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抗美援朝戰爭中的“範佛里特彈藥量”，相信很多人耳熟能詳；但對“範佛里特花招”，也許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1951年12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接連粉碎“聯合國軍”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後，展開連以下分隊戰術反擊行動。翌年2月10日至16日，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一反“磁性戰術”緊貼的常態，前沿全線突然沉寂，步兵停止動作、炮兵停止射擊、空軍不臨空活動，並在一些地方拆除了鐵絲網，炸燬地堡，汽車停運，坦克回撤。久經沙場的彭德懷當即判斷，這“可能系給我方造成一種錯覺，達到其軍事陰謀”，指示部隊“務須百倍地提高警惕”“嚴陣以待，切勿冒昧出擊或暴露我前線弱點”。美軍指揮員範佛里特企圖用暫緩軍事行動的假象迷惑我軍的伎倆被識破，美軍最終也沒能跳出地面“打不贏、守不住”的被動境地。
這一事例啟示我們，兩軍對壘，誰料敵在先，誰就能用充分的準備換來快速的反應，搶抓戰機、把握主動，為最後勝利創造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一葉知秋的洞察力，是指揮員必備的核心素質之一。
然而，戰爭這一特殊社會現象又是“不確定性的王國”。面對紛繁複雜、瞬息萬變的戰場信息，指揮員眼前很可能是“亂花漸欲迷人眼”。有的指揮員主觀臆斷，缺乏對客觀現實的準確深刻洞察，造成指揮上的重大失誤。1950年10月，越來越多中朝邊境發現中國軍隊的消息被彙集起來送往美軍遠東司令部，但麥克阿瑟就是不相信。美國中央情報局雖然發現“中國人在鴨綠江上修渡口”“中國正在向中立國家大量購買麻醉品和藥品”，得出的結論也是“沒有令人信服的跡象表明中國共產黨打算全面介入朝鮮”，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人毫無疑問害怕與美國交戰的後果”。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1962年10月，儘管中方已經發出嚴厲警告，但印度總理尼赫魯仍公然下令，“全面清除邊境上的中國軍隊”。在戰鬥中被俘的印軍達爾維准將，在後來的回憶中感嘆，“從沒想過中國軍隊會真正反擊”。一些關鍵細節雖不斷從面前閃過，但一廂情願的主觀偏見遮蔽了這些指揮員的雙眼，讓他們誤判形勢，最終導致失敗。
求勝先求實。無論孫子的“知己知彼”，還是克勞塞維茨的“經常面對實際”，其實都在說明同一個問題：指揮員只有一切從實際而不是從主觀臆斷出發，才能見人所未見，“致人而不致於人”。可世上的事總是知易行難，很多時候，難就難在“實際”不僅不會主動在自己腦門貼上一眼就能認得出的標籤，而且往往以截然相反的面目出現。上甘嶺一役，敵人只看到“雙方間隔只有200米”，自己擁有200多架飛機和16個炮兵營的280多門大炮，再加上充足的彈藥庫存以及空中力量的近戰支援，認為只需動用兩個營就能達到目的。而志願軍指揮員們看到的則深刻得多。在上甘嶺戰役最困難的時候，志願軍第3兵團首長王近山、杜義德、王蘊瑞認為，“如果我們能把美七師打殘，迫使美四十師接替其防務”，敵人在朝鮮戰場上的二線機動部隊就只有三個遭我嚴重打擊進行整補的師，“同時也給偽二師以慘重打擊，那就再沒有部隊來接替它了”，就會使敵人逐步轉入被動，因此認為“這一戰對朝鮮戰局意義很大”，要求部隊必須準備長期打下去。戰爭年代，面對兇殘強大的敵人，我軍之所以屢屢以弱勝強，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指揮員有著敏銳深刻的洞察力，從“雪片似的戰報”中看清重要細節的歷史意義，科學把握戰爭態勢演進的必然走向，牢牢抓住戰爭主動權，從而乘勢而上，從勝利走向勝利。
現代戰爭更加錯綜複雜，一個細節情況可能隱藏著敵方重大圖謀，一個細微發現能給指揮員帶來意外收穫。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軍指揮官從一隻波斯貓連續多天在陣地上出現的現象，判斷此處地下可能是法軍一個高級指揮所，從而摧毀了法軍一個旅指揮所。指揮員肩上有千鈞重擔，身後是千軍萬馬，洞察風雲變幻、正確指揮判斷，責任重大。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指揮員只有熟練運用唯物辯證法這個“最銳利的武器”，“由此及彼、由表及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能發現事物間內在本質的聯繫，練就撥開迷霧的慧眼和思維敏捷、善於捕捉重要信息的頭腦，才能在看清細節中把握大勢，在把握大勢中抓住細節，做到先敵一步、高敵一招，始終立於不敗之地。（餘 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