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里最幸福的回忆，大概归于听讲座和蹭各个传说中的大师的课了。
台上的先生口若悬河妙语如珠，台下的我们热泪盈眶真心觉得没听够，多年以后回忆起那个画面，仍然心潮澎湃。而读这本《五万年中国简史》，让我仿佛又重新坐到了大学的讲堂。《五万年中国简史》这本书，我觉得也可以取名为“大学教授讲历史”。清华国学研究院特聘教授姚大力，百家讲坛名师于赓哲，启功弟子李山等教授级别的大佬组成了强大的作者阵容，讲起自己研究领域的内容也是张口就来。
对，就是张口就来，其实书中的内容刚开始是在喜马拉雅上讲给大家听的，所以整本书的文风偏口语化，不过这倒削弱了历史学术研究的枯燥感，更能一气呵成地读下去。下面就拿南京大学武黎嵩副教授讲的秦汉史展开来说，来让大家感受一下阅读学术性和趣味性兼具的历史读物，到底是一种什么体会。
汉武帝与匈奴的抗衡之道：汉武帝为什么能这么刚？
汉武帝是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官三代”，他的爷爷汉文帝和父亲汉景帝，通过近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给他留下了大笔的财富。这给他后来的大施拳脚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让汉武帝有了充足的底气。借用司马迁的话来讲，就是“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更何况汉武帝还一心想要大有作为。于是在元光二年，汉武帝一改防守为进攻，主动设局和匈奴对战，史称“马邑之围”。
与此同时，汉武帝不但走的不是稳妥路线，识人用人也不拘一格，非常有魄力。比如东晋的葛洪在《抱朴子》中就谈到一个叫颜驷的老爷爷，他因为运气的原因，从年轻就开始当官，一直到头发都白了还是个小官员，直到被汉武帝无意间发现，才被调去做会稽都尉。
这样的爱才惜才，自然更有可能挖到宝贝，卫青和霍去病就是汉武帝识到的实力千里马。卫青是汉武帝老婆卫子夫的弟弟，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从某种程度来说，汉武帝还是有点举贤不避亲的。不过除了这一点，武老师还指出我们所不熟知的，关于卫青和霍去病的另一重身份，即出身都不算高贵的血性青年。卫青做过马奴，霍去病是卫青捡回家的，这或许能让我们重新看待汉武帝对他们的破格重用。
不管怎么说，汉武帝还是选对人了，卫青的步步为营，霍去病的闪电突击，让汉武帝与匈奴抗衡的话题，在经历3次打基础的河南之战、漠南之战和河西之战，以及最后决定性的漠北之战后，胜利收尾。
当然，这轻描淡写的背后其实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据研究，单就打赢漠北之战，汉朝就耗费了11万匹马，粮草和人力的消耗也不在少数。想来如果没有之前鼎盛的经济基础，怕是很难负担得起。
回到汉朝当农民：汉朝的农民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穷。
面朝黄土背朝天，这大概是我们心中古代农民的形象了。但武黎嵩老师却告诉我们，放心，汉朝的农民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穷。
为了更细节化地向我们展示汉朝农民的生活，武老师想了7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前有水井后植桑。这可不是口说无凭，而是出土文物举证的实际情况。
2003年，人们在河南发现内黄三杨村遗址。这是个因黄河泛滥而被全部覆盖于河床之下的村落，所幸的是，村民大概已安全撤离，所以考古未在此发现人的遗骸。
这个特殊的遗址可以说是原样还原了汉代农民的生活环境。那是怎样一个光景呢？武老师在遗址的照片中看到，每家每户都有院落，门口有井，房顶有瓦，宅前有篱笆门，宅院后面种植着几排桑树。可以看出，汉代典型的农村生活，已经基本和孟子心中“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的乡村蓝图一样景气了。
在出土文物《居延汉简》中也提到，居延一带的人，有500亩土地的，也有50亩地的。居延的位置大概在河西走廊附近，是当时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以此估摸，当时农民的土地还是充足的。汉代相关历史文献甚至把拥有130亩土地的人家归为贫寒，这真的是让明清“家有十几亩地”的有钱农民羡慕嫉妒恨了。
而当时一户人家要吃多少粮呢？《汉书·赵充国传》有个细节，说的是10281个成年男子需要27363斛的粮食，算下来，一个成年男子每月的口粮大概是2.66斛。如果一户人家5口人，女子和孩子要吃得少一些，那大概一个月要消耗11.4斛。换算成现在的斤，大概1斛也就是40斤的粮食，可见100亩的田还是能满足需求的。
总的来说，汉代农民虽说不至于富得流油，但也算是勤勉殷实，只要踏实肯种地，养活一家老小完全不在话下。当然，这种安定富足的生活是以没有遇到战争和动荡为前提的，比如之前提到的汉武帝征战匈奴，可能就会打破这种和谐的局面。
当然，以我这种非专业的眼光，未必能准确地评价出这本书的好坏。但对一个站在门口，想进一步了解历史的求知者，我觉得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
毕竟经由大师的点拨，那些未曾所闻之事，未曾思考的点，未曾注意的方向，都会逐渐清晰而明朗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