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疾病。
早在两千年前的汉代，名医张仲景的医书《金匮要略》里面就为“消渴病”设立了专篇进行论述，并最早提出了治疗方药，而且，这些方药直至目前，仍然在临床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里所说的“消渴病”，其实就是现代人所谓的糖尿病。
如果把时间推得更早一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就已经有了“消渴”这个病名，并对消渴病的病因病机做出了准确和详细的论述。
对于现在的西方医学来讲，糖尿病是一个无法根本治愈的疾病，一旦发现得了糖尿病，就只好小心翼翼的控制饮食，饮食控制后仍然无法降低血糖的病人，只好胆战心惊的服用各种副作用明显的西药降糖药，再不行，就每天注射胰岛素吧，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基本上是要打一辈子针了，因为外源性的胰岛素一旦用上，自身分泌胰岛素的胰岛B细胞会很快萎缩，最终失去自然分泌胰岛素的功能。
这样当然不是不可以，胰岛素天天打，似乎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副作用，除了注射过量可能引起低血糖反应。我也看见过几位很长寿的老人，九十多岁了，天天打胰岛素，似乎精神也还行。
胰岛素的发明的确为糖尿病人带来了福音，然而这毕竟不是根本之计，每天都注射，除了麻烦以外，还要根据时常血糖值来调整胰岛素剂量，想要完全恢复健康状态的饮食更是不可能了。
那么，中医就能根本治愈糖尿病吗？
当然，不仅能治愈，而且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外台秘要》这本书里，有位中医生就明确的说，这个病绝对是可以根治的。
不是我吹牛，中医在治疗糖尿病的经验和理论上，完全可以甩西医好几条街。
外台，是唐代一个官职名，相当于刺史。《外台秘要》这本书，是唐代一个刺史名叫王焘的人写的，王焘虽然当着官，然而有点不务正业，业余爱好健康养生，恰好他又一直当了二十多年的刺史，所以就有机会遍阅了唐朝政府图书馆——弘文馆里面的藏书，也就有机会看到很多平常人看不到的珍本孤本。借着这个机会，他搜罗了一大筐唐代以前的医书秘方，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写成了《外台秘要》一书。
作为唐朝的高级知识分子，王涛对唐代以前治疗消渴病的理论知识做了全面的整理，并有了相当的临床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他说:“消渴者，原其发动，此则肾虚所致，每发即小便至甜，医者多不知其疾。”这种根据小便味道确诊糖尿病的诊断方法，是世界上关于糖尿病小便发甜的最早记载，比十世纪著名阿拉伯医生阿维森纳（约公元980——1037年）所著《医经》中记载的诊治方法要早三百多年。
除了先进的诊断技术，王焘还对消渴病的病因病机做了一番探讨，他认为，消渴病的主要病机是肾虚，肾虚则无力蒸化水谷精微，无法使之布散全身，导致水谷精微都白白从小便流失。“腰肾既虚冷，则不能蒸于上，谷气则尽下为小便者也。”由于水谷精微皆由小便流失，因此病人往往“肌肤枯槁，人渐羸瘦”。
王焘认为，由于肺为华盖，位居五脏之上，若下焦有阳气蒸化，则肺润，消渴病病人由于肾气虚冷，无法蒸化水液达于肺，肺无津液滋润，所以常常口干舌燥。
他用日常烧水的过程对这一现象做了形象的比喻:“譬如釜中有水，以火暖之，其釜若以板盖之，则暖气上腾，故板能润也；若无火力，水气则不上，此板终不可得润也。”
这就是说，人的肾气就好比锅下烧着的火，而肺就如同锅盖，假如锅下的火力衰微，锅里面的水也就难以沸腾，锅盖上面就会始终比较干燥。因此，只有肾气温暖，使人身的津液上达于肺，消渴病人口干的症状才会缓解。
由此分析，也就得出了他的结论:消渴病人既然是由肾气虚寒引起的，就应该使用温暖肾气的药物来治疗，平时也要注意禁食冷物，禁饮冷水。他推荐了一个比他所生年代还要早一千年的方子——名医张仲景所创立的“桂附地黄丸”。
其实这是继承了张仲景治疗消渴病的思想，早在东汉时期，张仲景的医著《金匮要略》中就写到:“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
“饮一斗，小便一斗”说的是病人的症状表现:口渴，小便多。这是目前公认的糖尿病的主证。
桂附地黄丸为什么能治疗这些症状呢？因为这个药方很好的反映了中医学“阴中求阳”的思想，它首先用了三个补阴的药，熟地、山茱萸、山药。而且作为君药，熟地是大剂量的用，因为熟地是一个滋阴补肾的药，肾居下焦，非大剂无以下达。
山茱萸滋补肝阴，山药滋补脾阴。
山茱萸
为了防止滋补过腻，同时清除肾虚造成的水湿淤积和心火浮盛，又用了三个泄的药，茯苓、泽泻、丹皮。茯苓泄脾湿，泽泻伐肾邪，丹皮泄心火。
茯苓
这六味药组合，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六味地黄丸”。三补三泻，适用于肾阴不足，腰膝酸软，须发早白之人。对于小儿发育迟缓，效果也非常不错。最妙的是在这六味药的基础上，加了附子、肉桂两个温暖肾气的药，这就切合了刚刚所说的消渴病的病机——腰肾虚冷，不能蒸化津液于上，所以才会导致消渴病人口渴，小便多。
肉桂
王焘认为，此方是治疗消渴的神方，消渴病人常宜服之。
这一认识穿越了千年，直到今天，桂附地黄丸仍然是中医治疗糖尿病的一大利器，无可代替。
除了发扬了仲景的学术思想，王焘对于治疗消渴病，也自己做了有益的探索。
比如他认为，消渴病人多吃牛奶、桑葚，有助于疾病的缓解。
他还根据临床经验认为:“ 又庸医或令吃栝蒌粉（天花粉），往往经服之都无一效。”
不幸的是，古人早就否定过的东西，现代人又有人捡了起来，一些不太读书的医生，看了几笔西医研究，就认为天花粉有降糖作用，建议病人长期服用。天花粉作为一个苦寒清热的药，偶尔用用清火还可以，长期服用，难道不怕脾胃败坏，难道不是慢性杀人吗？
所以说，有时候真的是“庸医杀人不用刀”
。王焘还记载了另一个药丸组方，要求与桂附地黄丸一起服用，并特意交代，要先服用桂附地黄丸，后服用此方。此方主要成分有黄连、 苦参粉、干地黄、知母、牡蛎、 吴麦门冬、 栝蒌。
从组成上看，此方是一个清热润肺的药，比起用桂附地黄丸从下焦蒸化津液来滋阴润肺，这个方显得直接一些，所以两个药方可以相互配合服用，标本兼治。
这两个治疗方药思路，对于我们今天治疗糖尿病来说，仍然有着非常强大的指导意义。
所谓病从口入，不懂忌口的医生，不是好医生。王焘认为“此病特慎獐鹿肉，须慎酒、炙肉、咸物。”“（忌）热面并干脯，一切热肉、粳米饭、李子等。”
看见没，辛温热燥之物一定要忌口。
同时他还不忘交待:“此病特忌房室”。夫妻生活这件事，还是等此病好了再说吧，病在身，暂且忍耐。
最重要的是，古人从来不说终身服药这样的混账话。王焘在论尾幽幽的说到:“瘥（病愈）后须服此丸一载以上，即永绝根源。”
有什么样病需要终身服药？承认手段不够无法根治很难吗？一定要忍受着各种副作用服药至死吗？所谓的终身服药，本身就是一种迷信，而我们正是需要破除这样的迷信。
古人对于糖尿病认识的论述非常丰富，王焘的论述，仅仅是其中的一隅。然而从此一隅之中，可窥全豹。
世上的很多病，本不难治，治疗的办法太多了，所以才变得难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