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高等教育合作的機遇與挑戰

回溯非洲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足見其歷史悠長,全球最古老的大學中非洲佔據了三所,分別為公元859年創立於今摩洛哥非斯的卡拉韋因經學院(University of Al-Karaouine)、公元975年創立的位於今埃及開羅的阿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和1327年創立的位於今馬裡廷巴克圖的桑科雷大學(University of Sankore)。

非洲大陸高等教育的最初發展,與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傳播聯繫頗為緊密,多使用阿拉伯語教學並對伊斯蘭宗教開展廣泛深入的研究。19世紀伴隨著歐洲探險家、傳教士大舉進入非洲腹地,傳教士開始大規模參與興辦西式教育的實踐。1827年成立的福拉灣學院(Fourah Bay)便著眼於從事神學領域的研究。

殖民統治時期,“海外輸出大學”模式迅速發展起來,即照搬宗主國大學的學術標準和發展模式,學位經由宗主國認可後頒發,如尼日利亞的伊巴丹大學,這些機構為非洲孕育出大量知識精英。20世紀60年代非洲國家紛紛獲得獨立,隨之而來的是高等教育的全面復興,196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埃塞俄比亞召開國際教育大會,將非洲各國高等教育置於優先發展地位。

非洲各國也積極探索適合自身發展特點的高等教育,此時“非洲化”的新大學不斷湧現,強調高等教育中的“去精英化”,推崇美國的贈地學院制度,如1970年創立的達累斯薩拉姆大學,將“知識傳授與社會需求”的結合視為大學重要的職能之一。這一時期的高等教育國際援助也十分可觀,洛克菲勒基金會等就發起大學發展項目,投入大量資金支持非洲國家建立新的高等教育機構。20世紀80年代的結構調整致使大多數非洲國家對教育的支出比例大幅削減,非洲高等教育的發展迅速萎縮。有學者指出,對歐洲文化不斷“非洲化”成為非洲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軌跡。

鑑於非洲高等教育特有的發展歷程與現實需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與非洲在新時期開展教育交流與合作面臨如下重要挑戰:非洲高等教育的機構建制、發展模式、話語體系和知識生產與西方的殖民統治歷史及其在全球實施的文化霸權密不可分,中非高等教育合作中,如何打破長期以來西方為主導的知識體系建構及其對非洲大陸自身發展產生的制度性干預,使中國的知識生產方式和話語體系融入非洲思想界和知識界並參與對話,助力非洲尋求適合其歷史傳統和文化根基的發展模式,擺脫長期以來的發展“依附性”,從而形成非洲國家源源不竭的內生髮展動力,成為中非高等教育亟待解決的命題。另一方面,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中國,在數十年的改革探索中,也積累了大量可供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借鑑的成功經驗,而作為社會經濟發展引擎的高等教育,毋庸置疑將為中非之間開展經驗分享、傳播、複製、推廣提供重要平臺與契機。尤其是作為中國貢獻給世界的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都為中非在教育領域的合作提供了極為廣闊的前景。

21世紀的經濟全球化對非洲高等教育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基於對這種影響的積極應對,非洲大陸教育的區域化合作機制日趨成熟,致力於推動非洲大陸內部與外部大學之間的合作,例如非洲大學聯盟(African University Union)、非洲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理事會(CODESRIA),非盟也制定了《非洲高校一體化戰略》。

除非洲內部的廣泛合作外,其與巴西、印度、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合作也日趨頻繁。與此同時,中非教育合作的機制化平臺日趨成熟,2015年召開的中非合作論壇發佈了《約翰內斯堡行動計劃》,將社會發展合作、人文合作作為中非合作的重要內容。中非高校20+20合作計劃、中非大學校長論壇、中非智庫論壇、中非智庫10+10合作伙伴計劃等,南非是接受中國留學生最多、設立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最多的非洲國家。其中,中非高校20+20計劃是根據中非合作論壇第四次部長級會議“沙姆沙伊赫行動計劃”制定的中非雙方在教育領域的合作計劃,雙方在醫療衛生、師範教育、農學、語言教學等方面開展一對一的校際合作,此種模式被視為對國際教育發展援助理論和實踐模式的創新,廣受國際社會讚譽,對推動非洲高等教育能力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以南非為例,作為金磚國家與G20的重要成員和主要經濟體,南非也是我國強化對非合作的重要支點,2004年兩國簽署了《教育合作協議》,在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領域加強合作,目前中國已有10餘所高校與南非建立了合作關係。

新時期教育對外開放的大局,是在中華民族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的重要戰略抉擇,我國已與188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政府間的教育合作與交流關係。同時,除俄羅斯、美國、英國、歐盟之外,已同法國、印尼、南非、德國、印度、日本新建了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

未來的中非高等教育合作,應著眼於在中國與非洲大陸建立中非聯合大學,中國與非洲的學者共同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政策諮詢方面展開深入合作,為推動中非文明對話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立發揮積極作用。合作領域可重點聚焦職業技能教育、非洲師範教育,伴隨著非洲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關於中非產能對接與產能合作的領域亟須開展合作。

與此同時,在中非之間以合作開展科研的方式設立更多的中國研究中心與非洲研究中心,增強對彼此研究力量的認知,為雙方持續而穩定的合作提供平臺。毋庸置疑,中非高等教育合作必將助推中非思想和智力層面的交流與對話,加強價值融通、人心相通,有利於強化中非之間戰略互信,增信釋疑。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

《中國教育報》2020年05月04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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