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豐二年(1852)十二月十五日，曾國藩他家來了兩封信，一個人。那天晚上，他先接到湖南巡撫的兩封信，知道武昌已經失守，湖北巡撫也戰死了，不勝嘆息。那個人他也認識，回老家經過武昌時，還招待過他。更為揪心的是，湖北不保，湖南也難自全。雖說住在鄉下，但他是二品大官，總無法安身，這不能不使他動心、擔心、操心。
他家來的一個人，就是他的好友郭嵩燾。郭嵩燾為中國第一個外交使節，出任清朝的駐英、駐法欽差大臣，也算一個人才。他與曾國藩、劉蓉，當時有湘鄉三劍客的味道。他見到曾國藩，就鼓勵他，激將他，說什麼你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不乘時而出，更待何時?總是要曾國藩應命出山。大概還說到一些小人的非議，比如你要是不出山，人家會笑你貪生怕死。加上父親點頭同意，曾國藩當夜就改變主意，決定收回辭謝函，立即出山。
不過四天，曾國藩就由堅決要求在家終制變成立即出山，根本原因是外部形勢的急刷變化。郭嵩燾的勸說是催化劑，加速了他的決定。他們倆十二月十七日從老家出發，二十一日到達長沙。二十二日，曾國藩就給成豐布寫了報告，《敬陳團練在匪大概規模折》，準備搜查土匪.捐集資費、訓練鄉勇。不過他還附加了一片，請求皇帝答應他，一旦團練有了頭緒，賊匪稍有減輕，就允許他回家守制。
這個時候，他的大志仍然不是帶兵打仗、鎮壓太平天國，而是以在辦土匪為第要務，“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保證湖南安全。奏章中也分析了清兵腐敗不能戰的情況，說清兵都怕死，只遠遠尾隨，卻不敢近身搏戰，他要改弦更張，重新練一支軍隊。這表明他對清兵有深刻了解，知道其不可用，而想另起爐灶，別練新軍，卻不代表他就有了鎮壓太平天國的明確大志。
但他對自己的要求很高:我奉命以來，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淺薄，不足謀事，惟有‘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時時自矢，以質鬼神，以對君父，並以此號召我鄉豪傑。”剿辦土匪也很得力，訓練鄉勇也很有辦法。正是因為這個，咸豐帝才叫他帶兵出征，作為朝廷正規軍的一種補充力量。咸豐帝看不起他，他自己卻要看得起自己，所以能三次拒絕皇命。
咸豐三年正月間，江忠源、左宗棠、胡林翼都在長沙，他們幾個天天在一起研究天下形勢，討論當前任務，“ 欲負山馳河，拯吾鄉枯瘠於萬如此看來，他們的大志仍然在保護家鄉，還沒有上升到澄清字內、鎮壓太平天國的全局性高度。江忠源一直在湖南鎮壓小股農民起義隊伍。咸豐三年二月，突然接到命令，要他帶勇去江南大營。因為洪秀全已經打下南京，並把南京定為都城，清政府讓向榮組建江南大營，緊緊盯住南京。
江忠源一走，曾國藩如失臂膀。湖南的剩匪任務，當時主要靠江忠源，江忠源也因此成名，被上頭重視。所以曾國藩說:“你帶勇東去，我就氣餒了。為君王籌大局，我也不敢多顧私情。但你這一走，我哪裡去找你這樣的人才。現在多事之秋，得你一人則重於山嶽，少你一人則弱於嬰兒。你能體諒我的心情吧。”江忠源這一去，卻讓曾國藩的大志發生了變化。江忠源離開湖南之後，曾國著給他寫信說:“國藩在此，日練兵卒，萬一烽煙達於河北，則或提一旅之師，與閣下會於齊梁之間...這爾橫行中原，蒼蒼者不一醒悟...若果有提兵渡江之日....
這是目前能看得到的關於曾國藩考慮省外用兵的最早的文字記錄，時間是威豐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他開始把目光從湖南省提高到全國用兵大局上來，考慮如何派兵進人中原、河北，打過長江去。這些想法都還模糊，沒有構成清楚的線索，卻是大志變化的開始。全國形勢發展很快。洪秀全定都南京之後，在咸豐三年四月和五月，分別派出兩支部隊，開始北伐和西征。曾國藩的大志也開始清晰起來，他跟湖北巡撫張亮基說:“我想再練三千鄉勇，編成一軍，意將誓滅此賊，澄清南服。”
太平軍西征部隊沿著長江而上，計劃奪取安慶、九江、武昌等沿岸重鎮，很快就攻佔安慶，繼續沿江西進，準備攻打九江。曾國潘得到消息，很為湖北湖南著急，兩省唇齒相依，他想“昌明大義，出堵湖口，與道賊決死戰”，懷揣“擊楫渡江之志”，不令敵人“橫行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