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身披多重光環的王明無疑是最有力的爭奪者，“給山溝溝送來馬列主義”，延安大多數重要人物都圍繞在王明周圍（包括周），毛澤東感到很孤獨。王明絕非泛泛之輩，他口才十分了得；一年之前，他總結完善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轉變了黨的方針，進一步說，是影響了中國的發展軌跡。
這時毛澤東的威望剛剛起來，遠遠不是後來那樣一言九鼎。有的史書喜歡說遵義會議樹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十分不準確。毛澤東的地位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是一次次從懷疑到肯定的過程中樹立的。遵義會議後，“負總責”的是洛甫（張聞天），毛澤東只是“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人”周恩來的“幫助者”。第一仗土城戰役就失利了，北渡瀘州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計劃不得不放棄。土城失利後，馬上面臨一個新的戰鬥：打鼓新場。在打不打的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爭議和分歧，毛澤東一個人堅持不能打，其餘二十多人都認為應該打。毛澤東一氣之下說，你們要打我就不幹了。馬上有人說你不幹就辭職吧，毛澤東前敵總指揮才當一個星期就被免，會議不歡而散。當晚毛澤東憂心如焚，提著馬燈去找周恩來，再三說明了自己的看法，得到周的認同。第二天重新開會，由周恩來說服了大家，放棄了打打鼓新場的計劃。事後得知，是情報錯誤，打鼓新場敵人眾多，打的話又是一場敗仗。之後“兵臨貴陽逼昆明”，每天繞來繞去地行軍，領導危機再一次暗流湧動。到達雲南會理附近，實在忍不住了的林彪向毛澤東寫信，說你這樣指揮不行，不如把指揮權交給彭德懷吧。毛責怪這是出於彭德懷的指使，彭抱著“事久自然明”的態度，沒有申辯。這事兒幾十年後還發酵：1959年廬山會議上攻擊彭德懷與毛主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又提起寫信的事。這時林彪坦承，寫信是他一個人的主意，政委聶榮臻還拒絕在信上署名。這才還了彭帥一個清白……全面抗戰開始後，中央召開洛川會議研究抗戰策略，毛澤東又是少數派，只有他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周恩來、彭德懷、林彪這些重要成員都不同意。毛澤東又拿出他開會的“絕招”，逐個做工作，終於達成了決議。但決議只在紙上，大家不去執行。直到林彪率115師打了平型關戰鬥，全黨才認識到“山地游擊戰”是唯一正確的選擇，這才心服口服。王明在武漢長江局期間，拒絕發表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周恩來在重慶只發表《論持久戰》的上半部分……
時間線回到遵義會議前。長征初期突破三道封鎖線的戰鬥確實不激烈，主要是部分軍閥並不想與紅軍硬碰，樂於“借道”。蔣介石明確紅軍是想去湘西與賀龍任弼時的二、六軍團會合後，驅動中央軍和桂湘粵滇30萬大軍，在紅軍前進的路上佈下了一個“口袋”，對8萬多紅軍實現合圍。
好在，紅軍破獲了敵人的電報，得知前方有這麼大一個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