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尹誥》簡文公佈後，已有多篇文章展開討論。但比起竹書《保訓》來，它受關注的熱切程度似有未逮。其實，失傳近二千年的《尹誥》重見天日，對於解決梅本《古文尚書》的真偽問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證據，意義極為重大。從竹書《尹誥》已有的研究成果看，除了文字考釋方面各有所見外，對於《尹誥》是否《鹹有一德》以及清人辨偽成果是否可信等問題也有不同看法。本文擬就此略作考察，以為弄清歷史真相之一助。
一、《尹誥》何以又稱《鹹有一德》
《尹誥》是先秦時期的一篇古文獻。《禮記·緇衣》曾兩引其文，一曰：“惟尹躬及湯鹹有一德”；二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但《緇衣》稱其篇名為《尹吉》，鄭玄注云：“吉當為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鄭氏這個推斷的正確性，今由郭店簡、上博簡《緇衣》所證實。郭店簡《緇衣》作“《尹誥》雲：‘惟尹允及湯鹹有一德。’”上博簡與之同，唯“湯”用通假字“康”。尤其令人驚喜的是，近出清華簡竟有《尹誥》全文。其首句即作“惟尹既及湯鹹有一德”，下接“尹念天之敗西邑夏”之文，但無“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語。由於本篇原無標題，整理者據以命名為《尹誥》。儘管《尹誥》全文為傳世文獻所未見，但簡文有此二句與之契合，完全可以斷定它就是歷史上久已失傳的《尹誥》。沉霾近二千年的《尹誥》重見天日，對於解決今傳孔傳本《尚書·鹹有一德》的真偽問題有著重要的學術意義。
清華簡《尹誥》整理者李學勤先生所撰《說明》說：“《尹誥》為《尚書》中的一篇，或稱《鹹有一德》。據《書·堯典》孔穎達《正義》所述，西漢景帝末(或說武帝時)曲阜孔壁發現的古文《尚書》即有此篇，稱《鹹有一德》。《史記·殷本紀》和今傳孔傳本《尚書》及《尚書序》，也都稱《鹹有一德》。”[1](P132)這是說《尹誥》與《鹹有一德》為同一篇文獻，只是篇名有所不同罷了。《尹誥》又稱《鹹有一德》的文獻依據亦來自《緇衣》鄭注：“《書序》以為《鹹有一德》，今亡。”然考《書序》，僅言“伊尹作《鹹有一德》”，並未說《鹹有一德》或稱《尹誥》。加之《鹹有一德》已亡，鄭玄自不可見，他又何以得知《尹誥》與《鹹有一德》必為一事呢？所以鄭玄的說法是否可靠，就不免引起學者的懷疑。如清程廷祚說：“《緇衣》兩引《尹告》，此必古有其書而《序》闕焉。……篇名《尹告》，何為又以《鹹有一德》名篇，此亦《序》之誤也。”①康有為說：“所引雖有‘鹹有一德’之言，而明曰《尹吉》，篇名顯異。即以吉為告，亦不能以辭句偶同即斷為《鹹有一德》。鄭注不足據。”[2](P312)今日也有網絡文章持相同觀點。[3]看來，這個問題尚須進一步研究，才能得出可信的結論。
《尹誥》是否《鹹有一德》的問題，關鍵在於鄭玄說“《書序》以為《鹹有一德》”到底是何意蘊？其根據是否可靠？這個問題看似平淡，實則涉及諸多史實。這裡不妨先說明一下程廷祚等質疑的表層問題，即《尹誥》何以又稱《鹹有一德》？
首先，《尚書》同篇異名的情況並不罕見。以今傳百篇《書序》所涉《尚書》篇名為例，可以發現此種現象所在多有。譬如：
《堯典》，《禮記·大學》引其文曰《帝典》。
《益稷》，馬鄭本《書序》稱《棄稷》。
《甘誓》，《墨子·明鬼下》引其文曰《禹誓》。
《仲虺之誥》，《荀子·堯問篇》作《中蘬之言》，《左傳·襄公三十年》作《仲虺之志》，《史記·殷本紀》稱“中{K21W564.jpg}作誥”。
《盤庚》，《左傳·哀公十一年》引其文曰《盤庚之誥》。
《泰誓》，《墨子·天志中》引其文曰《大明(盟)》，《非命下》又稱《去發》(或謂《太子發》之誤)。
《分器》，《史記·周本紀》稱作《分殷之器物》。
《酒誥》，《韓非子·說林上》引其文曰《康誥》。
《康王之誥》，《史記·周本紀》稱《康誥》。
《呂刑》，《史記·周本紀》、《禮記·表記》等稱《甫刑》。
《費誓》，《尚書大傳》作《鮮誓》，《史記·魯世家》作《肸誓》，《集解》謂肸字又作獮或粊。
上述一篇多名情況的發生，誠如程元敏先生所說：“當時《尚書》篇名尚未固定，各隨己意定名，致異而已。”[4](P99)《尚書》篇名的固定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至東晉梅本《古文尚書》出，唐孔穎達據此作《尚書正義》成為官方定本之後，才基本凝固下來。前溯東周時期，官學下移，百家橫議，各隨己意以定《尚書》篇名，自屬正常現象。故《尹誥》又稱《鹹有一德》不足為怪。
其次，《詩》、《書》等古書篇名多為後人追題，最常見的方式是摘取首句要語作為篇名。宋人程大昌說：“《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召旻》之詩以‘旻天疾威’發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深意。”②餘嘉錫說：“古人之著書作文，亦因事物之需要，而發乎不得不然，未有先命題，而強其情與意曲折以赴之者。故《詩》、《書》之篇名，皆後人所題。……故編次之時，但約略字句，斷而為篇，而摘首句二三字以為之目。”[5](P28—29)前人關於古書篇題形成過程的說法，可得今日出土文獻的驗證。
從近年出土的竹書看，大多不具篇名。上博簡整理出的古文獻100多篇，竹簡背面書有篇題的如《子羔》、《恆先》等僅20來篇。經考古發掘的郭店楚墓竹簡《老子》、《緇衣》等10餘篇文獻，全無篇題。已公佈的清華簡《保訓》等9篇，只有《耆夜》、《金縢》、《祭公》原有篇題。郭店簡、上博簡所見《緇衣》，清華簡所見《皇門》，與傳世本基本相合卻無篇名。清華簡《金縢》原題《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祭公》原題《祭公之顧命》，亦與今名相異。江陵張家山漢簡的《蓋廬》原為簡上標題，蓋廬即是吳王闔廬，或作闔閭。若僅從篇題推想，文中內容應為闔閭的話語或思想，但實際情況並不如此。“篇中闔閭只是提問，主要內容都是申胥(即伍子胥)的話，因此實際上是記述申胥的軍事思想。”[6]類似情況還有山東銀雀山漢簡的《唐勒》，其原有篇題“唐勒”亦取自首句“唐勒與宋玉言御襄王前”[7](P15)。篇中除了唐勒的話，尚有不少宋玉之言。凡此說明古書篇名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多為後人追題。追題的方式一般是取首句要語名篇，與篇中主旨無甚關聯。
在傳世的先秦典籍中，這種例證更為習見。詩三百除《雨無正》、《巷伯》、《常武》、《酌》、《賚》、《般》等篇外，均取首章或首句要語名篇。《禮記》49篇，其中《曾子問》、《禮器》、《郊特牲》、《玉藻》、《哀公問》、《孔子燕居》、《孔子閒居》、《大學》等亦為摘取首句二三字以為目。《論語》20篇，《孟子》7篇，則無一例外。至於《尚書》篇名，以現存今文28篇論，大都屬於這種情況。清閻若璩說：“二十八篇之《書》，有整取篇中字面以名，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類，有割取篇中字面以名，如《甘誓》、《牧誓》之類，皆篇成以後事。”[8](P513—514)閻氏所謂“取篇中字面以名”，不管是“整取”還是兼顧典、謨、訓、誥、誓、命等著作體例的“割取”，均以首句居多。例如：
《堯典》首句：“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皋陶謨》首句：“曰若稽古皋陶。”
《禹貢》首句：“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甘誓》首句：“大戰於甘，乃召六卿。”
《盤庚》首句：“盤庚遷於殷，民不適有居。”
《高宗肜日》首句：“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西伯戡黎》首句：“西伯既戡黎，祖尹恐，奔告於王。”
《微子》首句：“微子若曰。”
《牧誓》首句：“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
《大誥》首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無逸》首句：“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君奭》首句：“周公若曰：君奭！”
《呂刑》首句：“惟呂命。”
以上13篇已近今文《尚書》之半，說明摘取首句要語名篇是最為通行的方式。若再加上以篇中之語作為篇名者，如《洪範》、《金縢》、《梓材》、《多方》、《多士》、《立政》等，已佔《尚書》篇名的2/3。這個事實告訴我們，若摘取《尹誥》首句要語“鹹有一德”名篇，與古書通例適相符合，並不存在什麼費解之處。
最後要說明的是，以《尹誥》為篇名亦與《尚書》體例相合。從清華簡《尹誥》的內容看，如此命名雖也與其首句“尹”字有關，但更多的是突出和強調作誥者伊尹的中心地位。商湯在篇中只有提問，並無實質性的談話內容。而伊尹一言夏朝背棄民眾招致亡國的歷史教訓，二言商朝新立民心不附的政治危機，三言賚民致眾的治國方略，正體現出本篇為伊尹之誥。
“誥”作為《尚書》的一種體例，主要記述君臣間的講話。如《史記·殷本紀》說：“(湯)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書序》亦云：“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其作誥者為湯，因稱《湯誥》。《史記·周本紀》雲：“康王即位，遍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書序》雲：“康王既屍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其作誥者為康王，故稱《康王之誥》，或省稱《康誥》。是為君之告臣。《召誥》為召公戒勉成王之辭[9](P54)，與《尹誥》同屬臣之告君。可見本篇以《尹誥》作為篇題，與稱《鹹有一德》一樣，亦無不當。
總之，清華簡《尹誥》以此名篇可，以《鹹有一德》名篇亦可。鄭玄說《書序》稱《尹誥》為《鹹有一德》，僅以古書命名方式看不為無據。清江聲說：“以《尚書》篇目無《尹告》而有《鹹有一德》，又此文有‘鹹有一德’之語，乃其篇名所取誼也，則是《鹹有一德》文矣。”③清段玉裁說：《書序》“以為《鹹有一德》者，《記》曰《尹誥》，《書序》則謂之《鹹有一德》也，以四字適相合知之也”④。江、段二氏所言，實為通達之論。
二、《尹誥》即《鹹有一德》的二重證據
《尹誥》即《書序》所言《鹹有一德》，以篇名論之雖可立說，但證據遠非堅實。因為今傳孔傳本《尚書》已有《鹹有一德》篇，其內容與清華簡《尹誥》迥然有異，可是篇中也有“惟尹躬暨湯鹹有一德”之語，這就不免令人真偽莫辨。不要說篇中僅一語相同，即使同一古書篇名相同者，也有非為一篇的例證。如詩三百以《揚之水》為篇名者即有三首，且每篇並有“揚之水”之句，但實際是三首不同的詩。又如《尚書·康王之誥》別稱《康誥》，卻與周公誥康叔的《康誥》其事非一。《緇衣》在《禮記》和《詩經》中一為文一為詩，更相異趣。因此，在有的學者看來，僅以一句相同來證明清華簡《尹誥》即是真本《鹹有一德》，並以此指證晚書《鹹有一德》為偽作，似乎說服力不強。這就需要我們對鄭注《尹誥》提出的證據即“《書序》以為《鹹有一德》”從史實層面再加考索，以說明問題的實質所在。
清惠棟對鄭注曾予闡釋說：“鄭為此言者，據孔氏逸《書》為說。蓋古文《書序》、《鹹有一德》次《湯誥》後，故鄭以《尹告》為伊尹告成湯，即《書序》之《鹹有一德》也。”⑤這是說，鄭玄雖以《書序》說明《尹誥》即《鹹有一德》，真正的證據卻來自前漢孔安國所得逸《書》16篇。
據《尚書·堯典》孔穎達《正義》，《鹹有一德》為孔壁發現的多出今文的16篇古文《尚書》之一。《隋書·經籍志》雲：“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經典釋文·敘錄》雲：“永嘉傷亂，眾家之《書》並滅亡。”[10](P32)這當然是就官方藏書而言的，其中自然包括逸《書》16篇，也都亡於西晉永嘉之亂。然而，為什麼早在東漢時鄭玄就說《鹹有一德》“今亡”呢？清閻若璩說：“《鹹有一德》宜云‘今逸’，不宜云‘今亡’，疑‘亡’字誤。”原因是“鄭注《書》有亡有逸，亡則人間所無，逸則人間雖有而非博士家所讀”。[8](P123—124)這是說鄭玄所用“亡”與“逸”兩個概念是有區別的，《鹹有一德》既為逸《書》，則不可言亡。錢大昕亦有類似意見，認為“或‘今逸’之訛”[11](P571)。這種看法是否正確呢？
仔細分析鄭玄百篇《書序》的註文，可以發現鄭玄對於《逸》書16篇，除《鹹有一德》、《武成》兩篇用“亡”外，餘則皆用“逸”。而對百篇《書序》中除今文29篇、逸16篇外的其餘各篇，鄭玄有不言其存佚狀況者(如《槀飫》、《夏社》、《旅巢命》、《賄息慎之命》)，凡言者必稱“亡”[11]。這就意味著鄭注百篇《書序》除《鹹有一德》外，再也見不到稱“今亡”或“今逸”的語例，所以不得用字誤或字訛來加以解釋。惠棟說：“逸《書》有此篇，當康成時已亡也。”⑥這是正確的推斷。可以設想，如果當時《鹹有一德》未亡，鄭玄可得而見之，他完全可以引其文字來判明是非，而不至於用《書序》來間接證明《尹誥》即《鹹有一德》，也不至於說《尹誥》“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還有《禮記》別本“見或為敗，邑或為予”(《禮記·緇衣》鄭注)的異文了。可見，鄭玄說《鹹有一德》“今亡”，與其稱“《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尚書正義·武成》引)一樣，均為事實。
由於鄭玄精研今古文，故所注古文《尚書》經字多異，但篇數與伏生所傳相同。鄭注百篇《書序》涉及逸《書》16篇，其《鹹有一德》出注有“尹陟臣扈曰”(《尚書正義·堯典》引)之語，今已不詳其義。但說《鹹有一德》“今亡”，則表明他不曾看到本篇原文。因此，要證明《尹誥》即《鹹有一德》，只能用“《書序》以為”立說。不過這個《書序》不是今傳孔傳本的《書序》，而是鄭玄時代的古文《書序》。由於“編《書》以世先後為次”(《尚書正義·蔡仲之命》)，故從《書序》編次的角度，可以洞察《書》篇有關內容，至少可以明確某篇是什麼時代的文獻。
關於《鹹有一德》在《尚書》中的次第，鄭注《書序》與孔傳本《書序》微有不同。《尚書·堯典》孔穎達《正義》說：“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鹹有一德》次《太甲》，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考論次第，孔義是也。”孔穎達所謂的“孔”實即偽孔，並非真是前漢的孔安國，其百篇《書序》的次第也是其自為之說，與孔壁古文遙不相涉，談不上“孔義是也”。然於此處，孔穎達給我們揭示了鄭玄《書序》注本編次的依據，是來自賈逵所奏《別錄》。
賈逵是東漢精通古文《尚書》的經學大師。其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又從塗惲受《古文尚書》，著《左氏條例》21篇。逵悉承父業，“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建初八年(公元83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後漢書·賈逵列傳》)。至於賈逵何以上奏《別錄》，今不可曉，但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一個事實，即鄭注《書序》的次第與《別錄》同，這就很有意義了。
《別錄》是劉向主持纂修的一部目錄學著作，其子劉歆的《七略》即是在此基礎上完成的。《別錄》在唐代尚廣為引用，後在社會變亂中亡佚。梁阮孝緒《七錄序》雲：“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探其指要，著為《七略》。”⑦由於受命校書，劉向有機會看到皇家秘府所藏古文《尚書》。他經過與當時立於學官的今文《尚書》對照，曾發現今文不少錯誤。《漢書·藝文志》說：“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這裡說到的“中古文”是皇家收藏的古文《尚書》，是否來自孔安國所獻的家傳本尚不好判定。但是，既然劉向研讀過包括逸16篇在內的古文《尚書》，那麼《別錄》中有關《書序》的次第無疑是與逸《書》內容相應的，《鹹有一德》次於《湯誥》後《明居》前，其文則必屬商湯時代，內容為伊尹誥湯，而非孔傳本《古文尚書》所說為伊尹誥太甲。
不寧唯是，《史記·殷本紀》亦以《湯誥》、《鹹有一德》、《明居》為次，從另一側面證明了《鹹有一德》為伊尹誥湯之文。
《史記》中有數十條與《書序》近同的文字，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說是《書序》剿《史記》，崔適《史記探源》認為是劉歆之徒據《書序》竄入的，這都是今文經學家的門戶之見，不足深論。至於《書序》，《漢書·藝文志》說是孔子所作，亦無確證。《論語》引《書》不具《書序》所訂篇名，似乎表明孔子未作《書序》。但戰國時期應有《書序》一類文字的出現，如清華簡《金縢》原篇題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代王之志”[1](P158)，即與《書序》略相近似，只是未能進一步繹出《金縢》這樣的篇名。郭店簡《緇衣》所見《尚書》篇名除《尹誥》外，尚有《君牙》、《呂刑》、《君陳》、《康誥》、《君奭》等。伏生曾為秦朝博士，傳授《尚書》已具篇名。這說明與篇名密切相關的《書序》可能在秦季即已形成，故可為西漢司馬遷所採用。至漢成帝時，《書序》漸有百篇之稱。揚雄《法言·問神》說：“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如《書序》，雖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揚雄看到《酒誥》之文卻未見其《序》，表明他見到的百篇《書序》與後來總為一卷的馬鄭本《書序》其內容是有差異的。《漢書·儒林傳》說：“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採《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張霸偽造百篇《尚書》，所採《書序》應與揚雄所見略同。而馬鄭本百篇《書序》已無“《酒誥》之篇俄空”的情況，當與此前劉向父子校書有過研究整理有關。這個整編本自然是司馬遷所不能看到的，但在《鹹有一德》的次第問題上，司馬遷的記載為什麼與馬鄭本《書序》恰相一致呢？除了在司馬遷之前已有百篇《書序》一類的東西可資參考外，更重要的依據應是：他從孔安國問故，得知逸《書》16篇內容，合理編排出《鹹有一德》的次第。此即惠棟所說：“鄭傳賈逵之學，馬遷從孔安國問，皆得其實。”⑧
關於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一事，《漢書·儒林傳》有載：“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此言“逸《書》得十餘篇”與《史記·儒林列傳》同，後由劉向、劉歆實定為16篇。這就是所謂《古文尚書》孔氏家傳本，又稱孔壁本。這個孔壁本《古文尚書》據說是“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漢書·藝文志》)時發現的，繼由孔安國得之，並在“天漢以後”(《漢書·楚元王傳》)獻給朝廷。對此，崔適著《史記探源》大加質疑，認為武帝末年魯共王已薨，何以得書？孔安國早卒，何從獻書？司馬遷生不及此，何由問故？且《史記》皆今文說，何來古文？這些問題提得都很尖銳，尚需略作分析。
《漢書·景十三王傳》載，魯恭王“以孝景三年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則“壞孔子宅”必在他初為魯王之時而非季年之事，故閻若璩認為當從《論衡·正說篇》訂正“武帝末”為“景帝時”，甚有理致，是可信從。《史記·孔子世家》說：“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史記·儒林傳》說，兒寬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由廷尉張湯推薦，補廷尉史。考《漢書·百官公卿表》張湯任廷尉在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則孔安國任博士不晚於此年。此年至天漢四年(公元前97年)即武帝天漢年號的最後一年已相隔30年。故崔適襲梁啟超說認為，孔安國任博士“設其年甫逾二十，至巫蠱禍作，已過五十，是時尚在，安得雲早卒？”[12](P10)其實，漢代稱人早卒不必盡為年少夭亡，正如清人吳光耀所言，也有“惜其人功業不終”[13](P46)之意。《漢書·尹翁歸傳》即謂其“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尹翁歸少孤，曾為獄小吏、市吏，河東郡卒史，徙署督郵，後徵拜東海太守，入守右扶風，死時必不年少。又古本《竹書紀年》記周武王卒年54歲，《史記·周本紀》仍謂其“蚤終”，例亦相同。孔安國在出任臨淮太守之前，還擔任過諫大夫，司馬遷從之問故應即此時。《漢書·百官公卿表》記“初置諫大夫”在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不能早於此年。據趙光賢先生研究，元狩五年司馬遷18歲，正是青年向前輩求教的年齡。[14]可見，不只孔安國在天漢以後獻書(非“安國家獻之”)是可能的，而且此前有司馬遷從之問故也不必視為“訛傳”。[15](P119)
司馬遷本人習今文《尚書》，他從孔安國問故當然是討教逸《書》16篇有關問題。故《史記》涉及《尚書》諸篇“多古文說”，實在是淵源有自。不過這個“多”字不是說數量上居壓倒優勢，而是指主採今文而間有古文。章太炎《太史公古文尚書說》曾舉二十許事，以證史遷用古文說。如《殷本紀》嘗錄逸篇《湯誥》，並採亡篇《湯徵》，即是顯證。再以清華簡《金縢》為例，其內容與今傳孔傳本大體相合，當為古文《尚書》真本。但史遷所錄卻有異於今文而與清華簡《金縢》相合的文字。如其“旦巧能”，清華簡亦作“巧能”，今文則作“考能”。又如“惟爾元孫王發”，清華簡亦稱元孫“發”，今文則作元孫“某”，這是司馬遷採用古文的鐵證。當然，史遷亦有不採古文說的地方，如《金縢》“秋大熟”一節所言風雷之變諸事，馬、鄭持古文說，以為事件發生在周公居東歸來的同年秋天，故曰“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詩·豳風·東山》疏引)，此與清華簡《金縢》所記適相一致。可史遷錄入《魯世家》卻成周公身後之事，是取伏生今文說。崔適作《史記探源》對《史記》引《書》逐篇進行考證，認為所用皆今文，“絕無古文說”[12](P12)，不只武斷，更是偏見。可見，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是無可疑，《殷本紀》所列《鹹有一德》次第與逸《書》內容相應亦無可疑。
從前面的分析來看，《鹹有一德》在《書序》和《殷本紀》中所列次第，充分說明本篇為伊尹誥湯之文，此與清華簡《尹誥》的內容若合符節，構成二者同為一篇文獻的二重證據，同時也說明今傳孔傳本《尚書》以《鹹有一德》為伊尹誥太甲之書必為偽作。閻若璩指出：“此篇鄭康成序《書》在《湯誥》後，咎單作《明居》前。馬遷亦親受逸《書》者，即繫於成湯紀內，是必與太甲無涉矣。”[8](P342)閻氏所論雖乏具體考析，其結論卻得到清華簡《尹誥》的印證，確不可易。
三、清人《鹹有一德》辨偽的學術理路
梅本《古文尚書》辨偽是一樁學術大案，歷經宋元明清眾多學者的不懈努力，終成定讞。清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是其辨偽工作最具標誌性的成果。近出清華簡《尹誥》、《傅說之命》等真本《古文尚書》，再次以鐵的事實證明了今傳孔傳本《古文尚書》是偽非真，顯示了清人辨偽成果的科學性。雖然前賢並無親見戰國竹書的幸運，卻能慧眼如炬，洞察到梅本《古文尚書》之為偽作，確是中國學術史上最值得稱道和自豪的一件大事。現在，我們利用清華簡《尹誥》的發現，認真分析清人對晚書《鹹有一德》的辨偽成果和學術理路，對於深化歷史文獻研究的規律性認識，促進學術水平的提升，想必是不無裨益的。
從清人對《鹹有一德》的辨偽工作看，其學術理路大體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從文獻傳流覓其外證，二是從文獻本身求其內證。
從文獻傳流角度考察梅本《古文尚書》的來源，是明清學者辨偽工作的一種重要方法。梁啟超總結前人辨偽方法說：“其書雖前代有著錄，然久經散佚，乃忽有一異本突出，篇數及內容等與舊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偽。”[16](P103)梅本《古文尚書》即屬於這種情況。《經典釋文·敘錄》雲：“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10](P31)這個具名西漢孔安國作傳而由梅賾奏上的《古文尚書》，“其篇章之離合，名目之存亡，絕與兩漢不合”[8](P134)。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開篇第一條“言兩漢書載古文篇數與今異”說，《漢書·藝文志》、《楚元王傳》等均稱孔壁《古文尚書》為16篇，梅本乃增多25篇，“無論其文辭格制迥然不類，而只此篇數之不合，偽可知矣”[8](P36)。又第三條“言鄭康成注古文篇名與今異”說，據鄭注《書序》，逸書16篇篇名俱在，其中《九共》9篇，若析之則逸書為24篇，梅本卻為25篇。且本為逸《書》的《九共》、《汨作》、《典寶》卻不見於梅本《古文尚書》，非偽而何？尤其是《九共》9篇，補綴無從措手，“此其避難就易，雖出於矛盾，而有所不恤也”[8](P86)。梅本《古文尚書》不只篇卷與文獻記載大相牴牾，而且看不到從孔安國那裡延續下來的傳授系統。閻若璩指出：“賾自以得之臧曹，臧曹得之梁柳。……柳得之蘇愉，愉得之鄭衝，鄭衝以上，則無聞焉。”[8](P134)且不說鄭衝以上“無聞”，即以鄭衝論，事實上也無傳授孔傳本《古文尚書》的任何跡象。[17]
如果再從微觀上考察《鹹有一德》本身的傳流過程，也無法掩飾其斑斑偽跡。
其一，鄭注《禮記》所引《尹誥》，稱《鹹有一德》“今亡”，又注《書序》說《太甲》三篇“亡”。東漢已經亡佚的《書》篇，歷經百餘年的戰亂與動盪，卻由東晉梅賾奏獻立於學官，來路不明，令人生疑。可是孔穎達的解釋是鄭不見古文，致有此說。不獨鄭玄不見，而且劉向、劉歆、賈逵、馬融、服虔、杜預“皆不見也”(《尚書正義·堯典》引)。一部幾代名儒都不曾見到的《古文尚書》，孔穎達卻踵謬失考，信為真本。故閻若璩說：“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為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於世者，孔穎達之過也。”[8](P135)
其二，《禮記》兩引《尹誥》之文，在梅本《古文尚書》中卻一見於《鹹有一德》篇，一見於《太甲》上篇，完全違背文獻流傳的基本規則。閻若璩說：梅書見《禮記·緇衣》“引《尹吉》曰不知為何書，緣康成所受十六篇有《鹹有一德》，知此‘惟尹躬及湯鹹有壹德’出其中。……果爾，‘惟尹躬及湯鹹有壹德’既竄入《鹹有一德》中，何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均為《尹吉》曰，而竄入《太甲》上篇中耶？”[8](P122—123)
在這裡需要指出，閻氏稱“康成所受16篇有《鹹有一德》”應為誤筆。馬融說：“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尚書正義·堯典》引)既無師說，鄭玄何從受業？但閻氏認為作偽者取此《尹誥》之文偽作《鹹有一德》，則甚為確當。同為《尹誥》之文豈可兩屬，這正是作偽者一時疏忽留下的破綻。
除了考察文獻傳流過程外，從梅本《古文尚書》各篇內容尋求作偽之跡，是清人辨偽的又一重要方法。具體到《鹹有一德》篇，閻若璩等人主要是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辨偽工作的。
一是從文辭格制層面辨偽。宋人對梅本《古文尚書》真偽的思考，主要是從文辭格制方面著眼的。梁啟超說：“各時代之文體，蓋有天然界劃，多讀書者自能知之。故後人偽作之書，有不必從字句求枝葉之反映，但一望文體即能斷其偽者。例如東晉晚出《古文尚書》，比諸今文之《周誥》、《殷盤》，截然殊體。故知其決非三代以上之文。”[16](P105)梁氏在這裡強調文章風格的差異在辨偽工作中的作用，固然是對的，但觀其文章字句以尋偽跡也不失為重要途徑。如《鹹有一德》篇中多處使用“德”字：凡句末用“德”字者11次，句末用“一德”字者4次，其句內所用“一”字、“德”字，尚不在此數。這種現象從後世為文的章法看，誥文似乎與篇題緊相呼應，邏輯嚴密。實則古書篇名多為後人追題，內容與篇題相應且重疊用字者極為罕見，此查今文《尚書》一望即知。所以閻若璩說，晚書《鹹有一德》“通篇將題字面糾纏繳繞，此殆學語者所為耳”[8](P376)。真可謂灼然有見。
在晚書《鹹有一德》中，還有伊尹陳戒於太甲曰：“惟尹躬暨湯鹹有一德。”對此，閻若璩指出：“夫贊襄於湯而曰‘鹹有一德’，似乎喜君臣同德之助，慶明良交泰之休，於義可也。若陳戒於太甲而曰‘鹹有一德’，是尹以己德告太甲，則為矜功伐善，非人臣對君之言矣。”[8](P243)閻氏認為，伊尹面戒太甲，若自稱與湯“鹹有一德”，有在少主面前自誇功德之嫌，不是人臣對君主所當講的話。這確實得乎情理。今出清華簡《尹誥》此句正為敘事之辭，非出伊尹之口，證明了他的推斷。
這裡，附帶說明一下清華簡《尹誥》“惟尹既及湯鹹有一德”的解讀問題。郭店簡、上博簡《緇衣》引《尹誥》此語，“尹”後一字學者多釋作“允”，今從清華簡《尹誥》看，所謂“允”很可能是“既”字之訛。[18]“既”訓“已”是通詁，“及”亦非連詞，當作動詞用。《廣雅》雲：“及，至也。”與甲骨文中“及”之構形及用例相合。這是說伊尹原為夏臣，已至商廷，能與湯一德同心，佐治新邦。由於伊尹自夏歸商，故可曰“及”。《禮記·緇衣》鄭注：“鹹，皆也。君臣皆有一德不二，則無疑惑也。”其言近是。偽孔傳謂此“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是依偽經作解，不只與清華簡《尹誥》文意不合，亦違《緇衣》引此以證“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之用意。閻若璩引郝氏言，認為篇名《鹹有一德》猶言君臣“各擅一長”[8](P1154)，亦有未諦。
二是從史實層面辨偽。晚書《鹹有一德》篇首雲：“伊尹既復政厥闢，將告歸，乃陳戒於德。”這裡交代誥文的形成背景與史實相違，留下了作偽者杜撰的痕跡。閻若璩引姚際恆語云：“諸經傳記，於伊尹並無告歸致仕之事。”[8](P242)即是有力的反證。如《尚書·君奭》說：“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即伊尹。《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亦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都是說“尹奉太甲歸後作相之日方長”[8](P1209)，何以見得太甲始復政，伊尹即告歸。又《史記·殷本紀》說：“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鹹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所謂太甲修德，諸侯鹹歸，百姓以寧，決非復政初始之事，應有相當時間的執政過程，始可見其功效。可見《鹹有一德》不可能是太甲復政、伊尹告歸前所作的誥辭。
三是從禮制層面辨偽。這個問題也與伊尹面對太甲，是否當言“惟尹既及湯鹹有一德”有關。閻若璩認為，“尹”是伊尹的字，他在太甲面前講話，只能自稱己名(摯)，或稱朕、稱予、稱臣，斷不可自稱其字，因為稱字不符合“君前臣名”的禮儀制度。但在晚書《鹹有一德》、《太甲》篇中，“太甲既稽首於伊尹矣，伊尹又屢自稱其字於太甲，豈不交相失乎？”[8](P341—342)閻氏所言，若以周代禮制言之，無疑是正確的。《禮記·曲禮上》雲：“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又《禮記·檀弓上》雲：“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這些都不失為有力的證據。但伊尹是夏商之際人，其時殷禮是否如此，並無確證。此外，伊尹究竟何名何字，亦多異說。如《史記·殷本紀》說“伊尹名阿衡”，《索引》又引《孔子兵書》說“伊尹名摯”，《呂氏春秋·本味》說：“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在這種情況下，說晚書《鹹有一德》有違君前臣名之禮，確實難成定論。清毛奇齡則從另一角度考慮問題，認為：“湯本名履，廟號天乙，其稱成湯者，諡也。……假曰告湯，則湯尚未崩，焉得有‘尹躬暨湯’預稱其諡之理？若謂湯不是諡，則面呼君名，尤為無狀。此皆不學人所言者。”⑨毛氏以“湯”為諡，意在說明《鹹有一德》應為伊尹告太甲而非伊尹告湯，以證《鹹有一德》不偽。然諡法亦為周制，興於周初[19]，謂“湯”為諡號也是以周禮比附殷禮，同樣不具說服力。不過，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尚書》文本的最後形成大多在周代，即使是記事內容或材料來源早於周代的文獻，在傳流過程中歷經變化和改造，恐怕也免不了帶有周禮的色彩。以《鹹有一德》論，閻若璩說：“要王肅注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當時臣工讚美湯君臣之辭，故君則號，臣則字，不必作於湯前。”[8](P342)此言“王肅注”見於《史記·殷本紀》集解所引，閻氏從這裡引申說“惟尹既及湯鹹有一德”是史臣對湯君臣的讚美之辭，而不是伊尹當面對湯講的話，極具卓識。觀今出清華簡《尹誥》，“惟尹既及湯鹹有一德”正為史臣敘事之辭，文中載伊尹作誥又稱“摯曰”，都說明周代“君前臣名”禮俗對文本形成的影響。
其四，從材料來源層面辨偽。清人對《古文尚書》的辨偽，也採取明梅鷟《尚書考異》揭出《古文尚書》材料來源的辨偽方法。晚書25篇在材料上均有依傍和補綴，正如《尚書考異》“孔安國尚書注十三卷”條所說：“東晉之偽，無一書不搜葺，無一字無所本。”⑩所以考察出其原始的出處和補綴的痕跡，也就等於找到了偽證。梅鷟《尚書考異》運用這種方法非常自覺和普遍，僅以《鹹有一德》論，即從文獻方面列出十條證據，說明本篇是雜取先秦文獻中的語句寫成的。而閻若璩引姚際恆曰：“《鹹有一德》‘後非民罔使，民非後罔事’，本仿《國語》‘《夏書》曰：眾非元后何戴，後非眾無與守邦’，《禮記》‘《太甲》曰：民非後無能胥以寧，後非民無以闢四方’。但二者皆以‘民非後’在上，興起下‘後非民’，乃是告君語義。今倒置之，則是告民語義，不容出伊尹對太甲之口矣。”[8](P1219)這條材料在梅鷟《尚書考異》中不曾舉出，應是姚際恆的一個新發現。更重要的是姚氏通過比較，認為既是人臣告君之語，落腳點應在“後非民”上，故不得將“後非民”置於“民非後”之前，這才符合《國語》引《夏書》、《禮記》引《太甲》所言夏商君民關係的語例。晚書《太甲》篇稱伊尹作書曰：“民非後，罔克胥匡以生；後非民，罔以闢四方。”明顯帶有襲用《禮記》所引《太甲》的痕跡，然其語序亦以“民非後”、“後非民”為次。這表明作偽者在偽撰《鹹有一德》時欲作改裝，結果因食古不化而暴露出作偽之跡。
綜上可見，閻若璩等人在《鹹有一德》的辨偽方面，從外證到內證多方揭其破綻，斷為偽作，是可信的。儘管在有的地方還不夠嚴密，甚至不免有錯誤發生，但其學術理路是清晰的，方法是得當的，結論也是正確的。如今清華簡《尹誥》的發現，其辨偽成果還能經得起地下出土材料的檢驗，足見真正的學術精華是有生命力的。對於前人的學術成果和研究方法，需要我們認真分析與探討，妥加鑑別與吸收。那種束書不觀，訾議古人，自矜自是的做法，應該是不值得提倡的。
註釋：
①參見清程廷祚：《晚書訂疑》卷下《雜論晚書二十五篇》，金陵叢書本。
②參見宋程大昌：《考古編》卷二《詩論九》，四庫全書本。
③參見清江聲：《尚書集註音疏·鹹有一德》，皇清經解本。
④參見清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書序》，皇清經解本。
⑤參見清惠棟：《古文尚書考·證孔氏逸書九條》，皇清經解本。
⑥參見清惠棟：《古文尚書考·證孔子逸書九條》，皇清經解本。
⑦參見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三，四庫全書本。
⑧參見清惠棟：《古文尚書考·證孔氏逸書九條》，皇清經解本。
⑨參見清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卷五，四庫全書本。
⑩參見明梅鷟：《尚書考異》卷一，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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