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高丹
莫言的新書《晚熟的人》出版至今已有兩個月，這本頗有些“十年磨一劍”意味的短篇小說合集取得相當好的銷售成績，迄今已多次加印，總髮行量逾60萬冊。
那麼《晚熟的人》寫得究竟怎麼樣？
最近召開的“本土、現實、小說的迴歸——莫言近作研討會”中，專家學者們給出了評論。本次研討會由北京師範大學國際寫作中心、文藝報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出席本次研討會的嘉賓有李敬澤、潘凱雄、梁鴻鷹、應紅、格非、孟繁華、程光煒、張志忠、李洱、徐坤、何向陽、劉瓊、徐則臣、季亞婭、饒翔、叢治辰、宋強、趙萍、徐子茼、李壯、劉詩宇。校內嘉賓有王立軍、張清華、張莉、梁振華、熊修雨、劉江凱、姜肖、翟文鋮、張曉琴。
活動現場
李敬澤：魯迅的回鄉與莫言的回鄉
《晚熟的人》裡面，“莫言”這個人在小說裡進進出出是一個有意思的事，如果說以前的小說中出現“莫言”這個人物是作者興之所至，這回就是有意為之。
《晚熟的人》中有很多篇都出現了一個莫言回到他的高密東北鄉，他所在的位置和姿態有非常重要的變化——以前的小說中，家鄉對於他而言不是一個需要回去的地方，而是他就站在那裡、站在高密東北鄉講話講故事。但是到了《晚熟的人》裡，“莫言”是從外面回去的。這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非常根本的主題，就是魯迅式的回鄉主題。《紅唇綠嘴》開頭說“乙亥歲尾，老父病重，我由京返鄉陪護。”我看到這莫名想起魯迅的《故鄉》的開頭：“我在嚴寒中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
這個莫言和以前的那個莫言，之於他的“鄉”，有了很不相同的意義。或者說作家的主題與他的“鄉”之間的關係，和這個世界之間的關係，也有了很不相同的內涵。我覺得這很值得推敲。
過去站在高密東北鄉里的那個莫言，曾經是一個對他的天地、對於他的世界盡在掌握的人，但是現在回鄉陪護的那個，在歲尾、在天寒的時候回到家鄉的那個莫言，他對他的故鄉，滿懷著一種認識的、困惑的，探索、探求的，無法判斷又努力做出判斷的非常複雜的一個情感，我覺得這本身非常有意思。
如果我們把老莫的回鄉和魯迅的回鄉再比較一下的話，你會發現，對於魯迅來說那個相距兩千餘里、隔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幾乎是被我們的現代所拋棄的一個宇宙的盡頭，是一個停滯在那裡的東西，這是魯迅的那個回鄉。而到了老莫這個回鄉，這樣一個人由京返鄉，而這個“鄉”不是一個停滯的東西，這個“鄉”幾乎是在老莫的圖景裡代表現實所有的龐雜力量：繽紛、快速、變化、前進。我覺得在這種比較中，魯迅的那個鄉是一個歷史的客體，是一個等待著歷史去光顧的地方，而莫言的那個鄉，幾乎變成一個沸騰的歷史的主體。
即使在現在，回鄉在中國巨大的社會變革中也是重要的文化主題和重要的認識、文化裝置。回鄉在莫言這裡表現成這個樣子，這本身是非常值得我們去研究、去探討的。
格非：“改造後的自傳性”帶來敘事的自由
我在讀莫言作品的時候，強烈感受到他的“誠”。
在今天的社會中，有不同的政治主張，不同的意識形態觀點，甚至不同的話語立場。我有我的真，你有你的真，這個導致非常尖銳的對立。這個對立當中，作為一個文學家，作為當代文學的一個寫作者，他如何面對這個事情做判斷？我讀莫言的這本書，我腦子裡一直盤旋著這個概念，就是他回到了這個“誠”——老老實實地回到事情本身。
比如其中特別重要的一部作品《等待摩西》，他寫到關於老一輩的信教問題，一直到近些年來關於鄉村的宗教問題，他在處理這麼大的歷史變化的時候，用汪曾祺先生的話來說，他是貼著人物走的，使得這些人物的處境、情感，他都表示了尊重。這是一個寫作者非常重要的姿態，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一個方法論上的變化。
莫言因為參軍到了北京，經歷了城市生活，鄉村生活的那種新鮮會突然湧現出來，讓他有一種寫鄉村的、重新面對他的鄉村經驗的衝動。在他的大部分作品裡面，他在處理鄉村經驗的時候，他是把鄉村經驗作為一個主體來進行描述，他待在城裡，通過城市人的眼光回到鄉村，把鄉村作為一個整體。但是這個小說，它是一個往返式的。《晚熟的人》裡面都有一個人從鄉下到北京來，通過辦事處，通過一個什麼關係來到北京，或者是一個叫莫言或者類似於莫言這樣的敘事者，寫了《黃玉米》（也就是《紅高粱》）的這麼一個人回到了鄉下以後接觸到各種各樣的官員，接觸到一些人。所有這些事件都是道聽途說，莫言通過這種不斷的穿插和往返，來重構這種群像關係，這是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
我把這種方式稱為是經過改造後的自傳性，你不能把敘述人等同於莫言，我在想老莫為什麼故意寫《黃玉米》《檀香刑》，把他自己都暴露在讀者面前？這個“我”，也就是這個敘事者，他實際上不是莫言本人，而是分化出了不同的人物類型，都把他歸納到類似於莫言的這個敘事者的名下，這樣在敘事上帶來一種非常大的自由度，這是我覺得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發明。
其次，值得我們重視的是經過改造的傳奇性。他一定意義上保留了荒誕不經的故事，只不過他非常剋制地運用這種傳奇性和戲劇性。這也是他的一個特別好的地方，感覺到特別樸實，特別可親，點到為止，令人有的時候會想半天，比如說摩西最後去了什麼地方，摩西最後怎麼回事，他最後見到摩西的妻子，他們之間的對話，那個感覺上他保留了很多神秘性的內容。
莫言
孟繁華：莫言寫壞人寫得太生動
多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講鄉村文明的崩潰，不意味著鄉村小說書寫的終結，對鄉村的書寫遠遠沒有完成。
莫言的新小說，比如看《左鐮》，《左鐮》就是一個流動的鐵匠鋪，來了韓師傅、老三，又引出了一個叫田奎的人。田奎是一個淘氣的壞孩子，欺負一個傻子和他的妹妹，結果爹把他的右手砍斷，導致現在他只會左手使鐮，田奎經歷這件事之後沒有任何恐懼，敢一個人到蛇洞裡看花蛇。花蛇那段寫得非常魔幻，扁擔長的花蛇，冠子是像桑葚一樣的東西。那個妹妹歡子剋夫，兩任丈夫都被她剋死，最後問田奎敢不敢娶？田奎就一個字——敢！小說就結束了。百鍊鋼和繞指柔，最後落到人物上，那個話都不是閒言碎語，最後和人物是有關係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地主的眼神》，孫敬賢這個人物寫得好，這就拆解了我們過去對於身份、對於命名慣有的看法。地主孫敬賢家裡地雖然多，但是地薄，打糧食和地少的差不多，結果孫敬賢被定為地主、被定為壞人。另外一個人是《紅唇綠嘴》裡面的覃桂英，覃桂英是壞人，11歲的時候就用辮子抽她的老師，老師受不了羞辱最後跳井死了，做了一系列壞事，跑到東北多生好幾個孩子，回來分不到地的時候，在縣政府搞賣兒賣女的鬧劇。有了網絡，覃桂英巧舌如簧，搞了幾個網站，最後賣謠言給“莫言”。這兩個人都是壞人。壞人沒有檢討反省自己的願望，不會反省自己。莫言壞人寫得太生動了。
季亞婭：對大歷史觀的和解
莫言說我不是在異鄉的寫作，我就是在家裡五間老屋寫的，這提出一個問題，叫寫法與活法的一致，我就是那個在鄉村寫作的人，這個叫莫言的人把世界文學、外來文化的濾鏡關掉之後，我們跟著他的眼睛發現這個晚熟的人。
山東的土壤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山東這個地方展示全部鄉村倫理與中國底層倫理結構，或者東亞父權倫理構成的那個微觀體，我讀到新穎的是，這種倫理善與惡的結構，這種倫理的變化、新變，以及這背後的歸順機制和傳承機制是什麼。
我舉個例子，比如莫言書中經常講我們是裝傻的民族，我們同時也是示弱、好鬥的民族，裝傻、示弱、好鬥的性格特徵在人物與具體的那一片微觀土地的關係。又比如說基層的善惡倫理怎麼運轉的，這裡面他講了特別有意思的是靠暴力懲罰的體系，就是那個無緣無故的惡，《等待摩西》裡面我爸爸來打我，也是《左鐮》裡面你作惡我就要靠特別暴力的方式把你的手砍下來，那種威懾力、那種暴力是在懲罰機制構成倫理得以運行的前提條件。
鄉土身份裡面還有眾多男性位置，他的叔伯兄弟的結構，結義兄弟的結構，還有《紅唇綠嘴》挑水的四個人的結義，還有《等待摩西》裡面柳衛東去救他，因為他打了他媽媽懷孕的肚子，他說我跟你兒子是兄弟，如果打了他，我們同年同月同日死，這種男性的結構。還有兇惡的弱者，農村人用特殊的方式應對那種惡，惹不起躲著走。不僅是《鬥士》裡面的兇惡的弱者，還有農村婦女覃桂英賣孩子也是弱者的綁架。
在這個倫理秩序下的女性是什麼位置？一個是作為保護者、守護者的女性，還有《左鐮》裡面的歡子為她哥哥擋泥漿，其實就是惡的子彈。還有另外一個女性，是善於利用新的時代話語規則的女性，就是那個雄辯的、假的覃桂英。
最後莫言要處理的問題是和解，大家記得他有一個《生死疲勞》，《左鐮》裡面留白的寫法是讓暴力缺位，他不寫我是怎麼傷害你的，在《晚熟的人》裡面常林自殺的方式也不寫。但是暴力在《生死疲勞》裡面寫了五次還是六次，讓那個人一遍遍去死。莫言用缺位的方式告訴你，我不再糾結那個問題，我不再糾結暴力是怎麼來傷害我的問題，其實是對大歷史觀的和解，那個和解還不是對民間歷史的和解。
責任編輯：陳詩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