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廬哲學 2019-10-11 09:03:37
北京的衚衕很多，一條衚衕居住過這麼多文化名人少見。每每從東堂子衚衕（東單向北二三百米）中走過，都會有一種異樣的感覺，總會下意識地放慢腳步，生怕錯過哪一座心中的大人物的院落。在這條擁有800年曆史的古老巷子裡，最知名的當然是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院，即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外交事務機構所在地，更早（1861年以前）它是啟功先生的外高祖父——大學士賽尚阿的宅邸。與其相鄰的一座座保護相對完好的四合院中，除了75號院的蔡元培（1868-1940)寓所以外，還有著名作家沈從文、醫學家林巧稚、中科院院士吳階平、物理學家丁西林等人的故居。
蔡元培故居位於衚衕西口，院子坐北朝南，是東西各三進的院落，建築面積近370平方米，裝飾一新，自2009年起，正式對公眾免費開放。
1917年至1920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在這裡居住，確切地說是租住。蔡元培一生履行他的諾言“不置產業”，所以，居京有年，未購房產。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為能。”後人稱蔡先生為廉者風範，“士”之楷模。他作為民國時期的現代教育家、教育總長，在清光緒時期是進士、翰林院編修，又曾留學德國，在學問上既縱觀古今，又橫跨東西。而後世對其人格操守，無論黨派如何，信仰如何，立場如何，皆無異議，推崇有加。所謂“道德文章，夙負時望”；“士氣昌明，萬流景仰。”
冬日裡，徘徊在物是人非的蔡元培寓所，與院子裡一株老邁的楊樹對視良久。我想，它綠色的傘蓋為蔡先生遮陽時一定還如翩翩少年，英氣勃發，如今卻已經腰圍兩尺，老態龍鍾。
沿著東牆走過一條迴廊，左轉，就到了蔡先生的書房和臥室。緊靠西牆，立有一尊漢白玉半身雕像——“蔡元培先生像”，兩聯題字曰：“學界泰斗，人世楷模。”
假如讓我在這裡當導遊或講解員，我會這樣對參觀遊覽者說：
“這裡堪稱中國現代教育的發祥地，20世紀，中國國際化、現代化教育體系的建立有賴於這座庭院。因為在此居住的人是蔡元培，是由孫中山先生任命的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也是後來的北京大學校長。‘庭院深深深幾許’，讓我們沿著歷史深邃的長廊漫步，去拜謁和祭奠一位為自己國家民族教育偉業奉獻一生的偉大靈魂。他辦學伊始所提出的‘學術自由，兼容幷包’的理念，至今仍然是我們高等學府所面臨的一大課題。而他在當時頒佈的《大學令》中，則確定了大學教育的要義：‘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從此，兩千多年來以‘忠孝為本’、以‘經史子集’為務的封建傳統教育被顛覆。正是由他引領，古老的中國才開啟了現代教育的新紀元。”
當然，人們鍾情於這座名人故居還另有原因。那是——1919年5月3日晚，“五四運動”發起人在這裡聚會。約100年前，即“1919年5月2號，時任國務總理的錢能訓密電中國使團令其在喪權辱國的《巴黎和約》上簽字。當時任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的汪大燮得知後十分焦急，束手無策。5月3日凌晨，他乘馬車專程前往位於東堂子衚衕的蔡元培家中告知消息並向他求援。蔡先生聽完後大為震驚。上午，蔡先生急招部分學生召開了緊急會議，一致認為必須馬上採取行動，決定第二天（5月4日）舉行遊行示威。夜晚來臨，這個小院燈火通明，東堂子衚衕人流如梭。5月4日下午，數千名學生舉行示威大會，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就這樣爆發了。”
——故居紀念館管理人員說起這段歷史來頗感自豪，並引領我觀看了“蔡元培紀念陳列室”。關於蔡元培先生的生平人們都已經很熟悉，他是浙江紹興人，在他任教育總長期間曾聘請同鄉魯迅到教育部任職，發起並組織青年赴法勤工儉學，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人才。不僅如此，在他當北大校長時，曾聘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辜鴻銘、錢玄同、梁漱溟、李四光、莎菲（陳衡哲）等擔任教授，主張“教授治校”，不遺餘力地忠實履行其“學術自由、兼容幷包”的辦學原則。而人們對其景仰有加的人格與思想，充分體現在以下兩句名言中：“中國為一人，天下為一家。”——這是1936年他為鄒韜奮主編的《生活星期刊》雙十特刊所寫的題詞。他說，“若是中國四萬萬七千萬人，都能休慼相關，為身使臂，臂使指的樣子，就自然沒有人敢來侵略，而立於與各國平等之地位。由是而參加國際團體，與維持和平的各國相提攜，自然可以制裁侵略主義的國家，而造成天下一家的太平世了。”
“中國為一人，天下為一家”。
——許許多多的參觀者都被這樣兩句話所震撼，並且被深深打動。人們在留言簿上說：“當代中國人應該深思，發揚蔡元培精神”；“如果中國人都像蔡先生一樣就好了”；“蔡先生，您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我們永遠懷念您”；“感謝您為我們做的一切”……一位來自上海的參觀者名叫楊華璞，寫出了所有來訪者的心聲：“在二十四中讀書時多次經過，未能入內，五十餘年匆匆而過，今日得謁先生故居，幸也。中國教育不可或缺之人，中國文化獨有一席之地。敬仰先生，精神永存。”另一位留言者名叫尹秀琴，她說：“偉人之所以偉大，是當他遠離這個時代（而）被這個時代所承認。”
陳列室的牆壁上，懸掛不少上個世紀初葉蔡元培社會活動的黑白照片，其中三幅給我印象深刻。一幅照片的標題為《愛國女學首屆開學典禮》，拍攝於1902年，人物形象因歲月久遠而略顯模糊，但是現場氣氛將我們帶回到晚清。畫面的背景是蔡先生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教育學會，創辦愛國學社和愛國女學。另一幅照片的題材為《創辦（北京）孔德女校》，時間是1915年，當時蔡元培的第二位夫人黃仲玉擔任校長。又一幅照片記述了1917年9月蔡先生在北京留法儉學會開幕式上演講的情景。記得前不久，巧遇一位自稱中國女權歷史研究者的女士（同胞）向兩位歐洲人士介紹，說中國婦女可慘了，直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才接受教育。想必她孤陋寡聞，不知蔡先生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在興辦女子學校了。
不知為什麼，100多年前的梁啟超、孫中山、蔡元培都不約而同地談到人格，強調人格，重視人格。梁啟超於1903年著文《論中國國民之品格》；孫中山於1923年演講《改良人格來救國》；蔡元培於1918年談到教育時鄭重提出《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學校教育的本質和核心是人格教育，否則，就是教育的墮落，繼之以人的墮落。“然則，進化史所以詔吾人者：人類之義務，為群倫不為小己，為將來不為現在，為精神之愉快而非為體魄之享受，固已彰明較著矣（《世界觀與人生觀》）。”
蔡先生著有《中國倫理學史》一書，梳理自秦漢以來的倫理思想脈絡，尤其關注人的道德存在。他曾親撰《華工學校講義》——德育三十篇，其中前兩篇即《合群》與《捨己為群》。“積人而成群。群者，所以謀各人公共之利益也。然使群而危險，非群中之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保群。而群將亡，則不得已而有捨己為群之義務焉。”另有《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盡力於公益》《責己重而責人輕》《愛護弱者》《愛物》《戒失信》《文明與奢侈》《熱心與野心》等篇目。哲人遠見，振聾發聵：“孟子有言：‘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孜孜為利者，蹠之徒也。而前者以義務為的，謂之‘熱心’；後者以權利為的，謂之‘野心’。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此熱心也。故禹平水土，稷教稼穡，有功於民。項羽觀秦始皇帝曰：‘彼可取而代也’；劉邦觀秦始皇帝曰：‘嗟夫！大丈夫當如是也。’此野心也。故暴秦既滅，劉、項爭為天子，血戰五年。羽嘗曰：‘天下洶洶數歲者，徒為吾兩人耳。’野心家之貽害於世，蓋如此。”
自從蔡元培倡導現代教育以來，100年過去了，但是他所提出的“五育並舉”（《對於新教育之意見》）的主張卻沒有過時。他針對當時國難頻仍、積弱多年的故國想到從教育後代做起，“五育”如是：一是軍國民主義教育，二是實利主義（歷史、地理、算學、物理、博物學等）教育，三是公民道德教育，四是世界觀教育，五是美感教育。與此同時，他還解釋了“怎樣才配做一個現代學生”的問題——首先要有“獅子樣的體力”，先有健全的身體，然後有健全的思想和事業；也要有“猴子樣的敏捷”，西洋人可以一天做完的事，中國人非兩天或三天不能做完；還要有“駱駝樣的精神”，昔范仲淹為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現在的學生們，又安可不以國家為己任咧！
說到近現代中國教育，我們稱蔡元培先生為偉大的教育家一點兒不為過。但我們並沒有將他的教育思想和理念繼承下來，並付諸實施。看看近鄰日本，他們將其“最偉大的教育家”福澤諭吉當做聖人來供奉，不惜將他的頭像印製在鈔票上，且是一萬日元的大鈔票。日本人稱，福澤諭吉的思想有效推動了日本教育的改革，使國民意識到要變強大就必須徹頭徹尾地革新。橫向對比，我們中國的蔡元培同樣在國家教育領域，從封建落後變成開明進步的轉型過程中，起到導師和領袖的關鍵作用，然而，我們並沒有在任何國家級別的儀式中，哪怕在史書的“名人堂”或課本的“凌煙閣”上予以相應的推崇和禮讚。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也是一種狹隘的無知。
文化名人的故居獨有一種氤氳的文化氣息，它能濡染世風，浸潤心靈，啟迪思想，增益智識，非親訪親歷者不能感受其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教化之功。我們對蔡先生故居的拜訪只需半天或一天的時間，但是我們對蔡先生的學術和思想的研究恐怕一生的時間也不夠。（記者 彭俐）
來源：人民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