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五四到来前夕，青年的际遇始终是问题，尤其很多徘徊在十字路口的青年，始终要走下去。尤其是面对现在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比如一场疫情落下，一切都打乱了。每一个迷茫的青年，都想要在慌乱中寻得一丝喘息，寻得一丝机会，走向他们更加光明的未来。
1980年5月，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充满青年人困惑的长信，并首次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最后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随即，一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的全国范围内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此引发，共有6万多人来信参与讨论。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之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
现在，我们离潘晓来信的讨论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但是就算是现在的青年，不也面对和潘晓一样的困惑吗？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还是我周边的人让我的路越走越窄？每一个个人，从黑格尔意义上来说，都不会是孤独的原子式的个人，尤其是在80年代，“个人”这个概念被生产出来以后，“个人”便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个人”是主动脱离于族群（共同体）的“个人”还是被族群（共同体）抛掷到一边的“个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是被族群中断的个人还是独立于族群的个人？“个人”脱离于“共同体”之后呢？“个人”应该安置在哪里？
一、80年代的“个人”是如何出现的？
1980年代以后，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化。随即面对的一个普遍问题便是“个人”问题，有教养的个人（主要指当时的知识青年），更多的是被压抑的个人，他们面对精神追求上的诸种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80年代真正的个人的出现便来自著名的潘晓大讨论。伴随着人与周围世界的联系被切断而产生的，是“个人”、“个人主义”。
鲁迅
80年代的个人，与五四时代的个人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鲁迅写《伤逝》，子君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是：“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巴金的《家》，写觉慧想要脱离这个束缚着他的这个家，他觉得家是牢笼，要挣脱，其中包含的是对于封建的批判。无论是子君还是觉慧，他们是主动想要脱离背后束缚着他们的那个族群的，为爱情，为自由。他们想要到家族之外呼吸更加自由的空气，但是，他们不曾想到的是：家族之外还是家族。所以，其根本出路不在个人和家族，而在于整个国家的救亡。李泽厚有篇著名的文章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整个五四时期是救亡压倒启蒙的，所以，个人的出路与整个时代，与国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五四运动被定义为一场爱国运动，其关键的问题其实在于封建性上。
在80年达，恰恰少了“救亡”的概念，与五四时代的个人相比，80年代的个人，带有更多的孤独性，这种孤独性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其明显的不同点是：五四时期在鲁迅的《伤逝》中，涓生和子君这样的“个人”的出现是主动的，而80年代个人的出现带有强烈的被动性。五四文学和工农文学中的青年一般是要往下走，而80年达的知识青年要往上走。
鲁迅《伤逝》剧照
但是相同点是个人出现之后，便会失去与周围人的联系。五四时期是主动切断与周围人的联系，而80年代是被动地被切断与周围的联系。个人与周围世界的联系一旦分割开来，个人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便是感觉周围所有的一切都在与你对抗。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陷入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争斗之中。个人内部的自我意识被压抑既而和周围很多意识作对，所以什么是“个人”，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个人就是把本来似乎熟悉的人变成陌生人既而去开疆拓土寻找“自我”的人，通过寻找掌握“主体性”。
比如巴金的《家》中，觉慧作为一个“个人”是如何出现的？是被五四启蒙之后，与家中的丫头谈恋爱之后，发现“我”不是“我”，既而想要挣脱群体去重新寻找“自己”，这个时候，个人真正出现了。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剧照
哲学家克里斯蒂娃也曾描述过这个现象：呕吐、憋气、不吃饭，个人出现了。这个个人脱离于周围的世界，而且格格不入。路遥的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他们都是被动出现的“个人”。
二、个人——被激发的欲望与被承认的主体
8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写作者是路遥，路遥曾经有一个雄心，便是想要创作出类似巴尔扎克式的鸿篇巨制。但是比较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和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对照。巴尔扎克笔下多是外省青年的形象，如《高老头》中，在本书的结尾，作者写道：拉斯蒂捏一个人在公墓内向高处走了几步，远眺巴黎，只见巴黎蜿蜒曲折的躺在塞纳河两岸，慢慢的亮起灯火。他的欲火炎炎的眼睛停在王杜姆广场和安伐里特宫的穹窿之间。那便是他不胜向往的上流社会的区域。面对这个热闹的蜂房，他射了一眼，好像恨不得把其中的甘蜜一口吸尽。同时他气概非凡的说了句：
“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把！”
拉斯蒂涅是一个在社会中拼命往上爬的形象，代表的是个人极度膨胀的欲望和扩张性，其发展的逻辑与资本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个人的欲望和扩张性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被激发出来的。不同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他真正诠释了“我欲故我在”这样的命题。在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其成长也一定会带来个人的扩张，比如文中有这样的话：
路遥《人生》书影
（高加林）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路遥《人生》
文中的高加林的形象已经不像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的逻辑了，《创业史》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梁生宝）不管他在火车上也好，下了火车也好，不管他离开家乡多远，下堡村对岸稻地里那几户人家，在精神上离他总是最近的。——柳青《创业史》
在《创业史》中，小镇青年或者说乡下的青年并没有强烈的离开的欲望，或者说他的个人意识，他的欲望并没有被激发出来。而当欲望被激发出来之后，与之相适应的主体或者说个人意识想要获得承认的欲望。《人生》中有一段话：“高加林立刻就在县城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各种才能很快在这个天地里施展开来了。”包括：写作、摄影、篮球、英俊。写作、摄影、篮球、英俊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符号系统。就像德勒兹在《符号和符号系统》一书中分析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沙龙，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年轻人，红酒，这就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构成了某种指向，它表征着一个新的被承认的主体。
这个新的被承认的主体在别人的眼光中看到了“我”，一个全新的“我”。这个被承认的主体在其欲望的支配下否定曾经的对象，使得其生命得以持存。这个“主体”可以在一个金字塔型的阶层关系中完成他个人的奋斗史，通过阶层流动改变自己的命运。路遥笔下的孙少平继续发展下去，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中国版的拉斯蒂捏。90年代的小说像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其中的小林不就是发展了的高加林和孙少平吗？
三、个人的斗争：离开和进入
小说中，像高加林，孙少平这样的青年，他们的命运一定是离开，一定是向上走。包括现在的90后甚至00后，命运其实是相似的。绝大多数的人依旧面对这样的问题：离开和进入的问题。看早年贾樟柯的电影《站台》，《小武》，在小县城成长的青年，活得压抑但是坦荡的小镇青年，生存得拘谨，在夹缝中忍受悲苦，面对动荡的社会，想要挣脱而不得的矛盾。他们有强烈的逃离的动机。
贾樟柯电影《小武》剧照
离开意味着与原本的“共同体”之间进行割裂，但是身体可以割裂，精神却永远无法割裂开。所以为什么后来会有“返乡”的文学，会有“故乡”这一概念的出现。“故乡”这一概念是被“成功”这一概念生产出来的，我们很少可以在80年代的文学中发现有“故乡”这个词。故乡一定是在离开并成功之后才有的。故乡对于鲁迅来说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在《在酒楼上》中的吕韦甫是不存在的。因为吕韦甫“像苍蝇一样，飞了一圈又回来了。”
离开了“羞辱之地”，进入“希望之地”，在喷张的个人欲望之中这两个空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至少在个人那里，形成了空间上的双重叠合。乡村/小镇青年的模式，从边缘到中心。这是很多80、90年代小说的模式，尤其是在90年代消费主义兴起之后，像卫慧的小说，写极度奢侈的消费生活。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蚁族故事。小镇青年的问题日益扩大化。
如何解决“个人”的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方案是成为一个市民，成为一个讲规则的人。这意味着在共同体内部，遵循共同体内部的规则。意味着个人的部分妥协。但是也面临一个问题，便是高晓松歌词中说的那句话：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如何解决远方的问题？“行走”、“远方”的意象出现（朱文“小丁”系列）所以90年代安妮宝贝对于西藏故事的叙事，所以三毛在80、90年代的青年群体中大受欢迎，还有一种方案是还原到原子式的个人，这是一个永远不可抵达的方案。第三种不靠谱的方案是是先锋文学的解决方案：永远在路上，不介入。但是现实主义文学一定是介入的，这也许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方案。
每个青年都会是潘晓吧，至少我是。人生的意义在青春时折腾不透彻，想通了也只是把它暂放一边，去追求平凡的幸福去了，大部分人都会成为妥协的市民，但是成为市民的“个人”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呢？写在五四之际，青年的际遇始终是问题，尤其很多徘徊在十字路口的青年，始终要走下去，在兵荒马乱之中，理想和现实在厮杀，勇气和希望被一点点侵蚀，即便如此，摇摇欲坠的理想还是苟延残喘，提醒着我们：人生的意义，不仅仅是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