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氣節、李鴻章學識是否可共存?晚清時代不可能

用幾篇文章,談了左氏洋務企業。那麼,李鴻章式洋務企業的績效又如何?除了輪船招商局依靠清朝舉國之力才獲得了長存,清廷既給政策又給錢得到了什麼?毫不客氣地說:李鴻章系洋務企業成為清廷、地方政府、官員、掮客們皆大歡喜的饕餮盛宴。

兩種洋務企業的歷史貢獻概述

左宗棠式洋務企業的績效和命運不如李鴻章式洋務企業。比如福州船政局、蘭州製造局、蘭州織呢局在當今雖有傳承企業,但一是知名度不夠,二是與左宗棠直接聯繫不緊密,也就不能在後世用於吹牛的案例,但卻在當時為中國做出了貢獻。

其中船政局歷史貢獻很大,為中國海軍提供了半個多世紀的高級指揮者、技術人才。這個歷史功績比北洋海軍本身貢獻大多了。蘭州製造局則對收復新疆做出了貢獻,所以說,它們都因為左宗棠的某種劣勢未能成為主流,但卻做出了當時的貢獻。

左宗棠氣節、李鴻章學識是否可共存?晚清時代不可能

李鴻章式洋務企業的歷史貢獻卻很難說。

首先,它們都是靠政策、資源存活的企業,靠清廷給予的壟斷地位,才得以存在。但在現代語境內,卻被人偷換為民營企業。官督商辦這個“督”字並不簡簡單單的是“監督”,而是在監督清廷給的任務、資源和政策是否執行到位。所以,並非民營企業。

其次,它們都在清亡時把清廷的國企被巧取豪奪為私人企業。它們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收歸國有,一是為了戰爭;二也是為了體現企業的實質——國企性質。

再次,即使有過輝煌也是因為清廷的幫助,而非洋務官員的個人努力。

以輪船招商局為例,企業建立初的船隻購買靠清廷借錢、同時清廷以國家信用做保它們也才能借到錢,吸引的民營企業家、經理也多是官商或中外掮客。官商是沒有什麼先進管理經驗的,只不過依靠“抱大腿”獲得優勢地位後利用中外掮客管理企業而已。中外掮客們一邊給清廷好處,一邊拿競爭者的好處,一邊給自己拿好處,一邊“苦心經營”企業。

左宗棠氣節、李鴻章學識是否可共存?晚清時代不可能

清廷依靠漕運、各種禁止其他民間運營甚至地方洋務企業染指河運本身就讓輪船招商局立於“永遠不會失敗”的局面。在招商局晚清歷史上最為光彩的一次企業購併,就是吞併旗昌船務。而這筆錢也是南洋撥款購買,雖然清廷的錢要還,但其低息長期借款(有的雖然短期但在李鴻章、盛宣懷運作下完全將短期變成長期)對於企業資金來說並沒有太多壓抑。

也就是說:清朝再弱,以一國的資源托起一家“國家級企業”還做不到?

至於內部的近現代企業管理、競爭謀略,其實別無先進性,只是“依靠壟斷”才得以存活。而且越到後期,人浮於事問題越嚴重。美國前總統胡佛在1900年7月,騙走開平礦務局(開平煤礦)之後,僅僅通過淘汰“關係戶”“空掛戶”這些只拿工資不幹活的人,開平煤礦就扭虧為盈。

我們當然要批評侵略者的無恥,但清廷內部的管理之混亂、問題錯誤之低級,也應該進行批判。而這種情況,在洋務企業時代很常見。當然,左式洋務企業也同樣如此,只不過因為左宗棠管理較嚴,不似那麼公開和放肆。

晚清時期洋務企業最佳搭配:左氏之精神、李氏之學識,但在某些條件下,兩者是不可能共存的

左宗棠、李鴻章都是晚清時期重要的地方疆臣,也同樣是洋務派的主帥。有些人會有一個疑問。如果兩個人精誠合作,是否更好呢?左氏在精神、民族自信心上強於李氏;李氏洋務派則因為長期與西方交流,在見識上強於左氏洋務派。由此,不妨如此考慮:左氏洋務企業居主,李氏洋務企業居於日常,這樣是不是更好呢?

左宗棠氣節、李鴻章學識是否可共存?晚清時代不可能

答案是不可能。根本原因在於二人的目的不同。

李鴻章是個人、集體(淮軍)、國家、百姓的順序看待問題。

左宗棠則是國家、百姓、集體(包括楚軍在內的湘軍)、個人。

左氏之精神更符合傳統儒家的外在表現,也就是天下、社稷、皇帝。李氏之精神則更體現的是傳統儒家實際表現:皇帝、社稷、天下。正因為如此,李鴻章更受信任。但因為思想不同,其表現也就不同,雖然二人曾經是同一個戰壕的朋友,但是在具體發展上完全不同。

左宗棠認為“官督商辦”只會造成腐敗,官員應該撤出日常管理,大膽地讓商人去做。左宗棠所說的商人則是真正意義的商人。

李鴻章則認為商人一有錢就會鬧事兒,所以,官家必須要管著他,必須要插手企業管理。同時,清廷內部的當權者有些不好開口的資金需求,洋務企業也更樂於報效。例如慈禧過生日時,輪炒招商局的十餘萬元銀元的財務準備。

左宗棠氣節、李鴻章學識是否可共存?晚清時代不可能

左宗棠和李鴻章矛盾的核心

這是二人在洋務企業的發展上的不同。這些不同,並不能必然導致二人不和。真正讓二人有分歧的則是:洋務運動後國力提升下,中國應該怎樣應對外敵屈辱。這才是二人無法合作的根本原因。一個對敵不卑不亢,甚至有些強勢;一個對敵主張一貫妥協。

如果開戰會如何?要麼勝利要麼失敗要麼平局,在李鴻章看來中國絕無勝利的可能且更會削弱自己的實力,因此對外方面除了初期的強硬外,大部分時間都是忍耐忍耐再忍耐。但在左宗棠來說,戰勝戰敗不是他考慮的問題,只要形勢允許打就要打。由此,左李之間在這一問題上成為對立者。

這一矛盾關係到朝廷和個人的尊嚴以及利益問題,更關係到歷史評價問題,左宗棠最終選擇了寧可戰死也不能“在各方條件成熟下可以反抗外敵而不反抗”;李鴻章則因為個人、集體、社稷、天下關係的排序,從而選擇了另外一條路,即割大清的、賣朝廷的、賠百姓的,反正不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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