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村、嘉陵新村……明明是高樓大廈，繁華鬧市，怎麼會是“村”呢？重慶“村”地名是怎麼來的？近日，重慶地名研究專家李正權受邀解讀重慶“村”地名背後的故事。
▲嘉陵新村
村地名，南北方有差異
李正權介紹，“村”本是“鄉下聚居的處所”。不過，與北方農村不同，重慶農村幾乎都是散居。“散居的處所就不能稱為‘村’。因此，重慶農村沒有‘村’，只有院子。一個院子，不管規模大小，往往住一家或一姓人。如果規模大到一定程度，或者有了異性人家，往往就形成‘場’。”李正權解釋，“場”開始可能是規模較大的院子，由於地處要道，便於散居的農民交際、交流和交換。一旦固定了交際、交流和交換的日期，就有了固定的“趕場天”。“場”雖然也是“聚居的處所”，但由於有了商品交換的功能，甚至有了完全脫離農業的商人“商業經營者”，就不是簡單的“鄉下”了，也不稱為“村”。
李正權介紹，重慶農村地名中，過去幾乎沒有“村”，如今雖然有了“村”，不過不是“聚居的處所”，而是行政村，包括了若干個大大小小的院子，由政府依據一定的規則，劃片而成的，與自然形成的“村”有所不同，與北方農村的“村”（自然村）完全不是一回事。
▲豫豊裡
▲國際村
“裡”“弄”“村”引入重慶
“重慶‘鄉下聚居的處所’不叫‘村’，城裡就更沒有‘村’了。歷史上重慶多為軍事要塞，一直偏重於‘城’，直到晚晴開埠後才真正發展為‘市’。”李正權介紹，20世紀20年代後期，重慶在兩路口、上清寺一帶開闢新市區，大量修建房屋。當時，江浙一帶經濟發達，成為重慶的樣板，官員、富人多以江浙一帶的東西為時髦，還把江浙一帶的地名通名“裡”“弄”“村”引了進來，重慶才開始有個“村”。
“最早的一個叫村的，可能是四德村。”李正權回憶，四德村位於通遠門外，當年還是墳山墓地。中區幹道修通後，劉湘在幹道北側修建了6棟房子，作為其老婆的公館，以“德、言、容、功”四條女德，取名為四德村（現新德村）。
此外，還有華一村，原是荒坡。1929年劉湘部下李文彬等人在該地開辦華一房地產公司，修建了300餘棟別墅，因外傳其“風水好”，當年的一些富商名流都在該地置辦宅院產業。該地取名為華一村。
作為城市道路通名湧現
據介紹，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村”作為重慶城市道路通名，如雨後春筍，到處湧現。“例如1936年因三個木工在現牛角沱公交樞紐附近各修了一幢房屋居住，其中一個木工的未婚女兒因孝順父母，友好鄰居，死後被立碑紀念，該處就取名為為孝友村。又例如1937年聚興誠銀行在中山三路設立分行，在分行後面坎下修建了職工宿舍，取名為聚興村（後改名為巨興村）。國民政府遷渝後，位於其東側山坡上的居住區被命名為國府村（現人民村）。”李正權介紹，重慶最著名的村地名，要數國際村。
“抗戰時期，美國記者樓和英國海軍俱樂部建在王家坡後面、遺愛祠下面的那面陡峭的山坡上，其附近又有美國、澳大利亞、土耳其、丹麥等國的大使館或公使館，那山坡和那小路上經常都有不同國籍的人來來往往，於是取名國際村。”李正權說，不僅老城外到處都有取名“村”的地方，老城內也有。19世紀90年代修建若瑟堂後，定遠門（閉門）城牆邊逐漸成為教友居住之地。1930年民生路建成後，該處就被命名為民生村（現民生裡）。白象街城牆外本是荒地，清末民初就形成街巷，因是貧窮人家居住，20世紀30年代被命名為平民村，也寫作貧民村（後更名為復興村、復興坡）。
曾為內遷企業宿舍居住區
據悉，抗戰時期，大量企業內遷重慶，企業往往將員工宿舍修建在廠區附近。這樣的居住區大多都以“村”作為通名。21兵工廠（現長安機器廠）有雨花村、富強村、合作村等，50兵工廠（現望江機器廠）有黃泥村、望江村、大溪村之類。影響所及，後來重慶新建企業，職工居住區也以“村”命名，例如九龍坡火車站（重慶南站）就有鐵路一村、二村、三村、四村，還有工人村、電測村、冶金村等。
“一般來說，街、巷、路、道等表示的道路往往是一條線，即使彎曲，即使有拐，甚至有若干岔道，但都有相應的起點和終點。”李正權解釋，“村”則不同，一般是指一片，片內道路可能有多條，相互交叉，甚至錯綜複雜。在“村”沒有引進之前，一片街區裡有多條道路，往往就要用多個地名來指稱。他稱，這也是重慶街巷地名密度特別高的主要原因。“原臨江門城外那近百條標有地名的街街巷巷，如果以‘村’來取其名，只需劃成若干片，用幾個‘村’來指稱就可以了。如果沒有‘村’作為通名，像國際村那一坡，可能就要用好幾條甚至十來條‘巷’來命名。”在他看來，引進“村”，不僅豐富了重慶地名的通名，也適應了重慶城市地形地貌的實際情況，值得讚賞，更值得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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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新聞·重慶晚報慢新聞記者 周小平/文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