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駕校”出身，提出了翻譯的“信、達、雅”，但自己做不到；他創作了中國第一首法定國歌，作詞並譯成英文；他是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後又支持袁世凱復闢帝制……
他就是近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著名的翻譯家、教育家嚴復。
嚴復（1854.1.8—1921.10.27） 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復，字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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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駕駛”出身
1854年1月8日，嚴復出生於今福建省侯官縣蓋山鎮陽岐村一中醫世家。在他12歲的時候，父親病逝，他只好輟學，第二年進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駕駛。
福州船政學堂並不是什麼三流專科駕校，而是中國最早創辦的專門培養造船技術和海軍人才的學校，1867年由左宗棠創辦，用法文和英文教學，學制5年。福州船政學堂是洋務運動的一面旗幟，也是近代中國海軍教育的開端。這裡走出了不少名人，比如中學西傳第一人陳季同，最早把外國小說介紹到中國的
林紓和王壽昌，中國鐵路界第一人詹天佑，北洋水師將領、民族英雄鄧世昌等。 福州船政學堂
嚴復是學堂的第一屆畢業生。畢業五年後，1877年赴英國倫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學習。1879年回國後被聘為福州船政學堂後學堂教習，一年後赴天津任北洋水師學堂所屬駕駛學堂“洋文正教習”。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一待就是十年，1890年升為學堂總辦。但因與李鴻章不合，有意退出海軍界。
中日甲午戰爭後，嚴復在天津《直報》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救亡決論》五篇政論，主張變法維新、武裝抗擊外來侵略。他陸續資助過張元濟、梁啟超等人辦學堂、辦報紙。1897年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彙編》，這份報紙與上海《時務報》分掌南北輿論界的領導地位，是維新派的重要宣傳工具。
《國聞報》除了刊登要聞，還譯載重要政論及名著，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嚴復譯赫胥黎的《天演論》。
02
“做”出來的《天演論》
《天演論》，即嚴復翻譯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於1897年12月在《國聞彙編》刊出，宣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影響空前絕後。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是英國著名博物學家、教育家，達爾文進化論最傑出的代表。1893年，赫胥黎應友人邀請，在牛津大學舉辦了一次有關演化的講演。講稿經過整理，形成《進化論與倫理學》。
翻譯的“信（faithfulness）、達（expressiveness）、雅（elegance）”就是嚴復在《天演論》成書後的“譯例言”中提出的。
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海通已來，象寄之才，隨地多有，而任取一書，責其能與於斯二者則已寡矣。
很多人都認為“信”（即忠實原文）是翻譯最基本的要求，但嚴復並不這麼認為。他明確說只做到“信”而不“達”，就跟沒翻譯一樣。而他對《進化論與倫理學》的翻譯也是如此。他是怎麼做的呢？
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自然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
說得直白一點，就是將原文融會貫通，再用自己的話寫出來，表達原文的“意”。這樣就做到了“達”，而做到“達”就是做到“信”了。
實際上，嚴復對於一隻動物是如何變異的並不感興趣，他翻譯該作品是為了闡釋進化論對中國有何意義。雖然他將作品冠以赫胥黎之名，但內核卻是斯賓塞的思想。
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國社會學家，英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他提出一套學說，把進化理論、適者生存應用在社會學上尤其是教育及階級鬥爭。代表作《社會靜力學》。
《進化論與倫理學》是一本宣傳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通俗小冊子，書的前半部分講進化論，後半部分講倫理學。嚴復只選譯了部分導言和講稿的前半部分，翻譯時有選擇地意譯、甚至借題發揮，寫了三十多條“復案”，佔全書近三分之一篇幅。你說“信達雅”？不，嚴復做不到……
這樣一本“譯作”，在當時可謂暢銷書，無數名人為其代言：
康有為讀譯稿後，稱嚴復“譯《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
為《天演論》作序的文學家吳汝綸讀後為之傾倒，致函嚴復：“得惠書並大著《天演論》，雖劉先主之得荊州，不足為喻。”甚至“手錄副本，秘之枕中”。他不僅對譯稿提出了中肯的建議，還幫忙銷售刊載報紙……正式出版後，他將《天演論》列在《學堂書目》中，作為教材供學堂使用。
胡適讀書時，老師讓學生們買吳汝綸刪節的《天演論》作為讀本。胡適在文章中回憶說：“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而他的名字，就是從“
適者生存”裡來的（他二哥起的）。青年魯迅對《天演論》愛不釋手，“一有閒空，就照例地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不過後來他去日本留學讀了達爾文原著《物種起源》，瞭解到真正的“進化論”，對嚴復的評價是“畢竟是做過《天演論》的”。一個“做”字，盡顯“脫粉回踩”本色。
那麼，嚴復的翻譯水平究竟如何呢？我們來看看《天演論》的導言開篇就知道了：
“
英文：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
譯文：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景，歷歷如在幾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
”
王佐良先生在《嚴復的用心》一文中評價過他的《天演論》，稱嚴復的譯文比赫胥黎的原文更有戲劇化。就拿第一句來說，原文是：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而譯文則是：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
王佐良認為，嚴復提出的“信達雅”是近代中國最有名的翻譯理論，但他又說：
“
他之所謂“信”是指為這樣的讀者準確傳達原作的內容，“達”是指儘量運用他們所習見的表達方式，“雅”是指通過藝術地再現和加強原作的風格特色來吸引他們。吸引心目中預定的讀者一一這是任何譯者所不能忽視的大事。
——《嚴復的用心》
03
嚴復的“是非成敗”
1905年，嚴復在上海協助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前身），第二年擔任復旦的第二任校長。之後他在各處任職，並於1911年創作大清國歌《鞏金甌》。
《鞏金甌》是中國第一首法定的國歌，“鞏”為鞏固之意，“金甌[ōu]”在中國古代比喻疆土之完固。歌曲由愛新覺羅·溥侗譜曲，嚴復填詞並譯成英文。
鞏金甌，承天幬，民物欣鳧藻，喜同袍，清時幸遭。
真熙皞，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Firm and Stable be the "golden cup" (which means the empire) domed by the Celestial concave. In it men and things happily prosper. Glad are we who live in the time of Purity. May Heaven protect and secure us from enemies and help us to reach the truly golden age! Oh! The Blue firmament is infinitely high and the seas flow everlastingly.
”
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校，嚴復任首任校長，不過11月就辭職了。
1915年，他與楊度等五人成立籌安會。該政治團體支持當時的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公開支持恢復帝制，實行君主立憲。此舉為世人詬病。1916年袁世凱死後，國會要求懲辦禍首及籌安會六君子，嚴復只有避禍於天津。
五年後的1921年10月27日，嚴復在福州郎官巷住宅與世長辭，終年69歲。
嚴復墓 位於福建福州郊區蓋山鎮陽岐村北鰲頭山東麓
功過是非，成敗得失，豈能一言以蔽之。這裡主要談談嚴復在翻譯學上的成就與貢獻。
嚴復在翻譯學上為一時之先，風格思想影響了後期一大批著名翻譯家。除了《天演論》，他還譯有亞當·斯密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斯賓塞的《群學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和《名學》（A System of Logic），甄克斯的《社會通詮》（A History of Politics），孟德斯鳩的《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耶方斯的《名學淺說》（Primer of Logic）。
嚴復的譯作多為意譯，經常就原作某一思想或觀點，脫離原文，抒發自己的見解。因此，他的譯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他自己的著述。
儘管一生譯作兩隻手就能數過來，但嚴復在翻譯界佔有的這“一席之地”，後人能夠超越的也是寥寥無幾。他不僅釐定了翻譯的“信、達、雅”標準（雖然自己未曾做到），還在選書的品位、譯書的態度上，給那個外有列強包圍、內有清廷封閉的舊中國帶來了曙光。一面介紹西學，一面不忘國本，也不失為他的翻譯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