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回答標題中的問題：因為只有企業家才能解決就業和財富創造！保市場商業和企業家，就是在保民生。與其發放消費券等天花亂墜的“東西”，不如實實在在的給中小微企業減稅、免稅以及建立“一對一”“點對點”的扶持政策等。企業不立，商業不存，災難必生。
為什麼？深度理由如下文字，有耐心的朋友可以讀之。
①
現代世界的繁榮是什麼造就的？人的觀念。經濟繁榮並不是由貿易或投資所致。現代世界起源於經濟浪潮，但經濟並非起因。大眾有關市場和創新的普遍觀念的改變，導致了工業革命，也導致隨之而來的現代世界。人類之所以實現繁榮，企業家享受到尊嚴和經濟自由，是改變觀念的結果。企業家需要同時享受到尊嚴和經濟自由，這個社會才是健康的——尊嚴是有經濟自由的尊嚴，經濟自由是有尊嚴的經濟自由。沒有尊嚴的經濟自由，商人可能得到的僅僅是被人鄙視的行商的待遇。沒有經濟自由的尊嚴，則使社會階層固化，使人生活無望。
麥克洛斯基在其經典著作《企業家的尊嚴：為什麼經濟學無法解釋現代世界》裡明確持有上述的觀點。她認為，在20世紀時代的經濟大事件莫過於中國在1978年以及印度在1991年接納了市場理念，開始賦予企業家曾經被剝奪的自由——“企業家化的道路，才是通往現代化的門票”。
兩個世紀前，世界經濟尚處於今天孟加拉國的水平。1800年的普通人每天只消費3美元，他們對自己的子女、孫輩乃至曾孫輩的期待也不過如此。相反，如果你生活在今天的一個徹底的企業家社會里，可能每天要消費差不多100美元。100美元對比3美元，這就是現代經濟增長的巨大數量級。18世紀以前，日均消費能超過3美元的，只有貴族和極少數人。
人類的整個歷史，包括史前時期，大抵如此。兩百年後的今天，人類的生活與經濟水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儘管自1800年以來全球經濟經歷了數十次的衰退，每一次都使經濟陷入令人不安的停滯，然而每次經濟週期的低谷之後的幾年，總會出現窮人收入又創新高的局面。這要感謝人的觀念的創新——企業家精神的推崇的社會。
“過去的兩百年裡，這個世界恩寵普通人，尤其是生活在企業家精神國度的人們。”麥克洛斯基認為，由意識形態支持的創新，最終許下了讓我們所有人過上好日子的承諾。左派和右派總是互相把對方的意識形態貶低成一種“信仰”——左派堅持對政府規劃的信念，儘管計劃經濟被證明對窮人毫無益處；保守派堅持對軍事-工業複合體的信念，儘管事實證明它使人們陷入貧窮和野蠻。與左派和保守派觀點相反，真正的自由主義，即亞當.斯密所說的“明顯和純粹的自然自由體系”，是有歷史證據為支撐的。儘管有政府管制和社團主義（還有福利主義）的阻撓，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自由還是極大改善了窮人和普通人的生活。
現代世界是由企業家新獲得的充滿信念的尊嚴和充滿希望的自由締造的。企業家有了尊嚴才能得到屬於自己的合適地位，有了自由才能向前冒險。尊嚴和自由，缺一不可——尊嚴是一個社會因素，自由則是經濟因素——只有如此，才能誕生出一個“尊重商業的文明”社會，也自然成為一個企業家社會——這直接促成經濟的繁榮和國家的富強。
比如中國和印度，過去的歷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一旦意識到了市場與創新的價值，並在一定程度上允許了商業自由，普通國民的衣食住行和教育就出現了迅速的改善。
麥克洛斯基甚至直言不諱地寫道：在幾代人的時間內，如果兩國不倒行逆施，中國和印度的生活水平已經躋身全球60億人口中處於頂部40億人的行列。“想象一下，如果全世界37%的人口都富裕到能拿起畫筆、開始寫作、從事音樂或計算機，會出現何等壯觀的藝術和思想的百花齊放的局面吧。”
世界的今天，需要感謝1800年前後出現並在1900年後勢不可擋的變化——全新的、無盡的、可持續並幾乎瘋狂的創新——這種變化最終打破了馬爾薩斯關於人口論的魔咒。因為，有關觀念而促成的創新，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蒸汽機、公司形式、飛機和沃爾瑪的發明第一次讓普通民眾富裕起來，其程度遠勝古代的狩獵者、採集者、遊牧民、定居農民或帝國臣民，並促使現代人選擇了更小的家庭和更高的教育質量。
這一切都受惠於企業家價值的力量——尊嚴和自由，缺一不可。
同時，人們通常認為，人類社會的經濟快速發展源於全球化的自由貿易。但麥克洛斯基卻不這樣認為。她說，貿易並不是經濟增長的引擎。儘管它很重要。那麼，關鍵是什麼呢？
“英國的經濟成就並不是堅船利炮、軍人和金錢和沙文主義者為生存、繁榮和主宰進行的無盡戰爭所帶來的，無論在1972年和1790年都不是。企業家尊嚴和自由所激發的創新才是英國取得光輝經濟成就的原因。”美國更是如此——自由和創新才是利器和根本。
大眾有關市場和創新的普遍觀念的改變，導致了工業革命，也導致了隨之而來的現代世界。人類之所以實現繁榮，企業家享受到尊嚴和經濟自由或許才是真正原因——但當一個社會的階層固化時，創新也就無處可談。
正如麥克洛斯基所提醒的那樣：說什麼“科學和技術”使我們過上了美好生活，但是這個詞語卻讓我們忽視了政治和社會的變化，而正是它們——企業家價值的重新評估——讓科學用了用武之地。
從這個意義上說，“教師”和“企業家”的位置和力量，才是讓我們衝破“貿易封鎖”、讓民族復興的關鍵——人的自由、尊嚴和創新才是根本——這是我們的活力之泉。否則，再多的貿易也是無濟於事。
②
“士農工商”，中國的傳統一直未作真正的改變，“商人”是排在最後一位的。儘管讓中國社會和官方尊重商業，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挑戰和文化使命，但我們必須藉此契機走出這一步，一起致力於“企業家社會”。
在企業家尊嚴和思想得以尊重的環境裡，財富與社會和政治就會發生良性的相互作用，同心同德，基於共同利益和寬容相扶而發展和共存。
越是經濟困難期，越需如此。如果企業家的尊嚴和自由沒有被公眾整體接受，那在知識階層的冷嘲熱諷和利益集團的排斥下，“窮人的富裕將遙不可及，因為不會有創新”。
當然，有人對此會提出異議：如今的貧富兩極分化即窮人愈窮、富人愈富不正是企業家們和資本家們所造成的嗎？窮人愈窮，富人愈富，如何改變？
麥克洛斯基的“藥方”是維護企業家精神，實現真正的科技創新——因為，只有創新才是普惠大眾的——她直言不諱地說，“反對企業家使窮人遭殃”：如果企業家的尊嚴和自由沒有被公眾整體接受，那在知識階層的冷嘲熱諷和利益集團的陰謀設計下，窮人的富裕將遙不可及，因為不會有創新。
因此，不能反全球化、反現代化和反企業家精神，“企業家事功的威信”需要被尊重和接納，否則將是災難。
大量的民營企業家在最近這兩年都開始“退潮”。而疫情全球大流行之下，隨著經濟的蕭條，註定有不一而足的企業和企業家倒下。這個世界如果沒有了企業家，將會變成怎樣？
越是經濟蕭條時越需要企業家的尊嚴而不是權力至上主義。換句話說，應以市場為中心，而不能是對商業的輕蔑——儘管，這在人類歷史上曾不一而足的出現過輕蔑。
應該說，對於商業的輕蔑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的古典根源。在古希臘城邦國家，美德意味著為了城市的利益而做出奉獻。正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引述他的老師蘇格拉底告誡的那樣：“人們對於賺錢越是看重，他們就會對美德越發輕視。”
儘管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認為成為富人是件好事情，但是他也認為通過做生意來追逐財富在道德上是危險的。他這樣寫道：“在管理最佳的城市裡，市民們不應粗俗地或者像商人一樣生活，因為這樣的生活方式是不高貴的，並且與美德相悖。”儘管亞里士多德和他的同胞們都是依靠商人從國外“進口”穀物來填飽肚子。這與中國傳統中的所謂“士農工商”是如出一轍：商人是不受待見的，沒有社會地位可言。
希臘人也許可以容忍商業作為必需而存在，但是他們害怕它，懷疑商業帶來的專業分工將導致興趣的變異並摧毀共同的價值觀和城邦所賴以生存的犧牲奉獻意願。在雅典有商人、銀行家和專事借款放貸的人，但他們被看作外來人，而且不被允許獲得市民地位。
亞里士多德把商業看作“商品走私”——金錢成為交換的工具和目的——不僅有損政治美德，同時也危害個人的道德健康：為了金錢而從事商業的人們傾向於貪婪（或者過於野心勃勃），他們趨向於將生命奉獻給攫取越來越多的物質，毫無底線或忘卻了生命的意義。
尤其是“以財生財”這種形式是最令人生厭的——為了賺取利潤而放貸被稱作“高利貸”，這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顯然是“最違背自然的商業形式”，是有罪的，不應縱容。
後來，在歐洲，高利貸也引發了宗教教義和經濟發展之間的衝突。而但丁在《神曲》中也這樣寫道：“從事高利貸的人墜入地獄；沒有從事高利貸的人落得貧窮。”
如今，已經21世紀了，“以財生財”的商業形式依然被商業擁躉，並褒貶不一。比如，在中國，幾乎叫得上的有名氣的企業，無一不成為了金融公司——他們都在做著“以錢生錢”的事情，金融成了它們狂歡的“資本”，這到底是對還是錯？這的確是另外一個非常值得深談的話題。（點擊閱讀：為什麼企業都成了金融公司？因為只有錢才最好賣！）
③
眾所周知，知識分子通常都是利他主義的鼓吹者，對商業有著輕蔑的態度。但伏爾泰卻是個例外——儘管正是他的出現才有了“知識分子”的時代的開啟——他是商業的實踐者，並大獲成功。
1778年2月10日，當84歲的伏爾泰回到闊別29年的巴黎時，他受到了人民熱烈的歡迎。這時是伏爾泰人生髮展的最輝煌的頂點。不久，他便病倒了，於同年與世長辭。臨終前，伏爾泰對自己的後事做了囑咐：把棺材一半埋在教堂裡，一半埋在教堂外。意思是說，上帝讓他上天堂，他就從教堂這邊上天堂；上帝讓他下地獄，他可以從棺材的另一頭悄悄溜走。
大多數人只知道伏爾泰是啟蒙的鬥士，一生為思想和言論自由而戰，靠自己的筆過獨立的生活。但或許很少有人知道，他同時是“一位高貴的商人”，是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在寫作的同時，通過彩票、金融投機、商業活動和放高利貸，不斷積累起了大量財富。他在法國的費內購買了一棟別墅，並且在那裡度過了他的最後二十年。在那些年，他將那一片荒野變成了繁榮的小村莊，並且成為那裡的擁有者和首領。到1778年病逝時，他每年收集的債款總額就讓其成為法國前二十位偉大莊園之一。
穆勒在其經典著作《市場與大師》中這樣寫道：伏爾泰不僅是他那個時代最受歡迎的文人之一，還是歐洲最富有的平民之一。
伏爾泰積極參與到最受懷疑的商業活動中：經商和放債，並且對追求財富進行原則性的辯護，成功地從事資本主義活動，但他對他自己賺錢的熱情還是有所保留的。儘管，他正如有寫作的天才一樣，經商方面也堪稱天才。
不過，伏爾泰還是遭受到了質疑，甚至與他一些相熟的人也起訴了他，因為他的商業活動中的不誠實和貪婪。在英格蘭，他被指控從事見不得光的商業買賣。而負責他存款的銀行家也總結說：“伏爾泰是一個非常貪財和不誠實的人。”為數不少的人都認為伏爾泰是一個從事金融實踐活動的大無賴。甚至就連伏爾泰的情人丹尼斯夫人都這樣說他：“貪婪已經滲透了你的身心。”“陰暗的心靈使你成了最低俗的人，但我會盡可能地幫你遮掩你的惡習。”
儘管伏爾泰不斷從事商業活動，並且賺得盆滿缽滿，但他卻是厭惡和憎恨猶太人——因為猶太人的特立獨行與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伏爾泰的做法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或許，知識分子的“骨子”裡對商業是蔑視的，儘管天天做夢成為富有的人——但穆勒卻在《市場與大師》著作中，並不意味著“知識分子就是反商業的”。
一方面是對自己賺取金錢的自我辯護，一方面是對猶太人從事經濟利益追逐的無情批判，作為知識分子的伏爾泰無疑是“分裂的”；這也註定了此後的知識分子的“兩面性”。
不過，高傲的伏爾泰，卻對斯密佩服無比。“這位斯密先生太優秀了！”伏爾泰在會見這位蘇格蘭哲學家後寫道：“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人可以和他相提並論，我為我親愛的同胞們感到羞愧。”
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是目前關於資本主義及其道德分析方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儘管《國富論》有相當一部分內容是關於商業，但它並不是寫給生意人或者商人的。
穆勒認為，斯密是啟蒙運動中最受人欽佩的哲學家之一，同時也是研究邏輯學、修辭學、法理學和倫理學的教授。他寫作的目的是希望通過編寫一本專注於分析由利己主義驅動的市場運作過程的書，從而影響政治家們並激發他們追尋社會整體的共同利益。
《國富論》的核心觀點就是市場經濟是提高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的最佳方式——它可以帶來斯密所說的“普遍富裕”。對於斯密而言，通過市場來促進國家財富的增長是值得關注的。
穆勒在《市場與大師》中這樣總結說：“商業社會”的普及將帶來更大程度的個人自由和國家間更為和睦的關係。斯密衡量商業社會的價值時，並不僅僅注重它所產生的財富，同時也關注它所培育的社會性格。而斯密之所以推崇市場機制，部分是因為它促進了合作行為的發展，使得人們因為更加自制而更容易和平相處，也有可能因為顧及他人的需求而放棄了自己潛在的社會激情。
眾所周知，斯密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影響了資本主義時代的演進和發展。正如斯密自己認為，知識分子的公開角色之一就是去影響當權者：激發他們的公共精神，為他們提供理念和信息以促使政府行為具有合理的結果預期。
斯密無疑做到了這個公開的角色——儘管他也被其他的不一而足的知識分子所批判甚至攻擊。
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則是迄今為止對於市場制度最為著名的批評家，並導致了此後的世界一個向東，一個向右，影響至今。儘管“資本主義”這一原本與斯密的“商業社會”和黑格爾的“文明社會”同義的詞，卻發生了異化；馬克思一般還是被認作黑格爾的門徒。
在穆勒看來，馬克思的思想可以回溯到非常古老的觀點：貨幣根本上不具有生產力，唯有依靠辛勤謀生的勞動才能真正地創造財富，因此，不僅利息甚至利潤本身都是不健康的。
但是，馬克思並不是批判市場制度導致文化限制的唯一聲音，也不是反對市儈統治的唯一知識分子。在他之後，世界上眾多的知識分子都開始圍繞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展開了激烈的交鋒，此起彼伏，綿綿不斷。
而在眾多的我們耳熟能詳的的“大師”中，這些人的名字將永放光芒，因為他們各自的思想：韋伯、熊彼特、凱恩斯、馬爾庫塞、哈耶克...等等。這些大師的思想光芒，都可以通過嚴肅閱讀穆勒所著的《市場與大師》中可見一斑——這是一本有關商業的社會演進與思想光輝史。企業家的尊嚴和精神，是值得肯定和鼓勵的——反對商業，就會致窮。
同理，保護商業，就是保護民生——與其發放消費券，不如實實在在的給中小微企業減稅、免稅以及建立資金“點對點”“一對一”扶持政策等。尤其是在當下的這個世界再次面臨巨大不確定的時候，並且民粹主義重新抬頭之際，我們更需關注市場商業之困境，呵護企業家之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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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韋三水
部分圖片來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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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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