土地上，是日俄兩國爭奪中國遼東半島控制權的火拼行為，長達一年半的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新的更大的傷害。辜鴻銘關於日俄通過道德修養實現和解無異於希望日俄兩國在殖民中國人民方面達到平衡，我想，這並不是托爾斯泰主義的真實內涵，更不是中國儒家學說所允許的，——儒家在崇尚作為中國傳統德性精神的“中庸”之道的同時還要求儒者擁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國情懷，後者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更高層次上的德性精神。
對托爾斯泰主義認識錯亂，辜鴻銘並不是唯一的大師。王國維於1904年翻譯了《托爾斯泰伯爵之近世科學評》一文，認為科學“排斥傳統倫理”，發揚巧智，是引起戰爭的罪魁禍首，因此，他呼籲人們重視托爾斯泰主義，加強自我人格修養，“而勿醉心於物質的文明”。這跟辜鴻銘一樣，把托爾斯泰主義誤解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德性精神。
（李大釗像）
三、李大釗在興奮中聽到了托爾斯泰主義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吼聲
固然馬克思主義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的炮火中傳到中國的，其實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國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就已經開始接觸俄國的先進思想了。
1913年，李大釗留學日本期間曾寫了《文豪》一文，介紹了兩類俄國作家：一類是索洛古勃之類的寫“厭世之文”的作家，一類是托爾斯泰那樣的寫“救人救世”、“照耀千古”文章的作家。李大釗認為，“托爾斯泰生暴俄專制之下，揚博愛赤旗，為真理人道”而“搏戰”，具有“百折不撓”的精神。
李大釗在文中雖然使用了類似托爾斯泰主義中“兼愛”一詞的“博愛”，但是作者把“赤旗”插在博愛的思想土地上，自1903年列寧創建布爾什維克黨之後，“赤旗”就是工人階級的象徵，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象徵，這樣，作為資本主義所宣揚的“博愛”在李大釗筆下就成為社會主義的精神高地了。類似於托爾斯泰主義中因難以實現而糾結著的“平民化”、“兼愛”的“人道”思想本來也是開明的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所宣揚的，其“人道”只是對統治階級的人道，而不是對廣大被統治階級的人道，因而是假人道，李大釗在文中用“真理”定位“人道”，人道就成了真人道，真人道當然是社會主義人道。“百折不撓”的“搏戰”更像赤手空拳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反抗，而不像資產階級對封建階級的反抗。目前學界對李大釗思想發展軌跡的研究，普遍把1913年確定為李大釗社會主義思想開始形成的年份，這篇《文豪》應當算是證據之一。
如前文所說，托爾斯泰主義包括“清醒的現實主義”和自我懺悔、自我修養、“勿以暴力抗惡”等兩方面，李大釗《文豪》中對托爾斯泰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的認定是不是錯了呢？沒有錯！這是李大釗深入研究托爾斯泰作品之後的新的認識，是具有昇華意義的認識。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劇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卡列寧是一個無趣的封建貴族，他不能令具有個性解放思想的安娜·卡列尼娜滿意，安娜·卡列尼娜對卡列寧的背叛，對平等的自由愛情的追求其實就是對封建宗法制度的背叛，對人類最美好未來的追求。渥倫斯基表面上是一個具有愛、平等和自由思想的軍官，但是他以不願意為安娜·卡列尼娜而喪失自己獨立人格的虛偽理由耍弄了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的死揭示了她對資產階級本性的認識。哪有托爾斯泰所說的兼愛？哪有托爾斯泰所說的貴族的良心發現？小說把被壓迫人民的個性解放一步步逼到被壓迫人民自己的手中，只有“以暴力抗惡”，被壓迫人民才能實現個性解放，這正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質要求。
在《復活》中，聶赫留朵夫和瑪絲洛娃個人層面上的懺悔、道德反思、愛、寬恕、“不以暴力抗惡”是“清醒的現實主義”，現實社會的罪惡一目瞭然。瑪絲洛娃被主人趕走，這是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造成的；瑪絲洛娃遭受冤案，根源在於法律制度的虛偽和反動。聶赫留朵夫和瑪絲洛娃的“愜意”結局只是托爾斯泰的理想而已，托爾斯泰自己時常為托爾斯泰主義糾結，原因也就在這裡。托爾斯泰沒有清晰的看到社會發展的最新方向，李大釗發現了，那就是，只有全體被壓迫人民團結起來，才能推翻剝削制度，指望統治階級良心發現和自我懺悔，只能是水中撈月，鏡中摘花。
李大釗在三年後的另一篇文章中滿懷興奮之情說道：“今也赤旗飄揚，俄羅斯革命之花燦爛開敷。”他還在《介紹哲人托爾斯泰》一文中深情呼籲“為人道驅馳，為同胞奮鬥，為農民呼籲”，這更是站在辛亥革命後中國的土地上，把托爾斯泰主義昇華到為解救人數最多、受壓迫最重的中國農民於水火之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呼喚，並且已經具有工人階級領導和解救農民階級的思想萌芽。
李大釗並不是孤獨的。1919年4月五四運動前夕，沈雁冰在長文《托爾斯泰與今日之俄羅斯》中認為，直面社會現實、敢於自我反省和“富於同情心”的托爾斯泰主義實際上是俄國十月革命的“最初的動力”。
（列夫·托爾斯泰像）
文學來自生活，托爾斯泰主義說到底是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俄國農奴制改革後窮兇極惡的封建舊貴族、因害怕革命而自我懺悔的具有資產階級思想萌芽的新貴族和痛苦不堪的被壓迫人民生活的真實寫照，所以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但是清醒之際也反映了托爾斯泰對社會發展方向的迷茫和糾結。
文學接受不等同於文學。文學接受可以低於文學，如梁啟超對他所發現的托爾斯泰主義中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憂懼，辜鴻銘等對他們所發現的托爾斯泰主義中的中國傳統德性精神的錯亂認識；文學接受也可以高於文學，如李大釗等對他們所發現的托爾斯泰主義中的社會主義革命思想的深情而興奮的呼喚，不久，“五四運動”就響應了他們的呼喚。
（作者像）
【作者簡介】董元奔，1971年生，江蘇宿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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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董堯、霜嬋、豐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