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省打擊殺人犯罪工作研討會於2月12日在哈爾濱落下內幕。會議一結束，徐衍東廳長立即與張昕楓副廳長緊急磋商，研究如何處理鶴崗大案問題。兩位廳長，特別是張副廳長，幾乎每天都在聽取來自鶴崗的彙報，作指示。但由於忙於會議，一直抽不出時間專門交換意見。此外，徐廳長心目裡始終有個算盤，他認為這樣的案子最好由張昕楓親自出馬進行現場指揮，他才能完全放下心來。對於鶴崗方面的偵破進展，徐衍東瞭解得很仔細，他完全同意鶴崗指揮部的工作方案，對何局長的經驗、閆自忠的幹練，也抱有信心，相信此案破獲在他們手裡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但此案實在影響重大，早一天破，就有早一天的效果，並且，他認為此案不僅是鶴崗的案子，而且是黑省的案子，必須運用全省最精銳的力量一舉破獲，以檢驗黑省公安部門的實力。會議一結束，他就把張昕楓邀請到自己的辦公室，直截了當地談出了自己的看法。
張昕楓毫不猶豫地同意了，他頭天晚上剛剛與閆自忠通過話，瞭解到目前的形勢。在他看來，有些情況也是非下去具體摸一摸才行了。自然，他一下去，整個破案工作的首要責任就落在他頭上，他還是感到此行不容推辭，作為一省的刑警頭腦，這個時候不出現在刑警們面前，又如何稱得上最高指揮者呢！和平時期，刑警是真正進行實戰的部隊。目前，全國平均每天犧牲一個民警。刑警指揮員與軍隊的指揮員又有不同。他不僅要決定戰略，也要決定戰術。遇到真正錯綜複雜的案件，他要直接拿出最具體的意見，指明偵查的途徑。在那一刻，千軍萬馬都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是他一個的判斷。這種時候，他所做的簡直相當於一個戰士端起槍，瞄準敵人。所以，刑警的指揮員實在羨慕不得，冒充不得、矇混不得，在國家機關的各個職能部門中，是切切實實的一員干將。他可能由於一起大案得到升遷，也可能由於一起大案立刻被撤職，仕途上最為兇險。
“你考慮一下，需要帶誰去？”徐廳長表示關切。
張昕楓坐在沙發上，兩手平穩地扶著把手，保持了平素的鎮靜和微笑：“有3個人是非帶不可的：匡男、老崔和老車。”
匡男即孫匡男，年輕有為的省廳刑偵處處長；老崔是崔道植，省廳刑技處處長、全國彈道痕跡權威；老車即車則仁，省廳刑技處副處長，全國有影響的法醫專家。把這三個人帶去，再加上已經在鶴崗的閆自忠、王克立，可以說是把省廳刑偵、刑技的主要骨幹一鍋端了。
徐廳長沒有笑，他也認為確實到了值得傾其所有、一決雌雄的時刻了。在這種時刻，有張昕楓這樣的同事替他獨當一面，承擔重負，他真是感到欣慰。並不是每個省廳廳長都有這樣的左膀右臂。他們進一步交換了看法。
徐廳長以為，如果閆自忠等人的分析不錯，那麼鶴崗“1.28”案已經成為省內第六起系列殺人大案，而且其嚴重程度要比前五起為甚，這是個非常危險的記號。張副廳長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兩人交談中，再次使用了後來非常著名論點，即“1.28”大案標誌著“嚴重暴力犯罪的升級。”
“說實在的，老張，”徐衍東不無感喟地說：“形勢對我們越來越嚴峻了。‘嚴打’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搞好社會綜合治理，多作預防犯罪方面的工作。有些事情不是公安部門一個部門能夠解決的。保持穩定是大局，但現在社會上不穩定的因素在增多。我們黑龍江本來是資源大省，像煤、木、糧、油，過去都為國家做過很大貢獻。時至今日，這些優勢都發揮得不夠了。這裡面什麼原因呢？主要還是歷史的原因和體制的原因。森工、煤炭、軍工企業經濟上普遍不景氣，欠發工人工資現象嚴重，有的半年、有的長達一年發不出錢，光這一項就要增加多少犯罪因素？工人要靠工資維持生活，不發工資，他沒有生活出路，有的就要到社會上去犯罪。比如說，雞西某個礦有個老工人，平時表現很好，幾個月不出支，為了女兒上學，偷了礦上的物資。這個人被抓住後說，我也不想偷，可是你們不給我發工資，女兒的學費交上不，我怎麼辦？另外，每年的輟學生就有5到7萬，“兩放”人員還有一部分，還有閒散在社會上無職業、待業的人。像這些都屬於不安定因素，在我們黑龍江很突出。”
張昕楓頻頻點頭。他平時和徐廳長交換對案件的看法較多，在更廣泛的問題上討論較少，今天談到這裡，也不禁表示同感：“我也考慮過，我們省殺人犯罪活動多，原因可以列出不少……犯罪是社會現象，是社會諸多矛盾和消極因素的綜合反映。特別是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影響和制約殺人犯罪發生、發展的因素是大量的。”
他板起手指頭數：“比如，現在老百姓中人生觀、價值觀發生的變化有多大？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思潮是在膨脹，當然嚴重腐蝕一些人的思想，特別是青少年……各種渲染兇殺、恐怖、暴力的書刊、影視，對犯罪活動也算起著引誘、刺激、教唆作用：像您說的，大量企業經營不景氣，一些企業關、停、並、轉、破、職工生活受到影響，很多富餘人員流向社會。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又湧向城市。城市升學率低，失業待業人員增多。‘兩放’人員安置和再教育落實不了，也成為犯罪率高發的群體。還有，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造成一部分心理失衡，一方面是少數人‘大款’揮霍無度，一方面是一些只有高消費慾望，沒有掙大錢本事的人鋌而走險。企業深化改革、剝離冗員、優化組合、處理違紀，再加上辦事不公，矛盾越來越多，有了‘你砸飯碗，我砸你腦袋’的問題。計劃經濟時期建立起來的一套社會管理機制被打破，新的社會管理機制還在建立、完美過程中，法律、制度和措施不健全、不配套。再加上黑龍江人口構成複雜、人口素質相對較低，城市人口多、高緯度、日照短、半年閒、酗酒多等等這些特殊的人文、地理因素，我省殺人犯罪突出，確實有客觀原因的一面。”
徐衍東見他數得這樣清楚，笑道：“行，我看你的確是有研究。將來爭取由你執筆，好好寫個關於社會綜合治理的報告、送省裡參考。”
“這不歸我管，”張昕楓笑著擺手，“我們做公安的，重要的是加強對犯罪的打擊力度，別的都是題外話。”
“也不盡然。形勢總是要了解的，況且，對研究犯罪心理也有用。”張昕楓鄭重點頭：“是的，譬如‘1.28’案犯，我猜想就屬於那種‘有高消費慾望，沒有掙大錢本事，鋌而走險’的人。”“他們要的是一百萬。”
結束談話時，兩人覺得彼此又熟悉了許多，他們站起來，握手，張副廳長感到徐廳長的手握得比平常緊，他深知其中產意味。
崔道植、車則仁兩位處長接到命令就趕回四處交代工作，準備必要的勘察用具。四處又稱黑龍江省公安廳刑事技術處、黑龍江省公安廳科技處，對外稱黑龍江省767研究所，即專門從事刑事技術研究、開發、應用的研究所，因成立於1976年7月命名。這個單位一套人馬三塊牌子，下設法醫、痕跡、文檢等12個科室，是一個多學科、多功能，既辦案又科研、具有現代設備和現代管理水平的行政學術實體，國家二級物證檢驗中心。刑事技術是刑事偵查的基礎，辦案總要從現場開始，最先從現場開始工作的就是刑技人員。指揮員、偵察員若不懂現場，很難成為優秀的指揮員和偵察員。特別是隨著現代犯罪活動的發展，刑事科技的現代化建設成為當務之急，省廳對這個部門的投入也日益加大。如今，在設備上，所裡的實力已與部裡相差不大，近年來重要物證一般不需要到部裡送檢，大大加強了辦案效率。由於這個部門的特殊性，四處並不設在省廳大樓，而是獨立出來自己擁有位於其它街區的一幢四層樓，並常常有國外的專家學者來參觀訪問。
走進四處，逐一參觀陳設著各種高級先進設備的科室，與彬彬有禮的工作人員交談，人們會驚訝地發現公安廳內部還有這樣一個知識密集型的、知識分子成堆的部門。這與人們對公安機關的一般印象截然不同。四處的人大都具有大學本科、研究生以上學歷，有的是研究生導師，多數人為高級和中級技術人員。公安科技被稱為“第一戰鬥力”，20年裡，這些溫文爾雅的書生參加了上千起大要案及疑難案件的現場勘查工作，為基層部門和兄弟單位鑑定複核了各類案件一萬五千多起，包括法鑑案件三千五百多起。省內一些有名的案件，如98次列車爆炸案、七臺河爆炸案、“三張”案件等，所裡的技術鑑定都起到了關鍵作用。雖然同在一個屋簷下，但彷彿可以說刑技和刑偵人員的關係是“秀才”和“兵”的關係，刑技人員多敏感、細膩，刑偵人員多豪爽、粗放，彼此自然有不盡融合之處。不過，真到了綁在一起幹的時候，也沒有不同心同德的。破案中刑偵、刑技缺一不可，但有時首功在刑偵，有時首功在刑技，當刑技貢獻突出時，刑偵總是由衷敬佩的。如98次列車爆炸案中，車廂裡炸死9人，炸傷47。在血肉橫飛、遺物狼藉的現場，四處的人連續奮戰，充分運用了痕跡、法醫、理化等技術手段進行勘查和檢驗，終於認定引爆物為雷管和1號電池，並且確定了引爆人和引爆點，為及時偵破此案提供科學依據。
在1991年訥河縣發生的特大殺人案中，賈文革犯罪團伙先後將40餘名被害人屍體掩埋在菜窖及深坑中，作案手段之殘忍、犯罪時間之長、殘害人數之多，都屬全國罕見。四處的技術人員與當地同志一起，在隨時可能出現塌方、屍毒感染和乏氧窒息的惡劣環境下，不怕髒累，不顧個人安危，在腐爛如泥的屍體旁堅持工作。有時一邊打點滴、一邊工作，僅用8天時間就將屍體挖掘、檢驗處理完畢，圓滿完成檢驗鑑定任務。這些事蹟無疑都使刑偵人員心悅誠服。
這個所講究在辦案中求生存、求發展，在辦案中增加購置設施、引進人才、培養人才、為科研工作的發展奠定基礎，使辦案工作不斷擴大檢驗範圍、不斷提高檢出率和準確度，使辦案更加科學化、規範化，逐慚形成雄厚的力量。在法醫方面，過去的檢驗項目比較單一，物證檢驗上僅能開展ABO的檢驗。現在，在ABO檢驗基礎上能開展MN血型、血清型、酶型、DNA及PCR技術，還發展了病理檢驗技術、法醫人類學傷殘鑑定，結束了在物證上只能排除不能認定的歷史，這是一個長足的進步。
1987年3月，哈爾濱亞麻廠發生特大粉塵爆炸事故，現場屍體殘缺不全，面目皆非，屍檢難度很大。研究所技術人員綜合運用人類學、血清學、病理學等多方面檢驗技能，對屍體進行認真的檢驗和解剖，準確無誤地統計，整理出傷亡總數及作者名單、傷勢和每具屍體的詳細特徵，確定350具無法辨認的屍體源，顯示了過硬的基本功和高超的檢驗鑑定水平。當時的國家紡織工業部部長吳文英曾專程代表國務院來研究所慰問、表彰。
1993年肇源縣發生一起入室強姦案件，由於被害人、嫌疑人、被害人丈夫三者血型均為B型，嫌疑人拒不承認犯罪，常規方法檢驗又無法排除被害人丈夫施暴的可能性，構成謎團。後來，研究所的技術人員應用單克隆抗體和酶聯免疫新技術，認定混合斑中精斑型物質為B型非分泌型物質，與嫌疑人的體液一致，結果為破獲此案提供了有力證據。
過去，在強姦案中，被引產的胎兒只能通過形象對比的方式猜測生父，而現在可以通過DNA直接認定，準確率達100%。因此，近年來社會上也有人找到研究所要求作親子鑑定。在痕跡檢驗方面，建所初期只有馬蹄鏡、對比顯微鏡和立體顯微鏡幾種簡單的工具，開展的項目也限於手、足、工、槍等經典檢驗項目。現在則建立了槍彈檔案自動化圖像處理系統，開發應用了指甲的同一認定、手工縫紉痕跡檢驗等技術，使痕跡檢驗從定性到定量，從手工向自動化方向發展。
1989年，哈爾濱市道里區發生一起兩名女學生遭槍殺案件，研究所根據彈殼查驗，很快確定現場作案槍支為省民航管理局的槍支，偵察部門據此迅速抓獲了犯罪分子，這些技術方面的進展都對社會犯罪起到了震懾作用。如今，犯罪分子即使搶到了槍，也不敢輕易使用。
在理化檢驗方面，建所初期，主要使用試管、薄層塗布器等一般檢驗手段，現在發展到擁有電子顯微鏡、色質譜聯用儀等一大批先進的設備，使物證的檢驗從常量發展到微量，從定性發展到定量，解決了一些過去根本解決不了的問題。
1984年，北京市發生了一系列強姦殺人案件，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通過被害人生前曾戴過的手錶的鏈縫中一絲絨線，運用掃描鏡進行微量物證檢驗，得出了同一認定結論，提供了關鍵性證據。
在文件檢驗方面，過去只有鉛筆、橡皮、放大鏡、顯微鏡等檢驗工具，只能開展筆跡檢驗，現在則擁有了多功能紅外線鑑別儀，可視光譜儀等先進設備、不僅能開展筆跡檢驗，還能開展汙損文字和文件的檢驗；不僅能開展物理檢驗，還能進行化學檢驗。
1991年10月，哈爾濱市菸草公司倉庫發生特大盜竊案，被盜各種香菸總價值達人民幣三萬餘元。案件在訴訟查證過程中，檢察機關人員發現被拘捕的一名嫌疑人年齡不滿18週歲，情況可疑，於是將這名嫌疑人的戶口本等證明材料送研究所文檢科。文檢人員運用紅外線鑑別儀進行檢驗，認定戶口本上的年齡紀錄是經過改動的，揭露了案犯家屬造假的事實。
有了這樣一個研究所，黑省的公安力量顯然得到大大加強。當然研究所也有它的難處，目前最大的難處莫過於“創收”。在經費來源上、生活補貼上、所裡都要想辦法四處籌措資金。對於技術出身的所長、副所長們來說。搞錢確是件非常撓頭的事，要佔用大量精力，有時還摸不著門，但也只能勉強為之。沒錢，不要說生活來源上缺乏保障，就是出現場也支不出旅差費。技術人員們出差辦案是按技術等級撥款的，一等技術人員每年只撥600元，夠幹什麼呢？所裡在前往鶴崗偵破“1.28”案過程中就花了10000多元，這個窟窿不知何時能補上。所謂“孩子哭自己抱著找奶去”，財政上的事找國家討是討不來的，只有靠自己想辦法，好在這種現象倒也不光刑技一家存在，人人都能理解。
崔道植、車則仁是研究所的兩根臺柱子，最初張副廳長就想派他們去鶴崗，當時西昌衛星發射基地來專機把崔所長接走了，向他諮詢火箭運行痕跡問題，車副所長也脫不開身，所以一直未能派出。現在，張副廳長仍然認為，鶴崗一案中的技術勘察力量必須加強，要請出全省的技術權威，崔、車二人終於出動了。
崔道植與車則仁趕到省廳時，孫匡男等人已在那裡等候。省廳刑偵處處長孫匡男屬於少壯派，年僅四十，生得十分英俊，腰板筆挺，一望而知人材出眾，也是張昕楓的的一員愛將。
此人1976年底進基層派出所工作，1978年起任刑警，在縣局幹到1980年，後任松花江市公安局刑偵隊副隊長、隊長直至刑偵副局長，1992年選調省廳任刑偵處處長。松花江地區也是大案多發區，但那裡的大案几乎都破掉了，其中自然有孫匡男的貢獻，這也是他不斷得到擢升的重要原因。與傳統刑警不同，他更像一位儒將，也更喜歡手下人具有儒將風度。可謂新一代刑警的代表人物。傳統上，多認為作刑警的應該膀闊腰圓。武藝高強，八面威風，方能鎮住罪犯，使人望而生畏。孫匡男卻不這樣認為，他認為罪犯或流氓地痞怕的不是人，是專政。現代犯罪活動也日趨向設計型、智能型方向發展，看一個刑警的素質不能只看“一腳踢”的案子破了多少，而要看破案的路數。
巴安縣的一起案子似乎能說明孫匡男破案的路數。那是一起新婚小兩口被殺的案件。小兩口開著一家雜貨店，夜裡遭了難。男的被棒子打死，女的被剝光衣服，紮了20多刀，店裡的現款都被拿走，還丟了些整條的香菸。地上灑有醬油、胡椒粉，看來意在破壞警犬的嗅覺。警方先是懷疑姦殺，經過法醫檢查未發現行奸的痕跡，只剩下仇殺和搶劫的可能。孫匡男較善於推理。他認為兇手與這家人應該相識，否則夜裡很難叫開門。又注意到貨架上的奶粉被動過了，就命令調查附近誰家有缺奶的孩子。
調查的結果，真的抓獲了一個叫同軍的鰥夫，家裡有個嗷嗷待哺的孩子。這家裡窮得一貧如洗，但搜出一些奶粉和香菸，都是店裡丟的。罪犯供認，因為窮，妻子鬧離婚走掉了，把孩子丟給他。孩子沒奶吃，終日啼哭不止。那天晚上同軍敲開雜貨店的門，想賒一袋奶粉，遭店主的拒絕，同軍一怒之下回家取了兇器前來搶劫，殺了新婚夫婦兩人。
尚志縣的一起案子破得也有意思。1990年的一天晚上，萬山地區一處路卡前開來一輛汽車，遠遠地看見車燈在離路卡300米左右的地方熄滅，下來一個人，又不見了。這情況引起哨卡的懷疑，提著電筒前去視看，見路邊停著一輛212吉普車，車上有血跡，人已失蹤。於是把車拖回來，次日晨警察開始調查。
很快查清這是輛出租車，從山裡開來，偵察員們逆向搜尋，在距停車處2公里的地方發現司機屍體。後來得到線索，有一個去山裡收黑木耳的人曾把這輛車租走。作案動機是搶劫還是殺人則分辨不清。租車者可能搶到了一筆錢，那麼這筆錢的來源也需要廣泛調查。孫匡男的思路與眾不同，他認為這裡面有些邏輯關係需要搞清。首先，若罪犯意在謀財，那麼在山裡動手更為方便；其次，若罪犯意在害命，也不應該出山後才行動。在卡點殺人，又在卡點前拋車逃跑，說明他事先對設卡一無所知，現場的位置說明他實施犯罪是臨時起意。
於是，孫匡男的判斷是：罪犯的目的是搶車，產生的動機的時間就在搶車前不久。根據這個判斷，他指揮部下全體進山查訪，後來果然查出，罪犯為遼寧鐵嶺人，犯有前科。這人進山的最初目的只是為了搞木耳，沒有搞到，十分懊喪，出山後中途想到搶車，遇到哨卡匆匆逃走。
久而久之，同事們都意識到這位公安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確有自己的一套。有點福爾摩斯的品味，孫匡男則很欣賞福爾摩斯說過的一句話：“當你把一千起案件都熟悉在心時，那麼發生第一千零一起案件時，你就一定會破獲。”
9時10分，徐衍東廳長親自將張副廳長送至大門口，又一一與孫匡男、崔道植、車則仁等6位同行者握手。省廳派出的第二工作組便分乘三輛汽車啟程，此時距“1.28”案發案已整整15天。孫匡男坐進了張廳長的小車。一路上，他們還有機會交換些看法，孫匡男順帶彙報了處裡近期的工作。他總的感覺是，人手不夠，疲於應付，如果此時省內別的地方又發生一起“1.28”式的大案，就真不曉得派什麼人去了。張昕楓當然能理解，笑笑說：“形勢變化的確太快，公安戰線上總的看來還不能適應這種變化的形勢，還比較被動。最近我考慮最多的，是如何建立一種新的防範體制，重新把人口控制住，掌握住，現在人、財、物流動太大，客觀上造成許多犯罪的機會，防不勝防。這裡的關鍵是人口的流動性大，許多人口不在公安視線裡，與過去的情況大不相同了。”
孫匡男點頭：“您讀過《第三隻眼睛看中國》嗎？這本書聽說被批了，書裡有一種觀點，說中國的農民本來是被牢牢地釘在土地上，所以出不了大事，改革開放以後，農民都進城了，流動起來，社會也就不容易穩定了。我不同意這種觀點，農民為什麼就該一輩子釘在土地上呢？但從某一個角度上看這種情況也能說明一種變化，就像您說的，開放了，搞活了，人財物也活動起來，如果公安還是死的，像過去那樣管理，恐怕事情就少不了，非要有相應的對策不可，既要改革開放，又要加強管理。”
有人曾經生動地概括當前形勢的變化：大街遠處不經商，旅店成了小銀行。工廠好比萬寶囊，居民樓院變空房，流動人口似水淌，都市裡面有村莊，皮包公司遍天下，霓虹閃爍夜更長。
張昕楓思忖著說：“我的想法是應該加強公安基礎業務工作，重點是派出所的工作，抓住這個環節，才能有效地預防、發現和控制犯罪。不然我們就會變成瞎子和聾子，總是處於被動局面。”
他的話不是隨便說說的。1996年，張昕楓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兼任哈爾濱市公安局局長的副廳長，到任後很快將自己的想法付諸實施。哈爾濱市、區兩級公安機關得到大刀闊斧的精簡，精簡下來的幹部大都充實到基層派出所。同時，又向社會上廣泛招募大學生，將數百名大學生直接派往基層派出所充任民警，這個大膽的舉措震動了警界。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魅力用在了點子上。並不是所有的公安局長都有眼光從長遠考慮從事這種基礎建設的。
旅途上，張昕楓與孫匡男交談了不少看法，無一涉及眼前的“1.28”大案。張昕楓親自指揮過若干起大案的偵破，在他看來，“1.28”大案屬於必破之列，他關心的不僅僅是案件本身，而主要是案件發生的環境，他認為這一環境才是自己真正面對的現實。 在鶴崗方面，公安幹警們則由於張副廳長的即將到來而歡欣鼓舞。張昕楓也屬於“老三屆”，1968年初中畢業，同年下鄉，到泰來縣勞改支隊工作，這個偶然的安排竟決定了他一生的職業。1979年回城後，因為過去這段經歷進了當時的人民保衛部即公安廳。後任五處副處長，一年後升為處長，即孫匡男現在的位置。張昕楓不屬於憑資歷，而屬於憑能力升遷的一茬幹部，平素以思維敏捷，判斷準確著稱。
有一年，齊齊哈哈市一名叫張振剛的犯罪分子殺傷民警，搶奪到一支“五四式”手槍，又連續殺死幾個仇人後潛逃。一個雨天，張犯被人發現在一處居民區。那裡全是平房，張犯被堵在一所四合院內，持槍頑抗，拒絕投降。公安幹警已經重重包圍了院落，房頂上也架了槍，前來觀點的群眾竟有數萬人，驅散不開。宣傳攻勢不奏效，人越聚越多，好像都不怕子彈，一旦打響後果難以預料。
當時張昕楓在省廳任處長，趕到現場後，所有當地民警都歸他指揮。他思索一陣後，命令立刻調來消防隊的救火車，院裡的人全部撤出，然後指示用高壓水槍對準房子的頂棚噴射水龍，一下子將棚頂掀翻，隨即命令四處房頂上的火力齊發，將房內的犯罪分子擊斃。用了5分鐘時間解決了戰鬥。周圍圍觀的幾萬名群眾沒人離開，都看得目瞪口呆。總之，張昕楓的指揮才幹被人們逐慚承認，他升任副廳長，是省長親自點名的。
13日下午16時40分，張昕楓一行7人抵達鶴崗。
——預知後事如何，請看《大案紀實錄2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