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曉陽(綿陽)
說傅雷是一個學者，恐怕沒有異議。他的卓越學識不僅表現在一部部學術專著上，也表現在一封封飽含深情的家書之中。讀《傅雷家書》，他對兒子的摯愛讓人感動，他淵博高深的學問讓人如遇良師，如飲醇醪。
學問在傅雷心裡位置很重。在1954年3月24日的信中，他寫道：“我一生任何時期，鬧戀愛最熱烈的時候，也沒有忘卻對學問的忠誠。學問第一，藝術第一，真理第一，愛情第二，這是我至此為止沒有變過的原則。”
傅雷首先是以翻譯家進入公眾視野的，巴爾扎克小說是傅雷一生翻譯的主要著力處，也是他對法國文學、對中國翻譯界的最大貢獻，在書信中他也談得最多。在1961年6月26日的信中，他說：“幾個月來做翻譯巴爾扎克《幻滅》三部曲的準備工作，七百五十餘頁原文，共有一千一百餘生字。發個狠每天溫三百至四百生字，大有好處。……天資不足，只能用苦功補足。我雖到了這年紀，身體挺壞，這種苦功還是願意下的。”天才如傅雷，仍然自稱“天資不足”，下苦功夫彌補，而許多人沒有什麼天資，卻不肯下功夫。孔子稱自己不是“生而知之”，是“學而知之”。傅雷的學問也來自於苦學。
傅雷在1963年3月17日的信中再次說起他的翻譯工作：“我的工作愈來愈吃力。初譯稿每天譯千字上下，第二次修改，一天也只能改三千餘字，幾等重譯。而改來改去還是不滿意。改稿謄清後還得改一次。”我們都知道傅雷的譯文是經典，難以超越，特別是對巴爾扎克小說的譯讀，迄今難出其右。但不知他背後花的工夫如此之大，每譯一書，不打磨成精品決不罷休。不似現代有些譯者，為了稿費，匆匆譯出，漏洞百出，錯誤百出，更談不上“信、達、雅”了。
除了翻譯之外，作為學者，傅雷的精湛學識還體現在文學、美術和音樂上，這些內容在《傅雷家書》中俯拾皆是。
我們先看傅雷的文學修養。只需讀他在1954年7月27日信中談李白和杜甫就可見一斑。他寫道：“你說到李、杜的分別，的確如此。寫實正如其他的宗派一樣，有長處也有短處。短處就是雕琢太甚，缺少天然和靈動的韻致。但杜也有極渾成的詩，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那首，胸襟意境都與李白相彷彿。……杜甫有許多田園詩，雖然受淵明影響，但比較之下，似乎也‘隔’(王國維語)了一層。回過來說：寫實可學，浪漫底克不可學;故杜可學，李不可學;國人談詩的尊杜的多於尊李的，也是這個緣故。”李白、杜甫是唐詩的雙子星座，歷代研究者眾，但傅雷能抓住他們各自的特點，以簡潔明白之話道出，更顯出他的功底。此封信還從蘇軾、辛棄疾兩位宋詞巨擘談到五代及宋代其他詞人。
傅雷對筆記小說《世說新語》和王國維的文學批評名著《人間詞話》似乎情有獨鍾。在1954年12月27日的信中，他寫道：“《世說新語》大可一讀。日本人幾百年來都把它當作枕中秘寶，我常常緬懷兩晉六朝的文采風流，認為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高峰。《人間詞話》，青年們讀得懂的太少了;肚裡要不是先有上百首詩，幾十首詞，讀此書也就無用。……我個人認為中國有史以來，《人間詞話》是最好的文學批評。開發性靈，此書等於一把金鑰匙。”
我們再看傅雷的美術修養。談美術是傅雷的拿手好戲，他有《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等專著名世。他在1954年10月22日的信中談繪畫藝術論述很多，不乏真知灼見。在這信中傅雷評價他的學生吳尚宗參加華東美展的油畫《洛神》：“面部既沒有莊嚴沉靜的表情(《觀音》)，也沒有出塵絕俗的世外之態(《洛神》)，而色彩又是既不強烈鮮明，也不深沉含蓄。……自己沒有強烈的感情，如何教看的人被你的作品引起強烈的感情?自己胸中的境界倘若不美，人家看了你作品怎麼會覺得美?”傅雷在這裡道出了一個藝術真諦：先有思想，然後用藝術手段去呈現。欲感動別人，先感動自己。
對西方繪畫頗有心得的傅雷並不崇洋媚外，他在1961年1月23日的信中對我國敦煌藝術推崇備至：“我認為敦煌壁畫代表了地道的中國繪畫精粹，除了部分顯然受印度佛教藝術影響的之外，那些描繪日常生活片段的畫，確實不同凡響：創作別出心裁，觀察精細入微，手法大膽脫俗，而這些畫都是由一代又一代不知名的畫家繪成的(全部壁畫的年代跨越五個世紀)。這些畫家，比起大多數名留青史的文人畫家來，其創作力與生命力，要強得多。真正的藝術是歷久彌新的，因為這種藝術對每一時代的人都有感染力，而那些所謂的現代畫家卻大多數是些騙子狂徒，只會向附庸風雅的愚人榨取錢財而已。”傅雷的意思是，不知名的畫家，沒有約束，沒有形成固守模式，更能展現個性與才能。
傅雷的文學、美術功底之深自不待言，他的音樂功底更是一般學者所不能及。他在1954年7月28日的信中從音樂的角度談《長恨歌》與《琵琶行》，這是一個大藝術家、大學者、大智者才能抵達的境界。他寫道：“白居易對音節與情緒的關係悟得很深。凡是轉到傷感的地方，必定改用仄聲韻。《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小弦切切’一段，好比staccato(斷音)，像琵琶的聲音極切;而‘此時無聲勝有聲’的幾句，等於一個長的pause(休止)。‘銀瓶……水漿迸’兩句，又是突然的attack(明確起音)，聲勢雄壯。至於《長恨歌》，那氣息的超脫，寫情的不落凡俗，處處不脫帝皇的nobleness(雍容氣派)，更是千古奇筆。看的時候可以有幾種不同的方法：一是分出段落看敘事的起伏轉折;二是看情緒的忽悲忽喜，忽而沉潛，忽而飄逸;三是體會全詩音節與韻的變化。”白居易是一個精通音律的大詩人，《琵琶行》堪稱文學與音樂的融合傑作，傅雷能從音樂的角度說出如此專業準確的見解，真是白居易的異代知音。
對歐洲音樂大師，傅雷談得最多的是莫扎特和貝多芬。他推崇莫扎特的純潔，在1955年3月27日的信中，傅雷寫道：“我特別體會到，莫扎特的那種溫柔嫵媚，所以與浪漫派的溫柔嫵媚不同，就是在於他像天使一樣的純潔，毫無世俗的感傷或是靡靡的sweetness(甜膩)。”
傅雷對貝多芬的理解尤為深刻。在1961年2月7日的信中，他從歐洲文藝復興講到貝多芬樂曲的主題：“他的兩個主題，一個往往代表意志，代表力，或者說代表一種自我擴張的個人主義(絕對不是自私自利的庸俗的個人主義或侵犯別人的自我擴張，想你不致誤會);另外一個往往代表獷野的暴力，或者說是命運，或者說是神，都無不可。雖則貝多芬本人決不同意把命運與神混為一談，但客觀分析起來，兩者實在是一個東西。鬥爭的結果總是意志得勝，人得勝。但勝利並不持久，所以每寫一個曲子就得重新掙扎一次，鬥爭一次。”傅雷從樂曲中悟出貝多芬的雙重性、人性的雙重性，感受到貝多芬生命中的掙扎、內心的鬥爭，最後皈依、覺悟、解脫，不得不放棄，達到精神上的和平寧靜。
作為學者，傅雷真正稱得上是學貫中西。在1961年2月6日的信中，他天馬行空，從音樂藝術談到世界各地大自然優美風光，談到中西文化的比較。他寫道：“比起近代的西方人來，我們中華民族更接近古代的希臘人，因此更自然，更健康。我們的哲學、文學即使是悲觀的部分也不是基督教式的一味投降，或者用現代語說，一味的‘失敗主義’;而是人類一般對生老病死，春花秋月的慨嘆，如古樂府及我們全部詩詞中提到人生如朝露一類的作品：或者是憤激與反抗的表現，如老子的《道德經》。”
古今中外，文學藝術，傅雷往往信手拈來，在書信中娓娓道出，在交談中汨汨流瀉。其辭也通俗，其理也深刻，其識也高遠。這就是《傅雷家書》獨有的價值。
編輯：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