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9月第22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中，本尼·甘茨领导的蓝白党（Blue and White）赢得议会120席中的33席，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Likud)赢得32个议席，位列第二。阿拉伯政党联盟联合名单党(Joint List)获得13席，成为议会第三大党。9月23日，在联合名单党宣布支持甘茨出任总理后不久，联盟之一的巴拉德党申明联合名单党的支持不代表巴拉德党的立场。最终甘茨在获得联合名单党10票支持的情况下，以一票之差落后内塔尼亚胡，目前由后者牵头组阁。而联合名单党虽然表明了对甘茨的支持，却无心参与组阁。无论主动或被动，在以色列政坛激烈的政治博弈中，在是否组成联合政府的争论里，阿拉伯政党似乎再次失去了自己的姓名。
“联合名单党”联合谁？
联合名单党由以色列四支最具影响力的阿拉伯政党组成，分别是哈达什党（Hadash，The Democratic Front for Peace and Equality），巴拉德党（Balad, National Democratic Assembly），塔阿勒党（Ta’al, Arab Movement for Change）和拉阿姆党（Ra’am, The United Arab List）。其中哈达什党是由以色列共产党及其他左翼政党于1977年大选前夕成立的政治联盟；而巴拉德党、塔阿勒党和拉阿姆党均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联合名单党的成立是基于共同的政治诉求——团结和加强反对种族主义的各方力量，增加阿拉伯民众和所有反对占领及种族主义的政治影响力；然而他们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纲领。其政治纲领主要包括八项基本原则：反对非法占领，支持地区和平，以1967年边界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为以色列境内的少数族裔的平等权利；反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支持民主权利；支持工人权利及社会与环境正义；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赋予所有人文化、语言、归属感与认同感的选择权；反对帝国主义与宗派主义；支持中东地区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中第一条和第二条篇幅最长，是纲领中的核心部分，也是四党联合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纲领也指出，组成联合名单党的四个政党均将保留其原有的意识形态，并根据基本原则共同商议行动。[1]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四支政党都代表着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利益，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却存在很大差异。哈达什党，巴拉德党和伊斯兰主义的代表拉阿姆党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由来已久，涉及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主义者的日常生活冲突、女性代表权、基督教祈祷场所、同性恋权利等多个方面。在政治参与上，哈达什党主要集中在反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试图与中左翼犹太复国主义合作，来终结内塔尼亚胡的政权；巴拉德党以及拉阿姆党则将联合名单党视作促进巴勒斯坦人自治和民族认同的有效方式，激烈反对与左翼犹太复国主义党合作，不考虑任何加入政府的可能性。
共同参选：严峻选举形势下的无奈之举
2019年9月的议会选举是这四支政党第二次联合起来，以“联合名单党”的名义共同参与以色列议会选举。事实上，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这四支政党经常排列组合、联合参选，但也经常分道扬镳。值得注意的是，这四支政党之间的合作仅限于阿拉伯政党内部，没有任何一支曾与犹太复国主义政党有过合作的经历。而这四支阿拉伯政党历史上首次共同参与以色列议会选举则要追溯到2015年，这是以色列阿拉伯政治力量的第一次整合，也形成了对现有犹太复国主义势力把持政局的挑战。
促使四支阿拉伯政党联合参选的最直接原因是2014年年初以67票微弱优势三读通过的以色列新选举法案，该法案将选举得票率门槛从2%提高至3.25%，并在2015年第20届议会选举时正式生效。这一法案由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党及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Israel Beiteinu）提出，声称“以色列民众需要一个强力而稳定的政府”，旨在“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减少碎片化的政党”。但这就难以避免地对包括阿拉伯政党在内的诸多小党的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在2013年议会选举中，哈达什党、巴拉德党单独参选，拉阿姆-塔阿勒党以联合政党的形式参选，但他们之中最终得票率最高的哈达什党，只得到了3.0%的选票。这就意味着如果单独参选，在执行3.25%议会门槛的情况下极有可能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政党能够在未来的选举中获得席位。
从1949年建国时的1%，到1992年的1.5%，2013年的2%，再到最新的3.25%，议会门槛逐渐上升；与之相反，阿拉伯人的选举热情却持续走低。自2000年十月事件[2]以来，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地位不断恶化，对获取平等权利的失望情绪在不断加深，选民的投票率大跌并整体呈现出下降趋势。与此同时，以色列阿拉伯民众呼吁阿拉伯政党停止内耗，组成一股完整的势力以代表阿拉伯人利益。调查表明，约85%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支持各阿拉伯政党联合参选。[3]他们对阿拉伯政党的内讧与低效感到疲惫，甚至声称只愿为一个联合起来的阿拉伯力量投票。
门槛升高而票仓萎缩，加上民众疾呼，摆在阿拉伯政党面前的选择似乎并不难做。2015年的选举结果证明，组建联合政党参选有效提升了以色列阿拉伯选民的参政热情，其投票率从56.5%提升至63.5%，帮助联合名单党获得13个席位，多于各拉阿伯政党在2013年独立参选时所获议会席位的总和。与之对比，2019年4月的选举中，联合名单党再次分裂为哈达什-塔阿勒党及拉阿姆-巴拉德党分别参与竞选，重创选民信心，阿拉伯公民投票率暴跌至50%以下，创近二十年来的历史新低，最终分别获得四席和六席席位。
2019年7月，经过一系列磋商，巴拉德党最终入局，四党再次组成联合名单党共同参选，[4]并在第22届议会选举中重获13席，与2015年选举持平，并以此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其中哈达什党5席，塔阿勒党2席，拉阿姆党和巴拉德党各3席。
图：1999-2019年以色列议会选举投票率变化
分歧再现： 联合名单党难以联合
恰如2015年选举之后联合名单党未能有效整合政治力量，此次选举胜利的喜悦还未持续太久，在支持谁做总理的问题上联合名单党就再次陷入了分歧。在联合名单党历史性地宣布支持甘茨做总理之后不久，巴拉德党党首即发布声明撤销该党所属的三票，并阐述三点理由：首先他认为甘茨计划与利伯曼及利库德党共组政府，支持甘茨就意味着支持一个联合政府，而这甚至比一个右翼政府更糟糕；其次蓝白党不断忽视联合名单党的需求，并拒绝公开或正式地进行讨论；最后巴拉德党参与联合名单是为了终结内塔尼亚胡的总理、甚至政治生涯，但却从未将甘茨视作总理备选。
在是否支持甘茨的问题上，联合名单党显然并未达成一致，反而暴露出联盟的脆弱。表面上，这反映了联合名单党内部不同派别的政治分歧；然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实际上是以色列阿拉伯人两种主要政治关切的竞争。如前文所述，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斗争主要围绕两个议题。第一个是被占领土问题，这主要是指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非法侵占的巴勒斯坦及周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土问题；第二个则是以色列阿拉伯人的“二等公民”问题，主要关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群体长期遭受系统性歧视的情况。随着时间推移，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不断发生改变，这两个议题的优先序列也随之有了不同。一方面，1993年“奥斯陆协议”并未涉及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安排，使其感受到来自以色列政府及巴解组织的双重忽视与边缘化，其政治关切的重点也有调整。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府的一系列强化国家“犹太属性”的举措使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间不断萎缩，情况不断恶化。尤其是颇有争议的“犹太民族国家”法案，明确了以色列的国家属性，它规定“以色列是犹太民族的国家，犹太民族专享以色列的自决权”、“完整、统一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同时它取消了阿拉伯语原本的国家官方语言地位，并且将建设犹太人定居点作为以色列国家利益来进行推动和实施。[5]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以色列阿拉伯人希望能够将重点放在改善以色列阿拉伯人生存状况上。联合名单党此次选择支持甘茨作为总理组阁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是对于以色列阿拉伯民众意愿的回应，也似乎暗示着新的转机。然而巴拉德党的举动表明，不论是联合名单党内部，还是以色列阿拉伯民众之间似乎都还未能达成统一意见。
前路漫漫：以色列阿拉伯人斗争之路道阻且长
以色列政坛的博弈仍在继续，选举的僵局一时之间难以打破，唯一确定的只是这次仍旧不会有任何一个阿拉伯政党会参与其中。在这个高度犹太化的政治博弈场中，以色列阿拉伯政党虽然在形式上取得了联合，但在政治纲领、斗争方向上都还没能进行有效整合与统一，在可能进行的新的政治参与上也踟蹰不前。问题在于，无论是“被占领土”还是“二等公民”问题，其解决的关键都是以色列国家属性的“去犹太化”和“去单一化”，然而联合名单党如果不能解决内部分歧，就难以充分发挥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力量，何谈阻挡滚滚而来的犹太复国主义？
（作者：罗安澧，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2019级博士生，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燕南66优创团队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