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后，小瓦房里变得格外的清冷。特别是清早，寒风从饭桌边的破窗外簇拥而进，除了灶头，屋子里再也没有多余的供暖设备了。
我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加上我，一共五个孩子。通常，我们都是六点或者更早一点就起床去学校做早操上早自习了。因为房子租得离学校近，到了时间，学校的广播像闹钟铃声般飘进奶奶的耳朵里，“快起来，要迟到了......”奶奶开始急急忙地催促我们起来。等我们一个个陆陆续续的都走光了，奶奶也差不多穿衣了。她先是把厨房里的几个空桶提去隔壁奶奶家装满水，回来后把地粗粗略略地整一下，就开始烧水下面了。冬天的早餐几乎都是面条，吃面大概是最省时最经济的吧，一大包面一斤半一块五毛钱。水烧开后，直接把面下进锅里，再添几片当季的青菜叶子，一顿早饭就做好了。这时候奶奶会在饭桌上摆好碗，把一锅的面条分成六份，把灶火生大，给我们准备洗脸的温水。
“砰”地一下，门被撞开了，最先放学的永远是上二年级的堂弟。“外婆，我回来了。”小小杰说。
两分钟，三分钟后，我们都整齐地端着自己的碗，要不围坐在生火的炉子边，要不蹲在门阶上，要不就干脆站在厨房里的哪个地方。碗不大不小，没吃饱的就再勾几勺面汤，吃不完剩的倒去外面给鸡狗吃，三下五除二，早餐就解决了。不管好吃与否，吃好才是最重要的。
前前后后十来二十分钟，我们几个都吃完去学校了，屋子里又只剩下奶奶，她总会快速地收拾好碗筷，然后又开始给我们准备接下来的的午餐。
在我记忆中，奶奶不太会取乐愉悦自己。她特别容易满足，即使我并不确定这是她真实的个性还是被生活磨练出来的一种技能。母亲嘴边经常挂着的一句话就是：她从来都不懂得对自己好，年轻的时候最重的最累的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现在年纪大了背也驼了，还是天天忙活，好像劳累是她与生俱来的使命和责任一样。闲来的某天晚上，她甚至以临终人的口气交代我说：万一她这身体有个什么问题，千万别花冤枉钱去医院治疗，医生都是骗子，有什么用呢。
说到这，我不得不提及一下我的父亲和姑姑。我的父亲十五岁时和木匠师傅学了点木工技术，没上初中就外出打工，进家具厂，每年只逢春节回来一次。这么多年来，钱虽然赚得不多，但也可以供我们自由花。而我的两个姑姑，她们倒是没学什么本领，甚至连做一些简单的裁缝工作也不会。但奶奶生的几个孩子，贵在都能吃苦。我两个姑姑进的是同一个电子厂，她们从之前的几百块一个月到现在的四五千一个月，在那个厂里待了二十多年。而我的两个姑父自然也都是正正经经的老实人。小姑父好点赌，原因是想在一年或几年内暴个小富，给年幼的儿子提供优质的生活。一大家子人，说不上有多好，至少还能过得上日子。
每年年底，姑姑和父亲给奶奶“结账”，奶奶总是做“亏本”的买卖，明明这个学年需要用两千，可她却只拿一千。还说什么已经够伙食了。每次姑姑都会把那余下来的一千块钱塞到她裤子口袋里，要不就急急忙忙的藏在她睡觉的席子下面。打小我就知道，但凡是她铁了心要拒绝的，定是会成功。就如姑姑每每回去，那推来推去的一千块终究是留不下来的。
那个时候我上初二，根本不懂一点事。心想着奶奶少拿了钱，就硬硬地来苦我们。如果早上我们每个人吃两块钱的包子，那多省事啊。午饭也可以买多一点的荤菜，那样总不至于奶奶她自己吃到最后只能倒菜碗里头的汤水吧。可我的奶奶从来没这么做过，她不仅要把我们整“苦”，还要死死地把自己往“苦”里整。
当然了，我也尝过“甜头”。那是一次严重感冒，发烧至40度，躺在那张几人挤的小床上，上不了学。“中午想吃点什么？”奶奶一把头伸到我眼前问到。“可以吃鸡和金针菇吗？”即便是生病，我也不放过任何可以大吃特吃的机会。我虚弱的看着奶奶说。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飘了。怎么可能会吃鸡，过年的时候才能有这种待遇呢！
还不到午饭时间，隔间的厨房里已经有鸡香了。没到一会，奶奶叫我起来吃鸡。虽然高烧在身，但这怎么也阻止不了我对吃鸡的狂热欲望。我尽全力地快速走到厨房，假惺惺的问奶奶是不是做给我吃的。
“快吃，等他们下课就吃不成了。”她以这样的方式和语气吓唬我。
这是在陪读的几年里唯一一次，我觉得吃得很幸福。那时候我十四岁。
一五年，也是冬天。那一年我高中即将毕业，快要进入大学。而我的父亲和姑姑也相继在县城里买了房。苦日子要走了，我自以为如此。我以为奶奶再也不会抠自己了，也不用在我们几个孩子身上替她的亲生孩子省了。
“你爸爸要买个车库啊......”，电话那头奶奶的声音如棒杵敲头，狠狠地打醒了我。
嘿，生而为人父母，他怎么忍心放弃苦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