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此时此刻更要让企业家们活下来

为什么此时此刻更要让企业家们活下来

先回答标题中的问题:因为只有企业家才能解决就业和财富创造!保市场商业和企业家,就是在保民生。与其发放消费券等天花乱坠的“东西”,不如实实在在的给中小微企业减税、免税以及建立“一对一”“点对点”的扶持政策等。企业不立,商业不存,灾难必生。

为什么?深度理由如下文字,有耐心的朋友可以读之。

现代世界的繁荣是什么造就的?人的观念。经济繁荣并不是由贸易或投资所致。现代世界起源于经济浪潮,但经济并非起因。大众有关市场和创新的普遍观念的改变,导致了工业革命,也导致随之而来的现代世界。人类之所以实现繁荣,企业家享受到尊严和经济自由,是改变观念的结果。企业家需要同时享受到尊严和经济自由,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尊严是有经济自由的尊严,经济自由是有尊严的经济自由。没有尊严的经济自由,商人可能得到的仅仅是被人鄙视的行商的待遇。没有经济自由的尊严,则使社会阶层固化,使人生活无望。

麦克洛斯基在其经典著作《企业家的尊严: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现代世界》里明确持有上述的观点。她认为,在20世纪时代的经济大事件莫过于中国在1978年以及印度在1991年接纳了市场理念,开始赋予企业家曾经被剥夺的自由——“企业家化的道路,才是通往现代化的门票”。

两个世纪前,世界经济尚处于今天孟加拉国的水平。1800年的普通人每天只消费3美元,他们对自己的子女、孙辈乃至曾孙辈的期待也不过如此。相反,如果你生活在今天的一个彻底的企业家社会里,可能每天要消费差不多100美元。100美元对比3美元,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巨大数量级。18世纪以前,日均消费能超过3美元的,只有贵族和极少数人。

人类的整个历史,包括史前时期,大抵如此。两百年后的今天,人类的生活与经济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自1800年以来全球经济经历了数十次的衰退,每一次都使经济陷入令人不安的停滞,然而每次经济周期的低谷之后的几年,总会出现穷人收入又创新高的局面。这要感谢人的观念的创新——企业家精神的推崇的社会。

“过去的两百年里,这个世界恩宠普通人,尤其是生活在企业家精神国度的人们。”麦克洛斯基认为,由意识形态支持的创新,最终许下了让我们所有人过上好日子的承诺。左派和右派总是互相把对方的意识形态贬低成一种“信仰”——左派坚持对政府规划的信念,尽管计划经济被证明对穷人毫无益处;保守派坚持对军事-工业复合体的信念,尽管事实证明它使人们陷入贫穷和野蛮。与左派和保守派观点相反,真正的自由主义,即亚当.斯密所说的“明显和纯粹的自然自由体系”,是有历史证据为支撑的。尽管有政府管制和社团主义(还有福利主义)的阻挠,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自由还是极大改善了穷人和普通人的生活。

现代世界是由企业家新获得的充满信念的尊严和充满希望的自由缔造的。企业家有了尊严才能得到属于自己的合适地位,有了自由才能向前冒险。尊严和自由,缺一不可——尊严是一个社会因素,自由则是经济因素——只有如此,才能诞生出一个“尊重商业的文明”社会,也自然成为一个企业家社会——这直接促成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

比如中国和印度,过去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旦意识到了市场与创新的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了商业自由,普通国民的衣食住行和教育就出现了迅速的改善。

麦克洛斯基甚至直言不讳地写道: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如果两国不倒行逆施,中国和印度的生活水平已经跻身全球60亿人口中处于顶部40亿人的行列。“想象一下,如果全世界37%的人口都富裕到能拿起画笔、开始写作、从事音乐或计算机,会出现何等壮观的艺术和思想的百花齐放的局面吧。”

世界的今天,需要感谢1800年前后出现并在1900年后势不可挡的变化——全新的、无尽的、可持续并几乎疯狂的创新——这种变化最终打破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论的魔咒。因为,有关观念而促成的创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蒸汽机、公司形式、飞机和沃尔玛的发明第一次让普通民众富裕起来,其程度远胜古代的狩猎者、采集者、游牧民、定居农民或帝国臣民,并促使现代人选择了更小的家庭和更高的教育质量。

这一切都受惠于企业家价值的力量——尊严和自由,缺一不可。

为什么此时此刻更要让企业家们活下来

同时,人们通常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快速发展源于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但麦克洛斯基却不这样认为。她说,贸易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尽管它很重要。那么,关键是什么呢?

“英国的经济成就并不是坚船利炮、军人和金钱和沙文主义者为生存、繁荣和主宰进行的无尽战争所带来的,无论在1972年和1790年都不是。企业家尊严和自由所激发的创新才是英国取得光辉经济成就的原因。”美国更是如此——自由和创新才是利器和根本。

大众有关市场和创新的普遍观念的改变,导致了工业革命,也导致了随之而来的现代世界。人类之所以实现繁荣,企业家享受到尊严和经济自由或许才是真正原因——但当一个社会的阶层固化时,创新也就无处可谈。

正如麦克洛斯基所提醒的那样:说什么“科学和技术”使我们过上了美好生活,但是这个词语却让我们忽视了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而正是它们——企业家价值的重新评估——让科学用了用武之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和“企业家”的位置和力量,才是让我们冲破“贸易封锁”、让民族复兴的关键——人的自由、尊严和创新才是根本——这是我们的活力之泉。否则,再多的贸易也是无济于事。

为什么此时此刻更要让企业家们活下来

“士农工商”,中国的传统一直未作真正的改变,“商人”是排在最后一位的。尽管让中国社会和官方尊重商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挑战和文化使命,但我们必须借此契机走出这一步,一起致力于“企业家社会”。

在企业家尊严和思想得以尊重的环境里,财富与社会和政治就会发生良性的相互作用,同心同德,基于共同利益和宽容相扶而发展和共存。

越是经济困难期,越需如此。如果企业家的尊严和自由没有被公众整体接受,那在知识阶层的冷嘲热讽和利益集团的排斥下,“穷人的富裕将遥不可及,因为不会有创新”。

当然,有人对此会提出异议:如今的贫富两极分化即穷人愈穷、富人愈富不正是企业家们和资本家们所造成的吗?穷人愈穷,富人愈富,如何改变?

麦克洛斯基的“药方”是维护企业家精神,实现真正的科技创新——因为,只有创新才是普惠大众的——她直言不讳地说,“反对企业家使穷人遭殃”:如果企业家的尊严和自由没有被公众整体接受,那在知识阶层的冷嘲热讽和利益集团的阴谋设计下,穷人的富裕将遥不可及,因为不会有创新。

因此,不能反全球化、反现代化和反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事功的威信”需要被尊重和接纳,否则将是灾难。

大量的民营企业家在最近这两年都开始“退潮”。而疫情全球大流行之下,随着经济的萧条,注定有不一而足的企业和企业家倒下。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了企业家,将会变成怎样?

越是经济萧条时越需要企业家的尊严而不是权力至上主义。换句话说,应以市场为中心,而不能是对商业的轻蔑——尽管,这在人类历史上曾不一而足的出现过轻蔑。

应该说,对于商业的轻蔑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的古典根源。在古希腊城邦国家,美德意味着为了城市的利益而做出奉献。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引述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告诫的那样:“人们对于赚钱越是看重,他们就会对美德越发轻视。”

尽管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认为成为富人是件好事情,但是他也认为通过做生意来追逐财富在道德上是危险的。他这样写道:“在管理最佳的城市里,市民们不应粗俗地或者像商人一样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高贵的,并且与美德相悖。”尽管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同胞们都是依靠商人从国外“进口”谷物来填饱肚子。这与中国传统中的所谓“士农工商”是如出一辙:商人是不受待见的,没有社会地位可言。

希腊人也许可以容忍商业作为必需而存在,但是他们害怕它,怀疑商业带来的专业分工将导致兴趣的变异并摧毁共同的价值观和城邦所赖以生存的牺牲奉献意愿。在雅典有商人、银行家和专事借款放贷的人,但他们被看作外来人,而且不被允许获得市民地位。

亚里士多德把商业看作“商品走私”——金钱成为交换的工具和目的——不仅有损政治美德,同时也危害个人的道德健康:为了金钱而从事商业的人们倾向于贪婪(或者过于野心勃勃),他们趋向于将生命奉献给攫取越来越多的物质,毫无底线或忘却了生命的意义。

尤其是“以财生财”这种形式是最令人生厌的——为了赚取利润而放贷被称作“高利贷”,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显然是“最违背自然的商业形式”,是有罪的,不应纵容。

后来,在欧洲,高利贷也引发了宗教教义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而但丁在《神曲》中也这样写道:“从事高利贷的人坠入地狱;没有从事高利贷的人落得贫穷。”

如今,已经21世纪了,“以财生财”的商业形式依然被商业拥趸,并褒贬不一。比如,在中国,几乎叫得上的有名气的企业,无一不成为了金融公司——他们都在做着“以钱生钱”的事情,金融成了它们狂欢的“资本”,这到底是对还是错?这的确是另外一个非常值得深谈的话题。(点击阅读:为什么企业都成了金融公司?因为只有钱才最好卖!)

为什么此时此刻更要让企业家们活下来

众所周知,知识分子通常都是利他主义的鼓吹者,对商业有着轻蔑的态度。但伏尔泰却是个例外——尽管正是他的出现才有了“知识分子”的时代的开启——他是商业的实践者,并大获成功。

1778年2月10日,当84岁的伏尔泰回到阔别29年的巴黎时,他受到了人民热烈的欢迎。这时是伏尔泰人生发展的最辉煌的顶点。不久,他便病倒了,于同年与世长辞。临终前,伏尔泰对自己的后事做了嘱咐:把棺材一半埋在教堂里,一半埋在教堂外。意思是说,上帝让他上天堂,他就从教堂这边上天堂;上帝让他下地狱,他可以从棺材的另一头悄悄溜走。

大多数人只知道伏尔泰是启蒙的斗士,一生为思想和言论自由而战,靠自己的笔过独立的生活。但或许很少有人知道,他同时是“一位高贵的商人”,是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在写作的同时,通过彩票、金融投机、商业活动和放高利贷,不断积累起了大量财富。他在法国的费内购买了一栋别墅,并且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最后二十年。在那些年,他将那一片荒野变成了繁荣的小村庄,并且成为那里的拥有者和首领。到1778年病逝时,他每年收集的债款总额就让其成为法国前二十位伟大庄园之一。

穆勒在其经典著作《市场与大师》中这样写道:伏尔泰不仅是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文人之一,还是欧洲最富有的平民之一。

伏尔泰积极参与到最受怀疑的商业活动中:经商和放债,并且对追求财富进行原则性的辩护,成功地从事资本主义活动,但他对他自己赚钱的热情还是有所保留的。尽管,他正如有写作的天才一样,经商方面也堪称天才。

不过,伏尔泰还是遭受到了质疑,甚至与他一些相熟的人也起诉了他,因为他的商业活动中的不诚实和贪婪。在英格兰,他被指控从事见不得光的商业买卖。而负责他存款的银行家也总结说:“伏尔泰是一个非常贪财和不诚实的人。”为数不少的人都认为伏尔泰是一个从事金融实践活动的大无赖。甚至就连伏尔泰的情人丹尼斯夫人都这样说他:“贪婪已经渗透了你的身心。”“阴暗的心灵使你成了最低俗的人,但我会尽可能地帮你遮掩你的恶习。”

尽管伏尔泰不断从事商业活动,并且赚得盆满钵满,但他却是厌恶和憎恨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的特立独行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伏尔泰的做法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或许,知识分子的“骨子”里对商业是蔑视的,尽管天天做梦成为富有的人——但穆勒却在《市场与大师》著作中,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就是反商业的”。

一方面是对自己赚取金钱的自我辩护,一方面是对犹太人从事经济利益追逐的无情批判,作为知识分子的伏尔泰无疑是“分裂的”;这也注定了此后的知识分子的“两面性”。

不过,高傲的伏尔泰,却对斯密佩服无比。“这位斯密先生太优秀了!”伏尔泰在会见这位苏格兰哲学家后写道:“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我为我亲爱的同胞们感到羞愧。”

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是目前关于资本主义及其道德分析方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尽管《国富论》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商业,但它并不是写给生意人或者商人的。

穆勒认为,斯密是启蒙运动中最受人钦佩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研究逻辑学、修辞学、法理学和伦理学的教授。他写作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编写一本专注于分析由利己主义驱动的市场运作过程的书,从而影响政治家们并激发他们追寻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

《国富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市场经济是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的最佳方式——它可以带来斯密所说的“普遍富裕”。对于斯密而言,通过市场来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是值得关注的。

穆勒在《市场与大师》中这样总结说:“商业社会”的普及将带来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和国家间更为和睦的关系。斯密衡量商业社会的价值时,并不仅仅注重它所产生的财富,同时也关注它所培育的社会性格。而斯密之所以推崇市场机制,部分是因为它促进了合作行为的发展,使得人们因为更加自制而更容易和平相处,也有可能因为顾及他人的需求而放弃了自己潜在的社会激情。

众所周知,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影响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演进和发展。正如斯密自己认为,知识分子的公开角色之一就是去影响当权者:激发他们的公共精神,为他们提供理念和信息以促使政府行为具有合理的结果预期。

斯密无疑做到了这个公开的角色——尽管他也被其他的不一而足的知识分子所批判甚至攻击。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是迄今为止对于市场制度最为著名的批评家,并导致了此后的世界一个向东,一个向右,影响至今。尽管“资本主义”这一原本与斯密的“商业社会”和黑格尔的“文明社会”同义的词,却发生了异化;马克思一般还是被认作黑格尔的门徒。

在穆勒看来,马克思的思想可以回溯到非常古老的观点:货币根本上不具有生产力,唯有依靠辛勤谋生的劳动才能真正地创造财富,因此,不仅利息甚至利润本身都是不健康的。

但是,马克思并不是批判市场制度导致文化限制的唯一声音,也不是反对市侩统治的唯一知识分子。在他之后,世界上众多的知识分子都开始围绕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此起彼伏,绵绵不断。

而在众多的我们耳熟能详的的“大师”中,这些人的名字将永放光芒,因为他们各自的思想:韦伯、熊彼特、凯恩斯、马尔库塞、哈耶克...等等。这些大师的思想光芒,都可以通过严肃阅读穆勒所著的《市场与大师》中可见一斑——这是一本有关商业的社会演进与思想光辉史。企业家的尊严和精神,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反对商业,就会致穷。

同理,保护商业,就是保护民生——与其发放消费券,不如实实在在的给中小微企业减税、免税以及建立资金“点对点”“一对一”扶持政策等。尤其是在当下的这个世界再次面临巨大不确定的时候,并且民粹主义重新抬头之际,我们更需关注市场商业之困境,呵护企业家之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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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此时此刻更要让企业家们活下来

本文作者:韦三水

部分图片来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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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三水

资深媒体人、财经作家与品牌策划人

草根诗人、连续创业者

已出版发行多部财经著作

曾先后系统性地提出

现代新国企论、未来国企分化论

所著《大国企》、《谁人不识宁高宁》等书引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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