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困敵之勢，不以戰；損剛益柔。
分析：原文講述了以逸待勞之計，是不以戰鬥而使敵人陷入困頓的方法，其要領在於損剛益柔。
“損剛益柔”與借刀殺人之計一樣出自於《周易》中的“損卦”，《易傳·彖傳下·損》：
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如果結合損卦的卦象，這句話其實非常好理解。損卦（客上主下），上卦為艮，艮為山，下卦為兌，兌為澤。即是大澤（主）侵蝕山根（客），呈現出水（主）抑山（客）之象。
“二簋”其實指的是卦中的二爻，如果我麼對其進行改變。損害兌卦（主）中的第二根陽爻，變為陰爻，兌卦則變為了震卦；再增益艮卦（客）中的第二根陰爻，變為陽爻，艮卦則變為巽卦。
這樣原先山澤損卦，恰好變成了風雷益卦，以最小的變動完成了一次損益轉變，勝負互換。
所以兵法中的以逸待勞，並非是被動的“以不變應萬變”，而是主動搶佔先機，利用山川草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以最小的代價，形成對敵人的優劣互換，使敵軍為應對你的轉變都需要付出數倍的代價，從而達到此消彼長的目的。
在94版《三國演義》中曾有有一段魯肅和諸葛亮之間的“將帥論”尤其精彩。其實這段在原著中只一句帶過，在四十六回：
為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利，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
但電視劇對其進行了詳細的原創講解，是這部電視劇能成為經典的原因之一。劇中，諸葛亮就何為將帥之道，以用兵為例子：
兵者有可見之兵，荷戟執戈，肉軀之身乃可見之兵。不可見之兵者，日月星辰，風雲水火，山川之靈氣，如此萬物萬象，均可以為兵。
比如這七十二候圖，它出自周公，將節氣周天三百六十日分類別之，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成時，將一年之中的節氣更替，萬物衰榮一一道明，何時虹藏不見，何時雷匿收聲，何時土潤入暑，何時霧霾蒸騰。如此只需諳熟於胸，融匯於心，運用得當，便可勝於百萬雄兵。
為將帥者，不懂天文，不明地理，不曉陰陽，不懂奇門遁甲及陣圖兵勢乃庸才也。
《孫子兵法·謀攻》曾說過：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如果按劇中的將帥論，只以書上“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的理論，機械的模仿使用，則是庸才。
利用“日月星辰，風雲水火，山川之靈氣，如此萬物萬象”不可見者為兵者，無需十倍就可以圍之，損敵益己，敵疲我逸，才是合格的將帥。
古人按語說：此即致敵之法也。兵書雲：“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孫子．虛實篇》）兵書論敵，此為論勢，則其旨非擇地以待敵；面在以簡馭繁，以不變應變，以小變應大變，以不動應動以小動應大動，以樞應環也。如管仲寓軍令於內政，實而備之。（《史記》卷六二《管晏列傳》）；孫臏於馬陵道伏擊龐涓（《史記》）卷六五《孫子吳起列傳》；李牧守雁門，久而不戰，而實備之，戰而大破匈奴（《史記》卷八—《廉頗藺相如列傳》）。
以逸待勞一詞實際正是出自《孫子兵法》，在《軍爭篇》中有：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其中“佚”便是通逸，所以在《孫子兵法》中有非常多描述以逸待勞的內容。如古人按語中所舉《孫子兵法·虛實篇》：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也解釋了《孫子兵法》中另一核心思想，“兵貴神速”的其中一項含義。古人認為，以逸待勞並不是單純的以誰先到達目的地。
試想一下，在同時出發，甚至後發先至的情況下，可能有藉助熟悉地形，抄近道的優勢，但大多情況下，究竟是誰逸誰勞呢？
所以逸勞不能簡單的以體力消耗進行區分，致人還是不致於人也不能以誰先達到目的地而區分。
如果提前到達戰場卻沒有因地制宜，和後達到戰場沒有區別。以逸待勞就是在提前到達戰場的情況下，利用地形，提前部署，在開戰後爭取優勢，已方簡單的策略，對方必須以更復雜的辦法應對，己方只需要輕微的調動，敵方卻要大費周章的改變部署。
因此，以逸待勞真正的核心是“致人而不致於人”，致人則可在戰爭中採取主動，牽著敵人的鼻子走，不致於人則是在戰爭中落於被動，被敵人牽著鼻子走。
古今案例一、管仲寓軍於政
《孫子兵法·作戰篇》開篇有言：
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可見戰爭從來不是一件簡單的是，從兵員募集，兵器準備，糧草籌集運輸，無一不是困難重重。世界歷史上，曾經強大的王朝帝國，因為一場戰爭而導致衰敗，甚至滅亡的，數不勝數。
甚至在糧草充足，物資齊備的情況下，還要考慮百姓是否願戰，募集的士兵是否能戰等等情況。因此才會有了《左傳·曹劌論戰》中的這段對話：
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可見一場戰爭，是任何一個優秀的政治家都會頭疼的問題。而春秋時期的管仲，作為法家的始祖，通過一系列的變法，寓軍於政，以逸待勞的解決了這個難題。
管仲寓軍於政的最重要改革，便是“參其國而伍其鄙”。
所謂“參其國”即是對齊國城市的行政劃區進行改革，《國語·齊語·管仲對桓公以霸術》記載：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
所謂“伍其鄙”，則是對遠郊的百姓，進行軍事化的編制和管理。《國語·齊語·管仲對桓公以霸術》：
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裡，裡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裡，故五十人為小戎，裡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裡，軍旅整於郊。
這種改革第一解決了齊國的兵員問題。
在春秋前期，各國的作戰主力依然是貴族子弟，普通百姓不僅募集困難，而且沒有經過專業的軍事訓練，除了空耗糧草之外，基本沒有戰鬥力可言，因此當時的作戰規模遠遜於之後的戰國時期。
而管仲的改革可以說是後世府兵制，以及近現代民兵預備役制度的祖先，閒時為農，戰時為兵，可以必要時迅速的組織大規模的兵力並立刻投入到戰場中。
也就是說，改革後的齊國如果需要發動對外戰爭，可能在數天內就能集結數十萬的軍隊，這在春秋其他國家看來是不可思議的。
《史記·蘇秦列傳》中曾記載：
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
即是說，在蘇秦時期，齊國光首都臨淄就可以快速的募集二十一萬的兵力，這還不算齊國其他的城市和鄉村地區。
第二、解決了指揮問題。
管仲在行政劃分中以五家為軌，由一軌長管理；十軌組成一里，由裡司管理；四里有一連，由一連長管理；十里組成一鄉，由一鄉良人管理。
一旦遇到戰事，這些行政管理者，馬上就會搖身一變成為軍事指揮官。這樣就解決了臨時招募編制的軍隊，相互之間不熟悉，長官在士兵中沒有信用威望等指揮問題。
如在《孫臏兵法》中就有記載：
孫子曰：“都大夫孰為不識事？”曰：“齊城、高唐。”……於是段齊城、高唐為兩，直將蟻附平陵。
齊國設有都邑大夫，又簡稱為都大夫，相當於郡縣太守，是一城的最高行政長官。“齊城、高唐”都大夫，即是這兩座城的行政長官，而到戰時他們就變成了軍事指揮官。
這樣在齊國的軍隊中，你前面或身邊的戰友就是你的親戚或者朋友，將不會存在所謂的磨合、信任問題。而軍隊指揮官，就是平時經常接觸的地方行政管理者，習慣之下，也不會出現指揮問題。
第三、解決訓練問題。
“參伍法”中曾寫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其意思是在春秋農閒時期，由當地通過組織打獵的方式，對百姓進行訓練。
這和隋唐府兵制，利用農閒時間進行軍事訓練的方法已經是一模一樣了。百姓經過春秋兩季農閒時間的訓練，已經熟悉了戰陣之法，不再需要另外的訓練。使齊國百姓成為召之即來，來之能戰的一直軍隊。
第四、解決戰時動員問題。
在近現代的大規模戰爭中，國家的工業體系往往會被全面的調動起來，如本來造汽車的企業往往會搖身一變成為坦克製造者。
而管仲改革中將士農工商集中安置，並建立“工商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就有著一樣的含義。
一旦齊國爆發大規模戰爭，仕農商等各個行業就會被全面的調動起來，完全為齊國的勝利而運轉。這便是為什麼管仲能夠屢屢對外發起“衡山之謀”等經濟戰。
在解決了兵員的問題後，管仲又通過一項法令，解決了齊國兵甲不足的問題，《國語·齊語·管仲教桓公足甲兵》：
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間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鋤、夷、斤、，試諸壤土。
犯重罪的可以用一副犀甲加一支戟來贖罪，犯輕罪的用一面皮盾加一支戟來贖罪。犯普通的小嘴可以用處罰金錢來處罰，疑罪從五。要打官司的，先禁閉三天考慮訟詞，訟詞不變後交一束箭矢作為訴訟費。好的金屬鑄成劍戟，用狗馬來試驗；次的金屬做出農具，用土壤來試驗。
齊桓公採用了管仲的這些建議，在很短的時間內，齊國的鎧甲和武器便非常的充足。這種用“贖罪錢”解決國家兵器和資金的方式，在秦漢以及後世依然被經常的使用。
解決了兵員和兵甲的問題，只剩下最關鍵的士氣問題，《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士氣往往是絕對戰爭的最關鍵因素。
在春秋時期，天子自己的軍隊很少，兵力大多來自於各諸侯；而諸侯自身也基本沒有軍隊，他們的兵力同樣來自於卿大夫們領地上的私兵。因而在戰爭中獲得的好處只歸於卿大夫，軍功對私兵來說基本沒有意義，這也就導致了軍隊缺乏鬥志。
為此，管仲突破“世卿世祿制”，在用人上提出三個主張。《管子·立政》：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以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與重祿；
即品德和地位不相配，功績和俸祿不相配，能力和官位不相配，這三種人都不能授予高官厚祿。從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貴族在政治上的壟斷。
其後又提出“三選法”，《國語·齊語·管仲佐桓公為政》：
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複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愨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為上卿之贊。謂之三選。
要求鄉中長官推薦“慈孝”、“拳勇”、“聰慧”的人才，授予官職，並由官長每年記錄當中的有功之臣，從中遴選有才能的官員上報給齊桓公。齊桓公親自面試，如果滿意，就會晉升他們為上卿的助手。這種方法被稱為三選，是日後科舉制度的雛形。
通過這種方法，管仲改變了齊國普通百姓無法晉升，改變地位的情況，即為齊國選拔了人才，也促進了百姓生產戰鬥的積極性。
經過以上一系列的改革，齊國在短時間內擁有了稱霸的基礎。公元前685年，齊桓公以管仲為相，公元前679年，齊桓公與諸侯在鄄（juàn）會盟。
短短六年時間，成為天下霸主，齊國正是依靠了管仲這種軍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化繁為簡，以逸待勞使齊國迅速強盛。
古今戰例二、四渡赤水——善戰者致人
1933年9月25日開始，蔣介石不顧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地區的大規模入侵，依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集結100萬大軍對中央蘇區進行圍剿。
但是由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實際掌握了中央軍事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權。他拒不接受毛主席正確的意見，拋棄紅軍擅長的游擊戰和運動戰，轉而選擇以堡壘對堡壘，以陣地對陣地，以敵人擅長的“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
這種選擇正是《孫子兵法》認為的兵家大忌，主動放棄自身優勢，而選擇敵人擅長的戰鬥方式與其作戰，從“致人”變為“致於人”。結果自然是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最後於1934年10月倉促退出根據地。
1935年1月，中央紅軍進入遵義地區時，已經由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到了3萬多人，並且還面臨著蔣介石集結的數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於是就在遵義，召開了一場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歷史性會議，糾正了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
會後，中央紅軍決定由遵義北上，從藍田壩、大渡口、江安一線北渡長江，進入四川西北部建立新的蘇區。而蔣介石也預料到紅軍的企圖，不僅封鎖長江，加強沿岸的防守，更調集嫡系薛嶽兵團，黔軍全部，滇軍主力和川軍、湘軍、桂軍各一部形成口袋陣，對紅軍進行圍剿。
1935年1月下旬，為了北渡赤水，然後從瀘州至宜賓之間再北渡長江，紅軍對赤水重要渡口土城發起攻堅。但是遭到川軍郭勳祺部的頑強抵抗，經過一晝夜的戰鬥，紅軍損失慘重，但敵人卻依靠熟悉地形，又有堅固的工事，以及源源不斷的援軍，反而越打越多。
在這種不利情況下，毛主席果斷選擇主動退出戰鬥，改變北渡長江的計劃，改為西渡赤水，到敵人力量相對薄弱的川滇黔邊境發展。2月9日，紅軍向西進入雲南扎西地區。
而此時蔣介石，依然以為紅軍的目標依然是北渡長江，一方面繼續向長江各渡口派遣重兵，另一方面調滇軍和川軍潘文華部向扎西地區逼近。
從破譯的電報中獲悉了敵軍動向後，毛主席決定二渡赤水，以王家烈的黔軍為主要打擊目標，重返敵人防禦薄弱的黔北地區建立根據地。
2月18日，紅軍在太平渡、二郎灘二渡赤水。2月24日，紅1軍團佔據桐梓，25日，紅5、紅9軍團於桐梓以北阻滯川軍，紅1、紅3方面軍進攻婁山關及以南黔軍，並於當晚攻佔婁山關。在擊潰黔軍的數次反撲後，紅1、紅3軍團向遵義方向乘勝追擊，27日在遵義以北擊潰黔軍3個團的阻擊，28日晨佔據遵義城，並趁機殲滅前來增援的國民黨第一縱隊第59師，第93師，俘敵3000餘人。
至此，經歷5天的戰鬥，紅軍取得了長征以來的第一次大勝，桐遵大捷。此次勝利重新建立了紅軍的信心和希望。而紅軍二渡赤水的一系列活動已經徹底迷惑了敵人，蔣介石依然誤認為“紅軍徘徊於此地，乃系大方向未定的表現”，自己親自從漢口飛抵重慶指揮，以堡壘主義和重點進攻結合的戰法，繼續向紅軍逼近。
介於該情況，3月16日，紅軍經茅臺三渡赤水，進入川南古藺地區，使蔣介石錯誤判斷紅軍又要北渡長江，急令所有部隊向川南進攻，企圖於古藺地區圍殲紅軍。
之後，毛主席將計就計，命令紅1軍團1個團大張旗鼓地向古藺前進，以迷惑敵人。主力則突然折向東北，於3月21日晚分別經二郎灘、九溪口、太平渡東四渡赤水河。又於31日南渡烏江，將數十萬敵軍遠遠的甩在了烏江以北。
4月2日，紅軍以一部分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則逼近蔣介石所在且兵力空虛的貴陽。蔣介石一面做好隨時逃跑的準備，一面命令各部火速增援貴陽。4月4日，紅8軍團擊潰打鼓場以東的黔軍5個團，殲敵2000餘人。
就在滇軍增援貴陽之際，紅軍主力乘虛進軍雲南，並於5月9日渡過金沙江，徹底甩開了國民黨反動派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跳出了蔣介石的口袋陣。
一般人認為堅守陣地，消滅遠來的敵人才叫做以逸待勞，但四渡赤水才是代表了以逸待勞的最經典戰役。毛主席以弱勢兵力，通過不斷的運動，穿插於敵人的薄弱環節，破壞敵人每次精心佈置的封鎖圈。使數十萬敵人不斷的跟在數萬紅軍的背後，被牽著鼻子走，
正是以逸待勞中所說的“困敵之勢，不以戰。”
《道德經》認為“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水看似是最柔弱的，但是他順勢而動，無孔不入，善於變化，又能水滴石穿，因此能夠以柔勝剛。
而四渡赤水中，毛主席用兵正如行雲流水，通過在不斷運動中尋找戰機，損剛益柔，變損為易，從自身困境中尋找突破，變成敵人的困境。正是《孫子兵法》所說的“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古今案例三、夏普狙擊京東方
進入二十一世紀，液晶屏幕開始取代CRT顯像管，在國外輕薄的液晶彩電的衝擊下，國內傳統的那種笨重的大彩電，迅速被市場淘汰。
為了解決困境，2005年下半年，國內的彩電巨頭TCL、創維、康佳、長虹與深圳政府合資成立聚龍光電公司，聯合尋求液晶屏生產線。但是當時掌握該技術的國外企業或是不願轉讓技術，或是要收取高昂的轉讓費。
無奈之下，它們又將目光轉移回國內，並發現京東方具有建設生產線的能力和知識產權。於是在2006年5月，京東方以佔股40%為聚龍光電提供技術支持，而深圳政府也許諾將重金投入生產線的建設。
這項合作一旦達成，不但中國的液晶彩電將打破國外的壟斷，京東方也能借此實現更先進產品線的建設。可是，由於參與資本過多，在合作的初期產生了很多的分歧，在上液晶面板還是上液晶模組、是上6代線還是上7.5代線等問題上爭論不休。
也就在這個時候，有著“液晶面板之父”稱號的日本夏普趁虛而入，突然找到深圳政府，主動表示願意提供7.5代線，並稱京東方的技術不行。
由於夏普的介入，深圳政府開始動搖，聚龍聯盟很快破裂，京東方也失去了在深圳建設6代線的機會。可就在聯盟破裂後，夏普一改之前的承諾，要求在控股的情況下才會轉讓技術，雙方經過一年多的談判，終於在2007年9月宣告破裂。
而此時，京東方正在和上廣電洽談合作建設6代線，聞訊的夏普再次故技重施，找到了上廣電。就在上廣電被夏普的花言巧語迷惑，拋棄京東方後，夏普又隨便找了個藉口終止合作！
兩次高次代線的建設失敗，京東方接受成都的橄欖枝，無奈選擇建設一條風險更小，但不具備技術優勢的低世代4.5代線。不過這項決定，在未來智能手機市場爆發後，卻為京東方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收益。
可就當時來說，夏普的兩次攪局，被認為將中國液晶屏行業整整拖後了2~3年的時間。其實從現在來看，夏普的企圖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就當時來說，7.5代線的誘惑實在是太大，所以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成功。
夏普無疑是“陰險”的，如果當時選擇和京東方正面對決，固然京東方將面臨更大的壓力，但是夏普的投入也不會小，而京東方也可能在壓力下涅槃重生。而夏普選擇利用自己的技術優勢，不斷的攪局，可謂是以逸待勞，京東方不僅要為此不斷奔波，更浪費了大量發展的時機。
總結
以逸待勞之計來自於《周易》中的損卦，通過最簡單的變化，將山澤損變為了風雷益。昭示了計謀的根本不是“逸”，而是通過最小最簡單的改變，撬動敵人最大的力量，使其不斷的疲於奔命。
在第一個案例中，管仲通過寓軍於政，將另各國最為頭疼的兵力、兵甲、士氣等問題融入到百姓日常生活中，通過潛移默化簡單的解決，使齊國在短時間內快速強大。
第二個案例中，毛主席在困境之下，通過不斷的運動，尋找敵人的薄弱點進行攻擊，使敵方大軍疲於調動，達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的目的。
第三個案例中，夏普利用自身科技的優勢，不斷的攪局，輕而易舉的就狙擊了京東方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