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過年的時候，陪五歲的外甥女去遊樂場，她最喜歡的是一套滑梯組合，許是那天下雪又人多，有調皮孩子趁著管理員不注意穿著鞋就跑到了場內。等我們到的時候，滑梯上已經滿都是穿著鞋的小朋友，以及肉眼可見的泥漬。
小姑娘按照慣例，坐在入口處的小板凳上準備脫鞋，表嫂提醒：今天別脫了，你看大家都穿著鞋子呢。
她抬頭看了一眼，顯然猶豫了，但還是低下頭跟自己的綁帶小靴子死磕，表嫂怕她襪子被泥水弄溼，便又推推她：
都跟你說不用脫了，滑梯已經髒了，別人都穿著鞋，你脫了也沒用。
"可別人是別人，我是我".
小姑娘一邊說著，終於解開了所有的鞋帶，扮個鬼臉朝滑梯跑去，表嫂只嘆氣：你瞧這孩子，怕不是就到了叛逆期嗎，這麼犟。
那滿場的孩子都穿著鞋，唯有她嶄新的白襪子最為顯眼，我看著那雙白襪子歡脫的跑來跑去，忽然就很希望，她可以一輩子都保有這種純粹的倔強。
"別人是別人，我是我"，這樣簡單的九個字，卻有太多成年人都想不通，做不到。
我有時候覺得，一個人的墮落，常常是從“別人都…”這三個字開始的。
別人都打遊戲，我也不想看書；別人都買大牌衣服名牌包，我貸款也要；
因為別人的不認真，自己也開始敷衍了事，因為別人總遲到早退，也學會了挑肥揀瘦。
我剛工作的時候，遇到過一位挺有意思的同事。
我們同一天入職，她的工作量明明比我少，卻偏要顯得特別忙，一週總是要有一兩天在加班，末了還要在朋友圈裡發一些“今天又是玩命的八個小時，連水都沒顧上喝，明天也要加油呀”這樣的話。
同一個部門，那些演出來的辛苦同事之間自然容易識破，知道她一天總有兩三個小時是在玩手機，把早晨能做完的事硬拖到了下午，又把本能輕鬆做完的事誇張成千鈞重擔。
但遠程遙控的老闆卻總是買賬，時不時給她“又加班了”的朋友圈點一個贊，每每見面還要慰問兩句，凡有難事兒急事兒需要人手的一概繞過她，但我們每個季度到手的績效獎卻不相上下，有時候，她甚至還比我多一點。
辦公室幾位知情的前輩替我鳴不平，卻又還沒不平到給老闆寫封郵件講明原委的程度，他們只好勸我：
你也別太拼了，能少做點就少做點，就咱老闆這種愛聽好話愛看孔雀尾巴花架子的，你乾的再多也沒用。
我自小被教育著“凡事要做到盡善盡美”和“是金子總會發光的”長大，以為整個世界的運行法則都靠論功行賞，可剛入職場就被現實打了個天大的耳光。
原來真的有人，可以靠動動嘴皮子就能得到我非常努力才能得到的一切啊。
對“不公正”的怨懟，對“清白成功”的懷疑，對那位同事表面上的鄙夷和隱秘的嫉妒，開始一點點毀掉我的心氣兒和鬥志。
我也開始得過且過，學會了渾水摸魚，以及“在老闆面前叫苦邀功必備十招”。
我那時還年輕的想不到“以後”，只滿心都是賭氣：
你都能這麼做，我為什麼不行。
經濟學上有一個很著名的概念，叫做“公地悲劇”。
假如你跟一群牧民同在一塊無人管理的公共草場放牧，大家都知道，多養羊就能給自己帶來更多的收益，即便大家也知道草地的載畜量有限，可你不多養，總有人多養。
別人十頭羊，你一頭羊，草場還是會退化，而那時別人已經賺的盆滿缽滿，你卻什麼都得不到。
誰不怕吃虧呢？於是每個人都想在草場還能利用的時候拼命的增加自家養羊的數量，直到草場退化到無法放牧，最終導致所有人都破產。
僅僅是出於一己私利嗎？並不見得。
像生活裡的太多例子一樣，當我們選擇“將錯就錯”的時候，還有很大成分的賭氣，和“怕跟別人不一樣”的人云亦云。
人性天生好逸惡勞，順著別人鋪好的坡滑下去多簡單呀，哪怕那一滑到底的坡也會毀掉你的人生，還是會有很多人，想也不想的坐上去，心甘情願的上繳自己的生活。
我也是在很久之後才明白這樣一個道理：
歸根到底，人必須，且只能為自己負責。
而負責就意味著，你不能把別人的錯誤當做你就錯的藉口，隨波逐流聽天由命，放任身處的環境不斷惡化，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情緒和動力日漸喪失，直到自己也成為一個“錯的人”。
一個人該活得像《肖申克的救贖》裡的安迪，他想要在重刑監獄裡建一間圖書室，就不停的給市長寫信，所有人都告訴他：沒用的，在這種鬼地方不會有人理你的。
可他偏不聽。
他在所有人的唱衰中無望的寫著那些信，一封又一封，一年又一年，那最終得以批准的成功，又怎能用一句“幸運”就輕飄飄的蓋過。
而我想，弗蘭克·德拉邦特在電影中設計的這個橋段，並不是用來說奇蹟的存在，也不是用來證明“只要堅持努力就會有好結果”的。
那只是巴克曼寫在《熊鎮》裡的一句話：
什麼是社會？
它是我們所有選擇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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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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