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夏历正月初一，后周朝廷正在京师大梁(今开封)庆贺元旦，突然传来“北汉与契丹合兵南犯”的紧急军情。由于周恭帝年幼，宰相范质、王溥急忙派遣殿前都点检(禁军元帅)赵匡胤率兵出征。当赵匡胤的人马走出四十多里，行至陈桥驿(开封东北)时，士兵哗变，拥立他做皇帝。这便是历史上所谓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兵变后,赵匡胤立即率师返回大梁,夺取后周政权，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
至于敌兵南下，急需派兵抵御之事，也就烟消云散，不再提起了。清人对此困惑不解,就写了“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的咏史诗句，对是否确有敌情需要出征，表示了怀疑。那么，当时究竟有没有“北汉与契丹合兵南下"的军情呢？历来其说不一。
关于北汉与契丹乘周世宗死后，太子年幼即位，国内政局不稳，合兵南下的军事行动，《旧五代史》、《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契丹国志》等史籍，均有记载。但是，不知何故，素以记事可靠著称的《辽史》却对此只字未提。及清朝毕源编撰《续资治通鉴》时，便以《辽史》末载此事为由，在考研中提出了怀疑。
建国以来，有些史学家写书的时候，涉及“陈桥兵变”这一历史事件时，便有赵匡胤谎报军情，借出兵之机发动政变之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就说：“赵匡胤虚报辽和北汉联兵入侵，藉奉命出征的机会，利用‘五代’以来将士拥立的风气，在陈桥驿组织兵变，自立为帝。”陶懋炳《五代史略》也说：“赵匡胤与弟匡义、心腹赵普密谋，谎报辽兵南犯。范质等仓猝命赵匡胤率部抵御，于是演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历史喜剧”。
然而，有些史学家并不赞成上述说法，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程溯洛在《论赵匡胤》一文中，就不认为契丹北汉合兵南下的急报是赵匡胤事先布置的阴谋。曾维华在《陈桥兵变前镇，定二州并非‘谎报’军情》一文中，也不赞成赵匡胤谎报军情的观点，并对这个问题作了考证。他认为《辽史》和《宋史》都是元朝丞相脱脱在同一时期主编完成的。北汉与契丹合兵南下，在辽国方面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在后周及取而代之的宋来说，却是一件导致改朝换代的大事，因此《末史》必须记载此事，而《辽史》可以省略不记。不能因《辽史》未载此事而怀疑其他史籍记载不实。
此外，当时，要使后周朝廷，相信这一敌情报告，只有镇、定二州的节度使派人报告才行。这二州的节度使郭崇，孙行友都是忠于后周朝廷并未加入赵氏集团的守边将领，不可能配合赵匡胤的夺权阴谋谎报军情。退而言之，即使镇，定二州与赵匡胤事先有预谋，谎报了军情，后周朝廷是否肯定会派赵匡胤率兵出征，也是难以逆料的事。倘若后周朝廷派其它将领带兵出征，赵匡胤的阴谋岂不败露？再有，从后周与北汉和契丹长期敌对经常攻伐的关系来看，北汉和契丹乘后周“主少国疑”，合兵南下也是可能的，陈桥兵变后不久，镇州节度使郭崇又派人送给朝廷北汉与契丹已退兵的报告，于史有载，应是真的。由此也可推出原先的敌情报告，也并非赵匡胤制造的谎言。
十分明显，上述两种说法是迥然不同的。那么，关于赵匡胤有没有谎报军情的问题，是否非此即彼，别无它说了呢?有学者对“陈桥兵变”这一历史事件的解释，可谓另辟一说。“陈桥兵变"新的说法是：“赵匡胤在赵普，石守信等的策划下，借口北汉和辽会师南下，率大军从大梁出发，北上御敌，行至陈桥驿，授意将士给他穿上黄袍，拥立他做皇帝，改国号为宋。”这种说法既未称赵匡胤谎报军情，又未说赵匡胤只是奉命出征，而是使用了“策划”和“借口”两个词。既是“策划”应该是事先有所预谋，既是“借口"似乎又不是简单的奉命出征。好像是赵匡胤等早有夺权阴谋，只是还没有找到调兵遣将、发动政变的机会。恰好边关送来敌情报告，可能并不是十分严重的军情。赵匡胤等故意扩大了敌情，使之升级以便以此为口实，率兵出征，发动兵变。
以上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当时的实情呢？由于陈桥兵变系改朝换代于一举,是极其隐秘的事，其真相本不易知。因而当时的内幕到底如何,至今仍然难以说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