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書妍
加繆作品中的兩大主題“荒誕”與“反抗”是遞進關係：首先要發現荒誕，這是出發點；然後反抗荒誕，即面對荒誕應該採取的態度——即在荒誕中奮起反抗。
加繆在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初，以神話為象徵，分別創作了“荒誕”和“反抗”為主題的兩組作品：
1、40年代初至40年代中期的“荒誕”主題，以西西弗神話為象徵，代表作品有1942年的小說《局外人》，哲學隨筆《西西弗神話》；1945年的劇本《加利古拉》和《誤會》。
2、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的“反抗”主題，以普羅米修斯神話作為象徵，包括1947年的小說《鼠疫》，劇本有1945年的《戒嚴》和1950年的《正義者》，以及1951年的哲學隨筆《反抗者》。
這裡補充說一點，加繆還想以涅墨西斯神話作為象徵，再創作一組以“節制”為主題的作品，但後因車禍意外去世而沒能完成，只留下一份未完成的手稿《第一個人》。我將從以上兩組作品出發，回答問題。
01 發現荒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類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嚴峻的命運考驗，民主、科學、理性的衰退，人的尊嚴的喪失，導致了西方社會猶如一片“荒原”一樣，信仰迷失。
此時，西方很大一批作家都站在了尼采宣稱的“上帝死了”的這面旗幟下。加繆則更近一步，他用“荒誕”來描述這種信仰危機日趨嚴重的西方社會。
第一組作品中的“荒誕”主題，加繆又把它叫做“否定”，目的是想把世界的荒誕性充分顯露於世人，充分展示現實生活的荒誕性，想讓人們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旨在解決一個清醒的意識的問題。
加繆認為發現荒誕的關鍵在於意識的復甦，若沒有意識的復甦，整日沉湎於機械重複的生活卻麻木不仁，是難以發現荒誕的。
比如，在他的哲學隨筆《西西弗神話》中，加繆就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人手來揭示荒誕：
“起床，乘電車，工作四小時，吃飯，睡覺；星期一、二、三、四、五、六，依照同樣的節奏重複下去。一旦某一天，為什麼的問題被提出來，一切就從這帶點驚奇味道的厭倦開始了：開始是至關重要的。厭倦產生於一種機械麻木生活之後，但它同時啟發了意識的運動”。再如，在劇本《加利古拉》中，具有荒誕感且看透了人生的皇帝加利古拉，為了把他的臣民們從他們習以為常的渾渾噩噩的生活中驚醒，他不惜憑藉自己皇帝的權威，橫施暴虐，以期用“惡”的強刺激來喚醒他們的麻木意識。
荒誕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生活在荒誕之中，卻意識不到這一點，對於人來說這才是最可悲的。在這組作品中，加繆著重闡述的就是這種對生活的荒誕性要有清醒意識。
《西西弗神話》就是加繆這一觀點的最直接的體現。在加繆筆下，西西弗的荒誕命運，可以說包孕了人類苦難命運的全部內容：
西西弗被眾神判罰苦役，推巨石上山，巨石被推上山，又滾落下來，西西弗就這樣一遍又一遍地推巨石上山，揹負著那既無效又永無止境的勞投。
然而在加繆筆下，這個古老的神話故事一掃悲觀色彩，而成為一曲讚頌人敢於正視荒誕的命運，同時對荒誕的命運表示出蔑視的悲壯讚歌，如他說寫：
“如果說這神話是悲壯的，那是因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識的”。“這種清醒意識給西西弗帶來的痛苦，同時也造成了他的勝利。沒有任何命運不是被輕蔑所戰勝的”。發現生活的荒誕性首先是人要有清醒的意識，而後人又不得不繼續生活在荒誕之中，更需要依靠清醒的意識來獲取一種堅韌的精神力，才可能像西西弗那樣，既揹負著沉的命運，同時又不被它所壓倒，西西弗對自己的苦難處境有著清醒的意識，因為：
“他高於他的命運，他比那巨石更強大”。清醒的意識引導西西弗達到了徹悟的境界，此時西西弗無所畏懼，他反抗眾神，他向命運挑戰，向死亡挑戰，他比任何時候都更要熱愛生命，熱愛必須為之付出代價的這片土地。
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推巨石上山的苦役中，憂傷在登頂峰的鬥爭中化為歡樂，痛苦的蔑視命運的瞬問變成幸福。因為：
“幸福和荒誕是同一塊土地的兩個兒子……西西弗教給人的就是這種至高無上的忠誠：否定神祗，舉起巨石”。這就是加繆希望通過《西西弗神話》給我們的啟示。存在主義文學的帶頭大哥薩特曾評價加繆說：
“加繆先生把荒誕概念和荒誕感區分開來，他指出，荒誕感並不等於荒誕概念，荒誕感以荒誕概念為基礎。《西西弗神話》就是旨在給我們一個荒誕概念，而《局外人》則想讓我們體會到荒誕感。兩部作品一前一後推出也似乎證實了這種假設。首先推出的《局外人》在無任何評論的前提下，立刻讓我們置身於一種荒誕的氛圍之中；爾後推出的哲學隨筆，才來解釋背景。”
在加繆筆下，荒誕概念的第一層含義是荒誕是人與世界的分離和衝突。具有清醒意識的人開始思索生活的意義，觀察周圍的人和物，他從年歲的增長，發現時間對人構成的威脅。
生命在時間的流逝中消耗掉，人意識到了生命的極限“死亡”；他從物質世界的沉默，發現了它的敵意，它的陌生性和它的“厚度”；他從人本身可笑而又無法理解的行為和動作中發現人與人之問的隔膜，人的非人性。
這樣就形成了有理性的人與無理性的世界之間的衝突。有理性的人追求對一切事物的明晰而又統一的解答，無理性的多樣化的世界對此報之以沉默，這二者之間的矛盾衝突就是荒誕。
他在《西西弗神話》中說：
“荒誕是無理性的世界與人的內心深處迴盪的強烈渴求光明的呼喚之衝突”，“荒誕既依賴於人，也依賴於世界，日前它是連接二者的唯一紐帶。”“荒誕”第二層含義是：荒誕，就是沒有上帝的罪孽，這就是尼采所說的“上帝死了”。
人的思想總是渴望對一切都有合情合理的解釋，然而被認為是人與世界之間的關係的紐帶的上帝的死去，使人的這種願望僅僅從精神上得到滿足的可能性也不復存在了。
加繆認為：
“一個哪怕能用歪理去解釋的世界，也足一個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裡，人就感到自己是一個陌生人……上帝的消失不可避免地要導向謊誕。”人一旦具有了荒誕感，就會發現世界原來是荒誕的，人都是要死的，生活本身是無意義的，原因何在？就是人賴以生存，賴以寄託希望的精神支柱“上帝”垮了，原先籠罩在生活表面的，由圍繞著上帝而編織出來的帷幕被撕開了，露出生活的本來面目，人由於失去宗教信仰而對人生與世界產生了荒誕感。
所以加繆認為，人最初意識到荒誕時是很痛苦的，是“最令人心碎的激情”。具有荒誕感的人發現，上帝原來是人創造出來的。所以，加繆說：
“是我們創造了上帝，上帝並不是創世者。”人們自己造出來的偶像，現在到了人自己必須把它砸碎的時候。
進入20世紀時，西方人面對複雜而又令人迷惘的現實，深感基督教所宣揚的教義已經無能為力，傳統的價值觀念嚴重束縛了人去適應現代化的經濟生活，人不再能靠上帝的謊言去活著，現代人的自主意識在人的思想解放的呼聲中逐漸加強。
所以，加繆說：
“假如上帝存在，一切取決於它，而我們絲毫不能違背它的意志。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取決於我們”。“上帝死了”，人第一次獨立地去正視自己的命運，完全孤立無援地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人在精神上再無任何避難所可言。這一獨立不僅是痛苦的，而且需要有極大的勇氣才可能生活下去。正是這種被加繆稱之為“痛苦的獨立”引出了荒誕感。
《誤會》話劇劇照
因上帝的消失而引起人的痛苦，是加繆的作品中經常出現的主題。比如，在劇本《誤會》中，少女瑪爾塔就是反抗上帝的人，她勸她的嫂嫂加入反抗上帝的行列時，後者痛苦地喊道：
“哦，我的上帝！我怎能在荒漠中生存！”在加繆最著名的代表作小說《局外人》中，通過“局外人”——莫爾索這個人物形象所要表現的，用加繆自己的話說就是“當人既不信上帝也不信理性時，人怎樣去做人”。
這不僅是“局外人”這個形象的主要含義，而且可以說加繆整個荒誕主題系列作品期望解決的問題。
加繆認為荒誕是無法根除的，因為只要人存在，這個世界存在，荒誕就存在。當然，加繆指出荒誕的存在，並非想引導人去逃避它。
恰好相反，他反對以肉體的自殺和皈依上帝，到宗教裡面去尋求安慰來逃避荒誕。因為人死了，荒誕也就不存在了。
而且加繆認為，不存在掩蓋或取消荒誕的問題，而是要維持住人生的荒誕，這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因為，“上帝死了”，宗教所宣揚的“原罪”對荒誕的人來說已不復存在，人在精神上和行動上便自由了。加繆說：
“他認為自己無罪。他只感覺到這一點，他那無法換回的無罪感，是這一點允許他做任何事。”所以，荒誕的人的信條是：上帝死了，一切都是允許的。不得不說，這是人的思想解放的又一個標誌，是繼文藝復興之後，人追求個性自由的傳統在20世紀的又一延續——人是世上惟一的主人，他的自由無需任何神的恩賜。
加繆的小說和劇本中的人物沒有一個不是反抗傳統價值觀念，爭取個性解放的，加繆筆下的這些人物都體現了現代人的自主意識，他們都是對人生徹悟的人，所以他們在精神上和行動上都是自由的是西西弗式的英雄。
所以，在加繆那裡，荒誕引發的必然結果就是：對生活的熱愛以及對荒誕的反抗。
02 反抗荒誕
加繆作品中的“反抗”主題，又叫做“肯定”，旨在闡述對待荒誕應該採取的態度——發現荒誕的只是一個出發點，更重要的是對荒誕採取反抗態度。
加繆的思想從未與現實脫節，他直接關注與思索的是人在現實生活中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態度。生活在“現在”，就是加繆反抗荒誕的一種熱愛生活的積極態度。
儘管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是荒誕的，但加繆確信人的幸福就在“現在”。他說：
“矛盾就在這裡：人拒絕現存的世界，卻又不願意離開它。的確，人們依附於世界，絕大多部分的人都不想離開它。人是這個世界上奇怪的公民，他們是自己祖國的流放犯；他們決不願意永遠忘掉世界，相反，卻為不能更多地佔有它而痛苦。”所以，加繆筆下具有荒誕感的人都不相信來世，他們脫離了永恆，他們拒絕把有限的生命寄託於未來，他們勇敢地活在“現在”。
生活在“現在”，並非純粹是一種享樂主義，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因為，義無反顧地生活在“現在”，需要極大的勇氣和堅忍不拔的毅力，才可能一絲不苟地去履行作為人的每日的職責直至死，才可能像西西弗那樣每日推巨石上山感到的是幸福而不是痛苦。
另外，加繆認為在意識到荒誕的階段，悲劇是個人的，在反抗荒誕的階段，悲劇是集體的，尤其是在戰爭和災難時，更是如此。
加繆寫於1947年的小說《鼠疫》正是這種集體反抗思想的體現，當瘟疫肆虐，危及人的生存時，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團結起來，反抗“惡”，反抗荒誕。
對比《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爾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醫生，面對著同樣荒謬的世界時，他們的態度就完全不同。
莫爾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毫無行動，連對母親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著局外人的態度。
裡厄醫生在與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搏鬥時，雖然有時感到孤單絕望，但他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就是跟那吞噬千萬無辜者的毒菌作鬥爭，而且在艱苦的搏鬥中，他看到愛情、友誼和母愛給人生帶來幸福。他在反抗中證實了自己的個人價值，擺脫了孤獨感，找到了團結、友愛和幸福。
所以，加繆認為如果只停留在發現荒誕的階段，人就會陷入一種憂鬱和軟弱的境地，而反抗卻帶來了行動。他在1951年的哲學隨筆集《反抗者》中，提出這樣一個命題：
“我反抗故我在。”他將反抗視為人之所以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標誌與條件。人應該以具體的行動來反抗荒誕和一切“惡”的表現形式。
在這本隨筆集中，他認為，既然世界本就是荒誕的，對人的理想、人的價值只有冷漠的沉默與惡意的敵對；那麼，人如果沒有反抗，又何以為人？
既然人生而荒誕，為了不至於自殺，為了在荒誕和絕望中尋出人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就必然要進行反抗，也唯有通過反抗這一條出路，才能最終體現出人之為人的尊嚴和意義。
當然，在反抗階段，加繆不贊成無節制的反抗，而是要有節度，這個度，就是把人的生命、人的價值看成是最高價值。他說：
“首要的道德責任就是認識到人的生命的神聖性，因而，第一個絕對命令就是尊重這個生命”。這也是加繆讚揚的一種人道主義反抗。
總而言之，《反抗者》體現出來的精神和勇氣，與《西西弗神話》前後輝映，為加繆“在荒誕中奮起反抗”的一生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回答完畢。
蕭硯歌
加繆對荒誕作出了這樣的定義：“荒誕是在人的需求與世界的非理性的沉默這兩者的對抗中產生的。”人與世界之間的疏離，也即世界對人來說成為陌生的異己存在，是荒誕的實質。“在這個驟然被剝奪了幻想與光明的世界裡，人感到自己是一個局外人。這是一個得不到解救的流放，人被剝奪了對失去的故土的記憶和對福地樂土的希望。這種人與生活，演員與佈景的分離，正是荒誕的感覺。”既然世界對人來說是一種異己而且敵對的存在，並且沒有上帝的拯救和諸神的幫助，人就必須靠自己的力量來對抗世界的荒誕。
在加繆的哲學中，人與不合理的荒誕現實的鬥爭，被稱為反抗。這種反抗是一種英雄主義的超人行為，在他前期的思想裡，西西弗斯成為這種反抗行為的代表。當然，這一被他重新演繹和詮釋的著名希臘神話人物，已經被賦予了“荒誕人”的特性。在卡夫卡的小說《城堡》中，主人公為了能在村子裡居住，幾乎使用了他能想到的各種方法，直至身心疲憊，也未能接近神秘的城堡一步。徒勞而絕望的抗爭和追求，什麼也改變不了。在《審判》中，主人公同樣耗盡心力想擺脫被判處死罪的命運，但最後仍是難逃一死。
加繆與卡夫卡一樣，深知人的任何努力和行動，都難以改變人生最終的悲劇結局，但也並沒有選擇懦弱的自殺行為，即生理和哲學上的自殺。因為這兩種方式，都是對荒誕的逃避，對現實和精神兩方面的逃避。即便是卡夫卡，也沒有放棄抗爭，儘管他知道一切都是徒勞的。他雖然熱愛尼采，卻不是他的信徒，猶太思想是他的根基。古希臘那種悲劇英雄的氣質，是他所不具備的。海明威、薩特、加繆，都是抗爭的代表，“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兩次世界大戰，並沒有將他們的意志摧垮，反而讓他們顯示出了與命運抗爭的大無畏英雄氣概。這種與命運相抗爭的行為本身，在無意義的非理性世界裡，從虛無和荒誕中創造了意義和價值。這就是海明威的“硬漢精神”、尼采的“酒神精神”、加繆的“西西弗斯精神”、魯迅的“摩羅精神”。
像古希臘的英雄一樣，不畏艱險和死亡，與神秘和殘酷的命運相抗衡，活出人的勇氣、價值和尊嚴。這就是希臘的悲劇精神，這就是大地上的真理。尼采認為他所提倡的是一種“快樂”的哲學；加繆稱反抗的人生是“幸福”的；魯迅說，戰鬥和復仇，是“生命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存在主義是一種英雄主義，無論是薩特的“我寫作，故我存在”，還是加繆的“我反抗，故我存在”，都在張揚一種人的主體性，存在主義是一種人學，同時也是一種人道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