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清季以來，西學東漸，人們對歷史的認知和理解發生了重要轉折。在中國史家的思想急劇轉變過程中，進化論影響之下的思維構成了史家思想世界的底色。嚴復所譯《天演論》在近代中國流傳雖廣，但對讀書人史學觀念發生直接或間接作用的卻是浮田和民的《史學原論》以及教科書之類的文本。藉助各種管道，諸如教科書、通俗讀物、報紙、學校教育等，與進化論有關的思想元素，傳播與擴散到各個角落，成為無所不在的思維方式，或隱或顯干預人們對歷史的認知以及行為選擇。歷史被視為猶如生物有機體，事實之間存在因果關係，由一個階段向上一個階段不斷爬升，環環相扣，層層遞進，形成一條線性發展的軌跡。歷史不是記載單數的人與事，而是複數的人群，導致一方面“重事輕人”成為史家之常識，亦成為評判史著高低之標準；另一方面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不是從普遍的人性善惡角度立論，而以所謂進化大勢為準則，順之者美善，逆之者醜惡。凡此種種思維方式，千差萬別，受影響者不盡全盤接受，更多的是選擇性攝取，甚至同受進化論影響的史家在觀念層面可能互相對立，並無同一性。受眾運用這類思維，很多場合並非是一種自覺意識，已內化為思維習慣。
19世紀末以來，西方、日本各種思想資源在中國的流佈，無形中對中國史學產生了極為顯著的影響，人們對史學的認知和理解發生了重要轉折，包括什麼是歷史，歷史寫什麼、怎麼寫，如何評論歷史人物與事件，如何解釋歷史等，皆與傳統史學分道揚鑣，呈現嶄新的面貌。經西學的洗禮，一般讀書人慾迴歸傳統歷史寫作模式，用傳統的歷史觀念思考歷史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國史家在思維層面的急劇轉變過程中，哪些域外資源發揮潛移默化的作用，其轉變的樣式又如何，先行研究對此討論不多，尚有深究的空間。①
廣告
全球史學史（第二版）作者：[美]格奧爾格·伊格爾斯，[美]蘇普里婭·穆赫吉，[美]王晴佳京東
一 《史學原論》
眾所周知，自從達爾文進化之說興，歷史觀念為之大變。進化論是中國史學從傳統向近代轉型過程中的重要思想資源，曾依託哪些媒介發揮作用？有關進化論的文本最出名的當然是嚴復所譯《天演論》，優勝劣敗、自然淘汰等觀念經常被運用於歷史解釋。②但是，如果重訪中國近代史學形成的脈絡，近代讀書人的歷史觀念和歷史寫作方式的轉變，似乎與《天演論》沒有顯著的直接關聯。“闡理則易為言，責事則難為力”，③抽象的理論經過多重轉換，用之於解釋中國歷史，欲達到方法與史料的圓融無礙，實踐要比宣稱難做得多。《天演論》被史家直接參考引用並不多，反而其他一些不起眼，乃至學術價值不高的西方、日本的譯本，起到了更為直接的作用。這類文本主要包括：(一)史學專書，如浮田和民《史學原論》、巴克爾(H.T.Buckle)《英國文明史》等；(二)與史學有一定關係的社會學、政治學、地理學、人類學等譯著，如斯賓塞(H.Spencer)《群學肄言》、甄克思(E.Jenks)《社會通詮》、吉丁斯(F.H.Giddings)《社會學提綱》、有賀長雄《社會進化論》等；(三)漢譯歷史教科書，尤其是東洋史、“支那史”教科書，直接成為讀書人敘述中國歷史的範本。以上這些譯著雖不是專門討論進化學說，但多以進化論闡述史學，或提出社會進化論，或以進化眼光撰述歷史，對中國史家的思維方式轉變產生無遠弗屆的影響。
浮田和民《史學原論》是20世紀初年在中國史學界最為風行的一本史學理論教材，集中闡述進化史觀，中國史家的思維方式直接或間接受此書的影響最大。對於歷史是什麼，浮田完全以進化的眼光理解，深刻形塑中國讀書人的歷史觀念。什麼是進化現象？“其變化有一定之次序，而生長而發達，是所謂進化的現象”。什麼是歷史現象？“凡今日如此，明日如彼，一見而不再見，而前進而生長而發達者，謂之歷史的現象”。因此，“歷史者，進化者也，故今日如此，明日即如彼。……歷史的事實有發達有生長，為進化之現象，而無循環之現象者也。反之為無發達、無生長、無進化者，決不能屬於歷史之範圍”。
關於人類與社會的關係，人類“其肉體則初無進化，其心意之自然的能力則初無進步”，有永久進化之狀勢是“社會上之知識及道德及組織”，所以“言歷史者，必意味之曰人類之歷史，而言人類之歷史者，必意味之曰社會之歷史也”。社會進化的最高階段即是國家，“國家者，社會之社會也，社會組織之進於完全者也，人間社會之最高等者也”。個人只有存在於社會、國家才有意義，故歷史是研究社會與國家的進化歷史，而不是個人的歷史。
歷史不是一堆事實的集合，所敘述的是“事實之變遷進化，非單獨孤立，而前後相連絡也。在於其能生髮事實也，前之事實為原因，後之事實為結果，前後之間，有生長有發達，而無斷絕。其現象也，以自單至復，自簡入繁，自同至異為原則。其範圍也，以進化的現象為範圍”。孤立的事實是沒有價值的事實，只有那些“能生長能發達能進化之事實，在能聯絡過去、現在、將來之事實”，才是有價值的事實。
人類社會進化的動力來自競爭，“夫生存競爭之結果，自禽獸而進於野蠻之域，自野蠻而進於文明之域，有進攻，無退守，由是而有如花如玉如美人如天仙之一新世界”。這是線性歷史觀的典型表述，歷史發展呈現出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的推進，由禽獸至野蠻，由野蠻至文明，有一個線性向上發展的歷程，有進無退，最終導向一個美善的境界。浮田說：“史學者，研究人類進化階級及法則之學也。”④不論對社會進步的階段做何種劃分，社會進化論皆強調人類歷史存在階段式的推進，猶如生物由一種形態進化為更高一級形態，井然有序。
進化論原本是從生物學領域中歸納出來的理論，英人斯賓塞把它泛化到社會領域，提出社會有機體理論，社會如同生物，亦存在生長、發展，整體內的各個部分互相依存，一部分的變化會影響到其他部分。浮田和民則把歷史視為有機體，如同社會、生物，有生長有發達，事實之間存在因果關係，環環相扣，由一個階段發展到更高一個階段，不斷上升。
《史學原論》在同一時間出現五種譯本，流傳頗廣，再經梁啟超《新史學》的間接傳播，以及其他新派學人的呼應，徹底改變了中國傳統讀書人“一治一亂”的循環史觀和“好古非今”的退化史觀，難怪時人驚歎“此等哲理夙為我國所未有夢見……一讀之下，只覺思想之奇橫，如養氣之刺激於腦，議論之警闢，如轟雷之盤旋於頂”。⑤足見對中國讀書人思維衝擊之大。當然，近代中國史家的思維形塑過程無疑錯綜複雜，《史學原論》只是諸多思想資源中較為重要的一端。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有新的思想輸入中國，對史家的觀念皆有所改造，但不可否認的是，進化論影響之下的思維構成了近代中國史家思想世界的底色。
二 “公理公例”
中國傳統史家缺乏追求公理公例的願望，故梁啟超批評舊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其事之何以生，其遠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響於他事或他日者若何，當得善果，當得惡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毫無生氣，讀之徒費腦力。”⑥這種“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的歷史，王國維視之為史料，不能說是歷史。⑦那麼，歷史應該是怎麼樣呢？歷史猶如生物有機體，敘述相互聯絡的事實，前為因後為果，孤立、單獨的事實則被排除在歷史之外，“歷史之要義，在於鉤稽人類之陳跡，以發見其進化之次第，務令首尾相貫，因果畢呈，晚近歷史之得漸成為科學者，其道由此”。⑧1902年王國維的老師日人藤田豐八指出歷史乃“有機團體”，強調“人類之史蹟前因後果，如連珠之不絕，若不明其中之關係，則數千年已往之陳跡，幻夢耳，浮雲耳，何意義之足雲”。⑨王國維完全接受這種觀念，他說：“自近世歷史為一科學，故事實之間不可無系統，抑無論何學，苟無系統之智識者，不可謂之科學”。⑩1902年梁啟超承襲浮田《史學原論》，發表《新史學》，提出“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11)歷史應講求因果關係，探尋公理公例，已然成為歷史書寫的一大宗旨。
歷史惟有講求因果關係，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才能增進人類的幸福。陳慶年明確指出：“近世歷史為一科學，序次事實不可無系統。”認為“治史而不言系統，綱紀亡矣”。(12)夏曾佑《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謂：“本編亦尊今文學者，惟其命意與國朝諸經師稍異，凡經義之變遷，皆以歷史因果之理解之，不專在講經也。”(13)1906年汪嶔《中國歷史講義》以為“聚無系統之智識，則不足成為一科學”，故所編之書，“自開卷以訖終編，其系統斟然若一，即每編每節，亦復相聯。故於人群之進化，事實之本末，旨一以貫之”。(14)又如相對保守的張運禮《中國歷史全書》主張歷史要考察“盛衰興旺之遞變，原因結果之相生”，這樣才能避免“斷爛朝報之譏”。(15)呂思勉向來強調史學研究“根本在於觀眾事之會通，以求其公例”。(16)近代史家多大程度上能呈現史事間的前因後果，頗可懷疑，但他們至少在宣稱以追求公理公例為目標。
在因果關係的基礎上提升為局部的公例，並以此解釋歷史現象。譬如，梁啟超認為“凡人群第一期之進化，必依河流而起，此萬國之所同也”，中國有黃河、長江兩大流，其位置、性質各殊，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為獨立發達之觀。(17)夏曾佑《中國古代史》說：“千古依賴，凡居中國之地者，南人之文化，必高於北人；南人之武勇，必劣於北人。故南人恆為北人所制，此殆地形、民族之公例然哉。”又謂：“古今人群進化之大例，必學說先開，而政治乃從其後。”(18)大多數史家視中外歷史發展如一，公理公例皆可適用，具有普世性。
中國史家如夏曾佑、劉師培、呂思勉，根據西方社會學、人類學的理論，整理中國歷史，從殘缺瑣屑的史料中作出一個系統的新穎解釋。劉師培寫有《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一文，指出關於“社會進化之階級言之最詳”的是《社會通詮》，通過解析中國字義，證明亦適用於中國歷史。他說“吾聞西儒社會學之言矣，人民進化之階級，始於圖騰，繼以宗法，而成於國家。圖騰之民事遊牧，宗法之民事耕稼，然圖騰之民莫不從事於戰鬥。及反求之中國古史，則神農以前華夏人民，大抵以遊牧為生”，無禮儀法制，因“生口日滋”，地力日蹙，“不得不出於相爭”。“種與種戰，族與族爭，日尋干戈，禍無寧日，死生之機，千鈞一髮。欲爭自存，不得不籌自衛，欲籌自衛，不得不習戎兵。故炎黃以前，民群尚武，與後世流為文弱者不同。”並以“我”字證明古時“個人以尚武為本”，以“族”字證古時“家族以尚武為重”，以“師”、“輩”等字證明古時“社會以尚武為主”，以“國”字證明古時“國家以尚武為本”(19)。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傾向，過於信仰西方理論，視為顛撲不破的真理。“只要中國古書中的記載，與之符合，即足證明中國民族之進化，合乎常態。反之，若中國的歷史不與這個臆說相符合，則必中國關於某‘階段’的史績，年代悠久，文獻無徵之故，社會進化論的本身，決不因不能應用到中國民族的進化史上來而稍可訾疑。”其論證的方式經常是演繹的，其表述的程式一般如“社會學家言……我國古代，似亦如此”、“社會學家言……徵諸我國書傳，亦多可見之”。時人批評呂思勉編著社會史講義中的《男女篇》，“先揀定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作為綱要，然後再來檢查中國的歷史，逢到與社會進化論相似或相合之處，抄札下來，作為佐證，著成此篇”。(20)
三 “進化之階級”
“歷史者何？所以載其演進發達之階級也”。(21)進化史觀強調人類歷史猶如有機體，進化歷程之中必經種種“階級”，由一個階段向上一個階段不斷爬升，向一個更高級的目標挺進，達到美善的境界，環環相扣，層層遞進，形成一條線性發展的軌跡，“人群進化，級級相嬗，譬如水流，前波後波，相續不斷，故進步無止境”。(22)而人類歷史進化是普世的，任何文明必須經過每個階段，“凡人群進化之階級，皆有一定……此數種時代(野蠻自由時代、貴族封建時代、君權極盛時代、文明自由時代)，無論何國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則而遞進者也。……凡國家必經過此四級時代而後完全成立，缺一不可焉”。(23)但是，“人類進化先後之秩序，各國皆同，惟各國進化之年代不必盡同”，(24)文明發展有先後，“此為萬國各族所必歷，但為時有遲速”，(25)為“歷代萬國之公例”，(26)“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進化之公例者也”。(27)
19世紀末20世紀初年，西方各種歷史發展圖式學說紛至沓來，流行較廣的如“石刀期—銅刀期—鐵刀期”、“圖騰社會—宗法社會—軍國社會”、“行國—居國”、“漁獵—畜牧—耕桑”等，這種大刀闊斧式地把人類歷史劃分若干階段，將紛繁複雜的人類文明簡化為公式，呈現出線性進化圖式，給人們提供了歷史書寫的框架。中國史家充分發揮對古代典籍熟稔的長處，按照公式尋找相應的歷史材料，建構出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的進化，以不逆乎人類歷史進化的公理公例。
石銅鐵三期論可能是最早傳人中國的歷史發展圖式(28)，對後來中國史家的歷史敘述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三期論”最早由寓華傳教士輸入中國，如1873年《地學淺釋》已介紹此說。至20世紀初，更多的文本論及三期論，使之成為人人皆知的常識。李思倫白(John Lambert Rees)譯輯的《萬國通史》(History of Ancient and Modern Nations，上海廣學會1900年出版)，前編卷一《太古志》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大抵皆經歷古石、新石、銅、鐵四代，然後漸而成今日之盛”。(29)時人謂此說“皆華人從未道及”。(30)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第七節“史以前之時代”專門介紹三期論，“物質上之公例，無論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學說為比例，以考中國史前之史，決不為過”。(31)然後梁氏引證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人類社會必須經過酋長、豪族、君主三期，這是“歷代萬國之公例”，並以此解釋中國歷史。新一代史家借用西方學者所提出的各種階段論，撰寫了不少新穎的歷史著作。譬如，周維翰的《西史綱目》(初函上古史20卷，上海經世文社，1901年)對階段論有充分的發揮。史前歷史按人類使用的器具可分為三級：“鐵級”、“銅級”、“石級”，而“石級”又分“精石級”和“粗石器”。古代人類經歷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從無衣無食、穴居野處的“初生之世”，漸次發展到“野番之世”、“酋長之世”、“君主之世”。(32)這種用階段論敘述歷史，給人印象深刻，“所闢新理多為前人所未言”。(33)嗣後，三期論被中國史家廣泛用於描述上古社會的演進，取代了以往荒誕無稽的古史神話。
英國甄克思(Edward Jenks，1861-1939)的《社會通詮》(A History of Politics，1900)，嚴復譯，商務印書館於1904年出版。這本小書首次向中國讀者展示了西方社會進化的軌跡，即由圖騰社會、宗法社會向軍國社會逐級向上演進的過程。嚴復在譯序說：“夫天下之群眾矣，夷考進化之階級，莫不始於圖騰，繼以宗法，而成於國家。方其為圖騰也，其民漁獵，至於宗法，其民耕稼，而二者之間，其相嬗而轉變者以遊牧。最後由宗法以進於國家，而二者之間，其相受而蛻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業大抵猶耕稼也。獨至國家，而後兵、農、工、商四者之民備具，而其群相生相養之事乃極盛，而大和強立，蕃衍而不可以尅滅。此其為序之信，若天之四時，若人身之童少壯老，期有遲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34)人類社會(政治形態、產業形態)進化的圖式即為：圖騰(漁獵—遊牧)—宗法(遊牧—耕稼)—封建(耕稼)—國家(兵農工商)。此四階段屬先後遞進發展的關係，由低級向高級爬升，人類社會毫無例外皆需經歷。我國讀者相信中國歷史演進亦循此軌轍，“據天演之公例，以考社會之階級；臚殊俗之制，以證社會之原理。其所以發明宗法社會者，謂由豢擾禽獸，至於人種群制，再進而為耕稼民族，又進而為工賈行社，雖言我國事絕少，然無一不與我國四千年來社會吻合”。(35)夏曾佑認為庖犧氏正為出漁獵社會，而進遊牧社會，“為進化必歷之階級”，神農氏處耕稼社會，“凡今日文明之國，其初必又由遊牧社會，以進入耕稼社會”，“天下萬國，其進化之級，莫不由此，而期有長短”。(36)
西方學界所提出的社會進化圖式並不一定完全被中國學者所採納，但這些圖式隱含了一種觀看歷史的思維方式，卻被許多人所接受。歷史應該表現出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推進，一個時代進化到另一個時代，後者優於前者，一浪推一浪，闡明“社會進化之階級”。(37)中國史家熱衷於歷史分期斷代，或受此影響。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強調：“世無一成不變之局，讀史者第當識其變遷，以明人民進化之階級，不必先立一成見也。”(38)呂思勉說：“歷史上社會進化，每呈一動一靜之觀”，(39)“任何一個社會，在已往，大都有個突飛猛晉的時期。隔著一個時期，就停滯不進了。再閱若干時，又可以突飛猛晉起來。已而復歸於停滯。如此更互不已。”(40)中國舊史以朝代分期，在時間脈絡中，不易呈現歷史的轉折、進化之跡，與進化史觀的階段論有本質的不同。“斷代者，徒為君主易姓之符號，是朝史而非國史，謂為二十四朝之家譜，又豈過歟？故今後之作史，必不當斷代，而不嫌斷代，如上古、中古、近古之類，藉以考民族變遷之跡焉。”(41)因此，新史家寫作歷史經常刻意呈現歷史的波瀾起伏，一系列的轉折構成一幅步步上升的歷史畫面，給人一種演進感，而不是靜止停滯的。
梁啟超受桑原騭藏《東洋史要》啟示，把中國歷史分為三期，提出著名的“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層層遞進，不斷向外擴張。夏曾佑《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發明“三世七時代”：傳疑時代、化成時代、極升時代、中衰時代、復盛時代、退化時代、更化時代，繫於上古、中古、近世之下，著重於各個時代的演化。後來大部分中國歷史敘述強調分期，放棄以朝斷代的做法，讓中國歷史呈現出不斷向前發展的總體趨勢，無疑與階段論的歷史思維有淵源關係。
四 “多數之歷史”
20世紀中西史學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徵即是具體單個人在歷史中的隱退，(42)這一取向與中國以“人”為中心的紀傳史學截然不同。中國近代史學之所以與國際接軌，不能不說受到西方尤其是社會進化論的影響。對晚清學術界影響最大的西人是英國的斯賓塞。他雖不是史學家，但是他的史學觀念卻被梁啟超稱譽為“教人以作史讀史之方”，(43)對中國近代史學取向有關鍵性的作用。斯氏曾暗諷以往舊史近乎帝王傳記，提出“鄰貓生子”的比喻，在中國史學界流傳廣遠。斯氏《教育論》(On Education)第一章“什麼是最有價值的知識”(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最初發表於1859年《威斯敏斯特評論》(Westminster Review)(44)，顏永京譯為中文，題名《肄業要覽》，上海格致書室1882年出版。他反對寫少數人的歷史，主張歷史應該寫政府、宗教、階級、風俗、迷信、法律、習慣、格言等廣義上的文化史或文明史。具體個人被群體化，“把人的動作藏在事裡頭”，(45)見事不見人。梁啟超對《肄業要覽》推崇有加，直接啟發他後來提出著名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姓家譜”說法。
王國維同樣批評舊史關注於帝王將相事蹟，“二十餘代載籍如海，欲藉此以知一時之政治、風俗、學術，譬諸石層千仞，所存疆石不過一二，其他卷帙紛綸，只為帝王將相狀事實作譜系，信如斯賓塞氏‘東家產貓’之喻，事非不實，其不關體要亦已甚矣”。(46)1903年留日學生曾鯤化所著的《中國歷史》，尤其強調“國民”在歷史中應有之地位，批判“所謂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等書，皆數千年王家年譜、軍人戰記，非我國民全部歷代競爭進化之國史也”。(47)素有舊學根柢的王舟瑤亦同情於新史家的批判，“今之言新史者，動謂中國無史學，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其言雖過，卻有原因”，舊史“重君而輕民，陳古而略今，正閏之爭，無關事實，紀傳累卷，有似志銘，鮮特別之精神，礙人群之進化”。(48)
斯賓塞的史學思想亦流傳到日本，浮田和民《史學原論》接受之。浮田引用英國史學家阿諾德(Arnold Thomas，1795-1842)“歷史者，社會之傳記也”，謂之“頗近真理”。傳記與歷史“判然各殊”：“蓋謂傳記者，所以記個人之生活；歷史者，所以記社會之生活也。雖所謂社會者由個人所組織，然個人與個人之間，於個人的志望、個人的利益外，更有公共之志望與公共之利益存焉。歷史之所宜考究者在此也。故歷史云云者，宜認為社會之歷史，如文學社會、商業社會、宗教社會之歷史云云者。宜認為普通公共之要素所存之歷史，如苟無關於歷史公共，則謂之傳記則可，謂之歷史則不可。且約而言之，則可雲傳記者，個人之歷史；歷史者，社會之傳記焉”。(49)梁啟超無疑承襲了浮田的觀點，強調“善為史者，以人物為歷史之材料，不聞以歷史為人物之畫像；以人物為時代之代表，不聞以時代為人物之附屬”。(50)所以，單個具體的人物不再是歷史書寫的對象，群體化的人“事”始為歷史的主體。彼時新史家所鼓吹的“民史”，不是為某一人寫專傳，亦不是為某一群人寫列傳，而是敘述制度、學術、宗教、技藝、產業、風俗等“進化之狀”。鄧實曾計劃寫一部民史，擬定目錄有種族史、語言文字史、風俗史、宗教史、學術史、教育史、地理史、戶口史、實業史、人物史、民政史、交通史，雖謂之“民史”，卻見不到具體人物，即使“人物史”一項，已抽象為類別。恰恰是這種沒有“人”的歷史，被早年梁啟超稱許為“史裁之正軌”。(51)
“人群”、“社會”引入歷史，則要求歷史書寫從單數向複數的轉變，不再記載個人、專寫帝王將相，應該敘述一個群體發展的歷史。歷史不是單數個人與事的記載，應該闡述複數人與人、事與事、群體與群體內部的有機關係，進而發現其中的公理公例。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批評傳統史書“詳於君臣而略於人民，詳於事跡而略於典制”，所以，他要寫歷代政體之異同、種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綱、社會進化之階級、學術進退之大勢。(52)又如夏曾佑《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於“一家一人之事，則無不從略”，而詳述“為一代興亡之所繫者”、“關乎外國者”、“關乎社會者”。(53)曾鯤化《中國歷史》敘述“古今人群進化之大勢，盛衰隆替之原因結果，及萬般社會之重要事實，為獨一無二之主腦”。(54)1906年汪嶔的《中國歷史講義》“重社會而輕個人，其不涉於社會者，皆從略”，(55)這樣的歷史“使讀者展卷而生愛國心，掩卷而滴憂國淚，庶不悖於國史之名義歟”。(56)
如果歷史是“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那麼傳統的編年體和紀傳體確實難以實現這個目標，唯獨與章節體相似的紀事本末體或能滿足此需要。譬如，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用“區分時代”與“分析事類”的方法，用篇、章、節的方式安排史事，以時間先後順序敘述同一類事件或問題，縱橫交錯，增強事件間的聯繫感，也更易於解析事件產生、發展、變化的因果關係。章節體被廣泛採用，正配合了中國史學“人的隱退”取向。紀傳史學由中心退為邊緣，最根本的原因是社會進化論引入歷史，使史學觀念發生革命性的改變，“重事輕人”成為史家之常識，亦成為評判史著高低之標準。1940年代呂思勉出版《中國通史》兩冊，體裁別緻，上冊分類專述文化現象，下冊則按時代略述政治大事，敘論兼顧，但無具體人物，純從社會科學的立場上，批評中國的文化和制度，被讚譽為“極多石破驚天的新理論”。(57)如此，傳統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歷史寫作模式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以人群(社會)進化為中心的章節體歷史寫作模式，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的主流趨勢。
“人的隱退”取向，即使沒有梁啟超的鼓吹，也很難挽回時趨，但並不是說無人反思。1920年代，梁啟超的很多想法跟早年非常不同，以前他肆意攻擊以人為主的正史，而後來他卻主張寫“人的專史”，以人物作本位編專史，這是他思想日趨成熟的表現。他說：“每一時代中須尋出代表的人物，把種種有關的事變都歸納到他身上。一方面看時勢及環境如何影響到他的行為，一方面看他的行為又如何使時勢及環境變化。”(58)做中國通史可以用紀傳體做一百篇傳來包括全部歷史，以一人做一代的中心，同時同類的事情和前後有關的事情都擺在一傳內，這樣分門別類撰寫一百篇傳，“盡能包括中國全部文化的歷史”。(59)梁氏主張用傳記寫通史，是他對自己早年過激言論的一種糾偏。錢穆對歷史“重事輕人”取向也有所反思，“歷史講人事，人事該以人為主，事為副。非有人生，何來人事？……今天我們一切學術教育都學西洋，因此學校講歷史，都重事，不重人。如講楚漢戰爭，漢高祖怎樣打項羽？固然要講到人，但只以事為主。……思想要有事實表現，事背後要有人主持。如果沒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論都是空的，靠不住的。”(60)然而，時風已成，“重事輕人”似為學院史學的“預流”。到了抗戰時期由於需要改進歷史教育，時人才意識到“人”的重要，紀傳史學一度有復興的跡象。
五 世運與善惡
既然歷史書寫的對象是人群、國家的歷史，而不是“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61)那麼涉及評價歷史人物或事件，就不能如舊史家以單個人物和事件的善惡為標準，而應以是否順應歷史進化之大勢為準則，順之者美善，逆之者醜惡。浮田和民《史學原論》說：“雖述一奸雄之事蹟，然僅以憎惡之情寫之，尚未合曆史家之資格，必也為之代表其同情乎。……譬如以反於人情之制度，而顧能行之於社會之上者，則當時必曾度其社會之可行與否也亦明矣。故準今日之事情，雖有不可不排斥者，而苟不以社會幾分的同情觀察之，則終不能謂正當之解釋。”(62)換言之，孤立評價歷史人物之善惡是沒有意義的，只有安頓於社會進化秩序中才能正確估量其價值。梁啟超受他的影響，也有相類的看法：
善為史者，必無暇齗齗焉褒貶一二人，亦決不肯齗齗焉褒貶一二人。……吾以為一民族之進化墮落，其原因決不在一二人。……中國史家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惡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團體之善焉、惡焉、功焉、罪焉。以此牖民，此群治所以終不進也。(63)
舊史家駕輕就熟以春秋微言大義褒貶歷史人物和事件，但以社會進化的眼光評論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則是陌生的。但是，晚清以來經過進化論潛移默化的薰陶，中國讀書人慢慢地接受、習慣用進化維度評論人與事，從歷史發展大勢解釋歷史人物的行為，而對舊史家所特別在意的善惡，不僅忽視，反過來還批判以倫理道德褒貶人物的做法。
1932年胡哲敷已經非常習慣用社會的視角評論歷史，他說：“個人是全體社會的一個細胞，集合全數細胞而成一個有機體的社會，牽一髮而全身動，個人與社會固是息息相關，不可分隔。個人的美惡，應該完全拿社會做標準。換句話說，個人的一言一行，都要與全部社群發生好像才能稱之為美。所謂與全部社群發生好像者，倒也不一定要在當時當地的兌現。有些言行在當時為舊勢力或惡勢力所阻礙至後世始見其價值者，則其美的價值仍不稍損，孔子、孟子道不行於當時，功不朽於萬世。”舊史家評論歷史，多半忽於社會全體，以個人的成敗得失計算，所以一篇傳記大概記個人得失榮枯之經過，所論列的是非，亦多以此為衡。所以胡氏為秦始皇、隋煬帝平反，認為“萬里長城，數千裡運河，功用至今不衰，雖當時犧牲了若干人民，但拿整個歷史，整個民族計算，這兩件事畢竟是值得的。”(64)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他不是從普遍的人性善惡角度立論，即舊史講褒貶，以善人為法，惡人為戒，而是從冷冰冰的所謂“整個歷史”、“整個民族”是否受益為出發點，對個人行為“不致有過分的苛責”，(65)那些“若干人民”的生命、價值、尊嚴在滾滾歷史洪流中皆微不足道。
以秦始皇為例，舊史家對秦始皇所推行的事業，尤其嚴刑峻法、修長城、焚書坑儒等，頗多非議。然而，從社會進化的角度看，秦始皇所作所為卻是積極進步的。日本文明史家田口卯吉曾給秦始皇平反，“秦之苛政，專歸於始皇之度量狹隘，則未盡然也。蓋開化史者，所以窮歷代興廢之由，而詳時勢變遷之跡，一代之制度法治，有時勢使之然，非一人之力所能致者也”。(66)國內史家亦從“時勢”角度為秦始皇辯解。呂思勉肯定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銷燬兵器、統一度量衡和文字、遷徙富豪，是“時代所要求”、“時勢所要求”，是“變古”，順應時代的潮流。惟獨焚書坑儒，是“復古”的，都是西周以前“學術官守，合而為一”的舊思想，“無道”到極點。(67)之所以說秦始皇無道，並不在於坑殺多少儒生，而在於“復古”，違背了時代潮流。嗣後呂氏更反對把秦始皇說成暴君，把他的好處一筆抹殺，“其實這是冤枉的”，“他的政治實在是抱有一種偉大的理想的”。(68)呂氏之所以有此見，是他一貫主張用進化眼光看歷史的結果。(69)陳登原《中國文化史》也為秦始皇辯護，“蓋焚坑之舉，原亦時勢逼成。世多以此獨罪秦皇，非篤論也”。(70)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強調秦始皇之所以能做到中央集權，“正因為歷史推動他這樣做，所以順利的完成了他的願望。……漢朝繼承秦制，一般儒生卻開口就斥秦朝的不是，後世政論家又跟著漢儒說話，其實中國封建制度的發展，到嬴政才轉上新的階段，而這些人又正是這種制度的擁護者。”(71)正因為秦始皇的事業推動了中國歷史由一個階段進步到另一個階段，即使他的行為本身極為惡劣，但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扮演了推手的角色，則其價值反而是正面積極的。翦伯贊說：“每一個歷史上的反動行動單獨地或孤立地看來，是反動的；但若把他統一到整個歷史發展的行程上去看，他或多或少總是具有一些進步性的。”(72)如此一來，中國歷史上許多人物和事件的評判，與舊史家出入甚大。以是否推動社會進步作為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標準，淡化人性的普世價值，成為進化史觀乃至唯物史觀的顯著特徵。錢穆對此種取向有所批評，他說：“讀史而不注重人物，斷難把握社會的重心。注重人物，應該能識別其賢奸智愚，人物的賢奸智愚，影響到人事之成敗利害。任何一個時期人事的最後責任，即屬於其時代之人物，人物應切實負人事之重責。”(73)注重人物的“賢奸智愚”，恰恰是新派史家所反對的。
以某人某事之所以成敗，取決於是否符合進化大勢，時常成為人們一種程式化的表述。孫中山有一經典語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呂思勉說：“近人每好言著中國通史，吾不知其所謂‘通’者，其定義若何，若仍如《通志》之所謂通，吾敢決其必失敗，以其於學術進化之趨勢相反也。”(74)問題在於，誰來定義“世界潮流”、“學術進化之趨勢”是什麼？這些好像是不證自明的真理，放諸四海皆準。誰掌握了話語權，常以歷史真理為標榜，對不同聲音者採取打壓、排斥，形成一種強勢論述。呂思勉《中國通史》謂“社會科學上的定律，和自然科學上的定律一樣固定，決不會有例外。”(75)語氣如此決絕，此種非此即彼的思維，不能不說受進化論的影響。
藉助各種管道，諸如教科書、通俗讀物、報紙、學校教育等，與進化論有關的思想元素，傳佈與擴散到各個角落，形成無所不在的思維方式，或隱或顯干預人們對歷史的認知以及行為選擇。人們潛移默化地接受和運用這類思維，很多場合並非是一種自覺的意識。上文所討論到的，如歷史背後有因果關係，歷史存在階段性變化，單獨個人的隱退，評論歷史缺乏人性維度等，只是思維方式受進化論影響所表現的諸多樣式之一，其形式甚為繁複。進化論強調古今相聯又相異，“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於古人證其因，即無以知其夷險”。(76)因為要了解任何事物，必須追溯其過往，“現在是不能說明現在的。要說明現在，必須溯其原於已往。……既然現在的性質，都系從前所賦與，則要明白後一段事情，必須追求其前一段”。(77)就觀察事物的方法而言，便發生了一種“歷史的態度”，即是研究事物如何發生，怎樣來的，怎樣的到現在的樣子。這種“態度”也是“方法”，即胡適所謂的“祖孫的方法”。同樣受進化論的影響，它也會產生另一種“逆時思維”，即從當下現實需要出發(果)，逆推已往，尋找一個似乎合理的“因”。現實社會生活的幸與不幸，都是過去造成的，把責任都推卸給了歷史，便會出現錢穆所擔心的，“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78)又因今勝於古，自然難以對以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輕蔑傳統，對現在和未來盲目樂觀和自信，錢穆斥之為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79)
進化史觀強調過去、現在、未來彼此相聯，瞭解過去，是為了知道現在，指導未來，換言之，未來並不是不可捉摸的，而且通過研究過去，可以知道未來的趨勢。作為歷史學家，具有雙重任務，在知識層面，要善於發現“進化之公理公例”，在實踐層面，史家的責任是“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於無疆”。史家不是為了知識而知識，“非欲以為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來者焉”。(80)正因為歷史為解決現在問題、指引將來道路有如此大的作用，所以梁啟超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史家不僅是歷史的書寫者，同時也是歷史的創造者。歷史研究者不是抽離於歷史，而是要探索歷史趨勢，然後參與到歷史過程中，推動趨勢儘早實現。這一觀念到左翼史家那裡又有進一步發展，翦伯贊明確指出：“我們研究歷史，不是為了宣揚我們的祖先，而是為了啟示我們正在被壓抑中的活著的人類；不是為了說明歷史而研究歷史，反之，是為了改變歷史而研究歷史。”(81)唯物史觀一個核心歷史架構即五階段論：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范文瀾說史學家的任務，不僅要“把握社會發展的基本法則”，而且要根據法則所揭示的社會發展的階段，“順利地推動社會向一定目標前進”，這個目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乃至最後的共產主義社會。所以他強調“研究中國歷史，是每一個進步中國人民應負的責任”。(82)這幾乎是梁啟超所說“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飢食，一刻不容緩者也”(83)之翻版。
需要指出的是，受進化論影響的思維方式雖大行其道，但受眾所表現的樣式則千差萬別，或選擇性接受，或互相對立，並無同一性。譬如，柳詒徵接受進化論者通常的論述：“歷史之學，最重因果。人事不能有因而無果，亦不能有果而無因。治歷史者，職在綜合人類過去時代複雜之事實，推求其因果而為之解析，以詔示來茲，舍此無所謂史學也。”但他又說：“歷史的事實，有些是有因果的，有些又無因果。”(84)對於公理公例，柳氏承認歷史有階段性變化，但他主張“歷史只有蛻化，沒有甚麼進化和退化”，與時人看法不同，曾被嘲笑沒有常識，連達爾文的進化論都不知道。“五四”時期德人杜裡舒來華講學，也主張歷史蛻化，被他引為同道。(85)柳氏不僅不認為人類歷史發展階段具有價值指向性，而且未必具有普世性。“人類之動作，有共同之軌轍，亦有特殊之蛻變”，所以，他的治史目標，“一以求人類演進之通則，一以明吾民獨造之真際”。(86)強調中西曆史經驗的獨特性，是柳氏一以貫之的看法。關於歷史應該寫複數的國民歷史，當年梁啟超登高一呼，四方響應，但也有不同的聲音。1906年劉乃晟的《中國歷史課本》批評：“自新學勃興，言歷史者，動謂吾國舊史，大抵一姓帝王之私譜，於所謂民族史、國史之新義不相合，乃競取小說雜記之所言，牽引附會，編次成書，求合於歷史學之新義，此亦近今之通敝也。”自唐虞以來，皆以國土為君主之所有，故往者史家，皆以一姓統全國，因此《中國歷史課本》“皆以帝王為綱”。(87)關於歷史分期，受進化論的影響，大多數史家採用上古、中古、近世區分法，但李泰棻《中國史綱》、陳恭祿《中國史》同受進化論的影響，卻仍然主張以朝代分期。因為他們認為上古、中古、近世區分只適合於西歐歷史，若用之於中國歷史，則削足適履，武斷牽強。
總之，經過進化論的思想改造，形成了新的強勢話語，而原先那些屬於主流的話語，逐漸被邊緣化，斥為“異端”，視為落後過時，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隱而不彰。隨著時間推移，當史家自我審視線性思維的不足，有些“異端”聲音始被人所注意，彰顯出思想的魅力。
註釋：
①本文的構思深受臺灣王汎森《近代中國的線性歷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見氏著：《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一文的啟發，特此說明。同時感謝匿名評審專家所提出的修改意見。
②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4頁)謂：“循夫優勝劣敗之理，服從強權，遂為世界之公例。威力所及，舉世風靡，弱肉強食，視為公義。於是有具智、仁、勇者出，發明一種反抗強權之學說，以扶弱而抑強，此宗教之所以興，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
③蕭一山：《清代通史·梁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第5頁。
④以上關於浮田和民《史學原論》的引文，皆見鄔國義編校：《史學通論》四種之李浩生譯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⑤見《中外日報》1903年3月13日《史學通論》出版廣告。
⑥(11)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文集》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第99頁；第104頁。
⑦⑩王國維：《東洋史要·序》，上海：東文學社，1898年。
⑧汪榮寶：《本朝史講義·緒論》，北京：京師學務處官書局，1906年。
⑨[日]藤田豐八：《泰西通史序》，上海：文明書局，1902年；又見《政藝通報》第13期，中篇：“史學文編”，1902年9月2日。
(12)陳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卷1，武昌：兩湖文高學堂，1903年，第10頁。
(13)(18)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第362頁；第21、193頁。
(14)汪嶔：《中國歷史講義·例》，南昌：普益書局，1906年。
(15)張運禮：《新編中國歷史全書·凡例》，上海：商務印書館，1910年。
(16)呂思勉：《國立瀋陽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中國歷史講義》，見李永圻、張耕華編撰：《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42頁。
(17)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文集》第3冊，第17-18頁。
(19)劉師培：《論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國》，《劉申叔遺書》(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1563頁。
(20)李永圻等：《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第363頁。
(21)[英]甄克思：《社會通詮》，嚴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5頁。
(22)梁啟超：《過渡時代》，《飲冰室文集》第3冊，第27頁。
(23)梁啟超：《堯舜為中國中央君權濫觴考》，《飲冰室文集》第3冊，第25-27頁。
(24)吳淵民編譯：《史學通義》，《學報》第1年第1號，1907年2月13日。
(25)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第15頁。
(26)梁啟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文集》第3冊，第10頁；第9-10頁。
(27)梁啟超：《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飲冰室文集》第4冊，第59頁。
(28)1819年丹麥皇家博物館館長湯姆森(C.J.Thomsen，1788-1865)從館藏的史前古物著眼，提出了著名的“三期論”，認為史前時代的丹麥經歷了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三個時期，奠定了史前考古學研究的基礎。
(29)[英]李思倫白輯譯：《萬國通史前編》，《太古志》卷，蔡爾康等筆述。
(30)見《申報》1901年1月5日廣學會精譯大字本《萬國通史前編》出版廣告。
(31)梁啟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文集》第3冊，第10頁；第9-10頁。
(32)周維翰：《西史綱目》第2卷，上海：經世文社，1901年，第10-11頁。
(33)佚名：《書西史綱目後》，《中外日報》1901年12月14日。
(34)嚴復：《社會通詮·譯者序》。
(35)《東方雜誌》1904年第1卷第1期，“新書介紹”欄。
(36)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第15-17頁。
(37)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凡例》，《劉申叔遺書》(下)，第2177頁。
(38)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204頁。
(39)李永圻等：《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第449頁。
(40)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1944)，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5頁。
(41)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國粹學報》1905年第1年第6期。
(42)如果說史學可區分精英(學院)史學和大眾(民間)史學，所謂“人的隱退”主要表現在學院史學，而在民間史學，以人為中心的紀傳史學一直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43)(50)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文集》第3冊，第99頁；第98頁。
(44)[英]赫·斯賓塞：《斯賓塞教育論著選》，胡毅、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6-78頁。
(45)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73頁。
(46)王國維：《重刻支那通史序》，上海：東文學社，1899年。
(47)橫陽翼天氏：《中國歷史》第一章，東京：東新譯社，1903年。
(48)王舟瑤：《京師大學堂中國通史講義》(貳編)，《論讀史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
(49)[日]浮田和民講述，鄔國義編校：《史學通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58頁。
(51)梁啟超：《變法通議》，《飲冰室文集》第1冊，第70頁。
(52)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凡例》，《劉申叔遺書》(下)，第2177頁。
(53)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第二篇《凡例》，第6頁。
(54)橫陽翼天氏：《中國歷史》第一章。
(55)汪嶔：《中國歷史講義·例》。
(56)見汪嶔：《中國歷史講義》封面提要文字。
(57)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7頁。
(58)(59)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74頁；第235-237頁。
(60)錢穆：《國史新論》，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第297-298頁。
(61)梁啟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文集》第3冊，第1頁。
(62)[日]浮田和民講述，鄔國義編校：《史學通論》，第112頁。
(63)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文集》第3冊，第119頁。
(64)胡哲敷：《傳記與社群在中小學歷史教材上的地位》，《中華教育界》1932年第19卷第9期。
(65)胡適：《杜威先生與中國》，《胡適全集》(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1頁。
(66)[日]田口卯吉：《中國文明小史》，劉陶譯，上海：廣智書局，1903年，第43頁。
(67)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二)，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第1-5頁。
(68)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第348頁。
(69)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一)，第23頁。
(70)陳登原：《中國文化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0頁。
(71)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上海聯合發行所，1949年，第95、98頁。
(72)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群眾、領袖與歷史(再版代序)》，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頁。
(73)錢穆：《歷史與教育》，《歷史教育》1937年第2期。
(74)李永圻等：《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第28頁。
(75)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第82頁。
(76)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敘》，第3頁。
(77)呂思勉：《初中教本本國史》第1冊，上海：中學生書局，1935年，第1-2頁。
(78)錢穆：《國史大綱·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5-6頁。
(79)錢穆：《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國史大綱》上冊，第1頁。
(80)(83)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文集》第3冊，第105頁；第101頁。
(81)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緒論》。
(82)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序》。
(84)柳詒徵：《歷史之知識》(1925)，《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4頁。
(85)田楚僑：《中國文化的一個商榷》，《時事新報·學燈》1924年3月11日。柳詒徵：《從歷史上求民族復興之路》(《國風》1934年第5卷第1期)說：“我相信進化的學說，我也不專主張進化，因為歷史上的事實，看起來有進化的，有退化的，不能一概而論。……我是喜歡叩其兩端的，一面要看進化的，一面要知道退化的。”
(86)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第1頁。
(87)《重印中國歷史課本敘》，見劉乃晟：《中國歷史課本》，瀋陽：奉天學務處，1906年。
原文出處：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