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水滸傳》看過多遍，老實說，看不出有什麼英雄氣，多的是流氓氣。看《史記》，倒看到沛然而至的英雄氣，讓人感覺到人的偉岸。作為一個士，孟子可以不買君王的賬，在兩人的會見中，可以對君王說，喂，你走過來。莊子可以對於宰相的聘書嘲笑一番。因為在他們眼裡，一個君王所擁有的權力，在我眼裡並無多少價值；而我所擁有的智慧，卻是君王所沒有的，我們之間是平等的，作為一介布衣，我照樣可以傲視王侯。而在《三國》與《水滸》中，追求權力，卻成了很多人奮鬥的目標。
為什麼士氣從春秋戰國之後每況愈下？這當然不是這麼一篇短文可以說得清楚的。但是，貴族精神的逐步流失，肯定是一個重要原因。
什麼叫貴族精神？確實也是眾說紛紜。但是，我以為，有一條是必須的，那就是心中有自律的底線、行動有嚴格的規矩，他們可以不計成敗得失，自覺地堅守心中的底線和規矩，並以此為榮。
春秋戰國四五百年的戰爭歷史，就是貴族精神逐步消滅的過程。眾多的戰爭，催生了兵法的異常發達。兵法的精髓是什麼？就是為了實現目標，可以不擇手段。無論是孫子、司馬氏、吳子、孫臏兵法還是以後出現的《三十六計》，兵法的所有法則，概而言之就是兩個字：騙人。如果說，在戰爭狀態下，騙人尚勉強可以理解，那麼正常社會還以不守規矩和說謊為榮的時候，道德上就沒有了底線。
從《史記》中，我們還能看到貴族精神的一些風采，也可以看到最後一抹貴族精神的晚霞是如何消失的。
周天子分封的宋，是“亡國之餘”，他們是殷商後裔。宋人堅守其原有的禮制和宗教，在文化上有著自己的驕傲，所以在整個中原地區，顯得有些另類，在許多當時的著作中，宋人都是迂闊的象徵。
公元前638年，宋、楚兩國爭奪中原霸權，宋襄公為了削弱楚國的力量，出兵攻打楚國的盟友鄭國，楚國就攻宋救鄭。於是宋、楚爆發了“泓之戰”。十一月初一，楚軍進抵泓水南岸時，宋軍已佔領了有利之地，在泓水北岸列陣待敵。當楚軍開始渡河時，右司馬公孫固向宋襄公建議：“彼眾我寡，可半渡而擊。”宋襄公拒不同意：仁義之師“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 ”。楚軍渡河後開始列陣，公孫固請宋襄公乘楚軍列陣混亂、立足未穩之際發起進攻，宋襄公又不允許：“不鼓不成列。”直待楚軍列陣完畢後，方下令擊鼓進攻。但是由於實力懸殊，宋軍大敗。宋襄公的衛隊全部被殲，宋襄公的大腿也受了重傷。
面對失敗，國人皆怨襄公。但宋襄公並未覺得自己有錯，他說：“古之為軍，臨大事不忘大禮”“君子不重傷（不再次傷害受傷的敵人）、不擒二毛（不捉拿頭髮花白的敵軍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敵人於險隘中取勝）、不鼓不成列（不主動攻擊尚未列好陣的敵人）”，自己遵守規矩行事，勝負乃是天意，作為元首，自己並無不當。
泓之戰後，楚國在中原的擴張已無阻力。在其後數年間，楚國勢力一度達到黃河以北，直到晉楚城濮之戰後，楚國的擴張勢頭才得到遏制。宋國在泓之戰後，從曾經的春秋五霸之一，淪為實力二流的國家。
正如成書於漢代的《淮南子》所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泓之戰標誌著自商、周以來以“成列而鼓”為主的“禮義之兵”退出歷史舞臺，以“詭詐奇謀”為主導的作戰方式出現在中華大地。偷襲、誘騙變成了戰爭的常態，以水淹城、圍困全城、餓死百姓、驅婦女上戰場、掘敵方墳墓等殃及無辜民眾的戰事也頻頻出現，成千成萬地殺俘也變得不稀奇，原先宋襄公所堅持的道義與規矩，已逐漸成為遙遠的回憶。
宋襄公是敢於失敗的英雄，行為有點像一千多年後西方的騎士堂·吉訶德。漢統一中國後，春秋時期的貴族精神，幾乎從歷史舞臺上消失了。留下的，也只有個別人的堅守與抗爭，往往也得不到人們的認同，變成了個人自撞南牆式的殉道。一個社會，只想實際利益而不顧道義規矩與名聲，會怎麼樣呢？
司馬遷不愧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他的目光穿透了歷史的時空，不在一時一地的勝負上作評判，而是著眼於人類的文明發展。他在《史記》中對宋襄公的評價仍然是肯定的：“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很明顯，司馬遷是認同宋襄公的。（趙宗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