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伯佐治：一个高官的流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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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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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藏天下匾额艺术馆中，有一块品相完好、雕饰精美、书法精湛的牌匾，题为《藩伯佐治》。从古代工艺美术角度看，这是一块笔者相当喜欢的匾。但由于题匾人周琬作为清代高官，却无所作为，乏善可陈，故此一直没有心力去研究此匾。
清·乾隆（1736-1795）年【藩伯佐治】匾 周琬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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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想来，既然要传播牌匾文化，好牌匾终究是要亮相的。所以还是打定主意，来说叨说叨这块匾。我们先从匾文入手，推及其他。
“藩伯”，原指古代诸侯中的领袖人物；到了明清时期，一般专指布政使。因为在明清时，布政使司是国家一级行政区，也就是一个省的概念，因此布政使司的长官布政使，最接近古代诸侯领袖的身份本义。至于更高一级的巡抚、总督之职，它们其实属于“京官”的范畴，即古代“央官”体系下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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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直白的理解就是助手、属官等。因此可见，这“藩伯佐治”四个字，是赠予一个任布政使属官的人。果不其然，我们查看下款受匾人身份为：“敕授儒林郎 布政司经历”。所谓“经历”，是掌管财务、文件一类的辅助性官员，官级介于七品到五品之间。
清·乾隆（1736-1795）年【藩伯佐治】匾局部
显然，此匾题文，意在赞扬受匾人作为布政使的属官，任职出色。那么，谁会去夸赞这样一个角色的人呢？一般来说，只有其顶头上司会从这个角度去夸人。再看上款题匾人身份，果然不谬，“巡抚福建等处 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 周 为”。
清·乾隆（1736-1795）年【藩伯佐治】匾局部
原来，这个题匾人的布政使之位，居然是兼任的；他更重要的身份，是福建巡抚。那么，这个周姓题匾人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周琬。
很多熟悉明代历史的读者，一看到“周琬”这个名字，会想起明代洪武年间的大孝子周琬。后者在十六岁时，为救被处以死罪的父亲，敢于直闯皇宫，当面向朱元璋请求，用自己的命换取父亲的活命。
朱元璋为测试他的孝心诚意，真的令刀斧手佯装砍杀少年周琬的头，谁知周琬毫无惧色，且仰天大笑，最终赢得了朱元璋的感动，于是下令免去其父死罪，又亲笔题写了“孝子周琬”赠送予周琬，再赐予他官职。就此，少年周琬成为名满天下的大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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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贵为福建巡抚的清代周琬，却没有明代周琬的好名声。实际上，身为“藩伯佐治”题匾人的清代周琬，在史料记载中就没有名声可言，无所作为、难堪入史册。他唯一的历史“亮点”，就是他后来作为一名流放新疆赎罪的官犯，为后人研究清代谪官流放制度，提供了一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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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周琬在乾隆早期，是作为一名刑部的青年才俊，渐入乾隆皇帝法眼的。他历任刑部员外郎、刑部郎中等职，对于官员治理很有一些新颖的想法。因此乾隆皇帝说了：“此人可以让他多锻炼锻炼。”
在乾隆皇帝不经意的一句话下，周琬先后被派往山西、安徽等地，任知府；又先后任四川、云南等地的按察使；再任四川布政使、云南巡抚等。后来又调回京城过渡了一年。到了乾隆二十三年（1758），周琬正式上任福建巡抚兼布政使。
但周琬在福建巡抚任上，除了题写前述“藩伯佐治”匾，其他基本没做什么实事，因为他的任职时间很短，没多久他的母亲过世，他只好按律回河南老家守孝去了。你想啊，他在福建屁股都没坐热就走了，能做什么事？
乾隆二十四年（1759），周琬回到了官场，做了湖北巡抚兼代理湖广总督，这一任就是两年。那么他在湖北做了什么实事呢？很抱歉，也没有。至少在各种史料里都没有提到。
古代巡抚衙门旧址
周琬为民生做实事行不行，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史料没有记载。但他的性格缺点却深入人心：性情偏执，凡事一意孤行，听不进僚属意见；只亲近讨他欢心的人。
根据《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中的一份“密奏”记载：周琬“情性乖张”，“其接见属员，如意所私喜者，则竟日闲谈。而实有公事，急需面禀之员，或屡日不得一见。”
前述“密奏”文件载语片段，用普通话来说，意思是周琬接见来客，遇到他喜欢的人，他可以整天与之闲聊；而那些真正有公事要向他请示、报告的人，经常连着好几天也见不上周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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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性格缺点谁都有，没有缺点的那叫圣人。何况周琬“如意所私喜者，则竟日闲谈”的特点，如果放在普通人身上，那都不叫缺点，只能说是真性情。但从周琬的身份角度去看，其性格却是个大麻烦了。
试想一下，周琬身居巡抚高位，是一省的军政、民生大boss，他要是不肯挤出一些闲谈时间来接见下属、听取汇报，下属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干着急，久而久之心凉了，也就不着急了。长此以往，全省军政要务，都没人着急了，诸事荒废。
周琬身为高官，不贪污，不整人，通常意义上算是个好官了。但外部世界的好评，消解不了巡抚院内部的深厚积怨。
不久，代理工部尚书苏昌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周琬的代理湖广总督身份没有了，只保留了湖北巡抚一职。这么一来，周琬在湖北不再是一人独大，他的上头，可就有了顶头上司了。
可以想象，巡抚院内部的积怨，必然会宣泄到总督府去。久而久之，总督苏昌对周琬也颇有怒气。但总督和巡抚，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绝对的上下级关系。也就是说，其实苏昌奈何不了周琬。
乾隆二十六年（1761）五六月份，湖北闹水灾，灾情严重，但周琬却隐瞒灾情，没有上报朝廷中央。再有，湖北归州、宜昌爆出了官府滥用酷刑，制造冤案的丑闻，而巡抚周琬却肆无忌惮地包庇宜昌知府等人。
以上两件大事，终于让苏昌抓住了扳倒周琬的机会。他急修“密奏”一封，陈述两件大案的前因后果，再痛陈周琬平日懈怠工作、不履行巡抚职责事宜种种（即前述《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密奏内容），成功地让乾隆皇帝对周琬好感尽失。
震怒之下，乾隆下达圣旨：“周琬著革职，发往巴里坤。令其自备资斧，效力赎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周琬被革职，发配到新疆巴里坤（今哈密市辖县）流放赎罪。
03
笔者认为，周琬的工作失职必然是有的，过于亲近讨他欢心的人、疏离公务人员也是有的，但不至于那么夸张。能干到巡抚及代理总督之位的人，没有寻常之辈，绝非“密奏”所述那般昏庸。
说到底，周琬是败在了官场争斗上，被湖北总督苏昌抓住了辫子。自古以来，封建朝廷官员被定罪、流放者，有相当高的比例，是受到了政治迫害。否则历史无法解释，为何随便列举几个名字，像苏轼、韩愈、海瑞、纪晓岚、林则徐等，都经历过流放？
换句话说，在古代，高级官员被定罪流放，并不是人生末日，他们有着很大的几率重返官场、再争辉煌。这么说吧，历史上有名望的官臣，如果没经历过流放这种事，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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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周琬来说，被发配到新疆，还是比较惨。针对他流放的官方文件中，有这么一句话：“令其自备资斧。”什么是“资斧”? 狭义地说，就是路费、盘缠；广义地看，连同流放期间的生活费在内。也就是说，周琬此去新疆戴罪，不光路费要自己出，生活费也要自己掏。这是很严厉的惩罚了。
因为根据清代谪戌制度，官员的流放赎罪，一般来说，基本待遇还是有保障的，住宿、饮食、生活费等，都在保障范围内。
譬如乾隆三十四年（比周琬流放晚八年），纪晓岚被流放到新疆乌鲁木齐，根据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描述，他的流放住处是这样的：“馆舍在署园中，花草繁盛，有江西蜡，五色毕备，朵若巨杯……”可见他的住宿待遇还是很高的。
《阅微草堂笔记》林则徐
又如道光年间，林则徐被流放到新疆伊犁，他的住处是托朋友寻找的中意之所，费用也全由官方报销。
反观周琬的流放，就因为多了几个字，待遇大不相同。根据谪戌制度，凡是“令其自备资斧”者，“一切得项均不准支”，即流放期间，所有的费用都要自己掏。这样的流放，惨不惨，刺激不刺激？只有周琬的钱包最知道。
关于流放期间的钱财待遇问题，不再赘述。毕竟谈钱俗气，多少被流放的高官都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时来运转、重回巅峰，往往是分分钟的事。
当然了，流放不是末日，只是针对高官而言的。对于身份卑微的底层官员来说，一旦被流放到边疆极地，基本上就没有出头之日了，毕竟身微言轻，到了这种地方，朝廷之上谁还惦记他呀？早给忘到九霄云外了。那就是末日了。
至于周琬、纪晓岚、林则徐等，属于二品、三品以上官员，有的还是正一品流放赎罪的，朝廷会不记得他们？不要说朝廷公文记录，就算是皇帝本人，对他们也是印象颇深、牵挂满满的。什么时候让他们回来，还不是皇帝一句话的事。
影视剧照乾隆
纪晓岚、林则徐后来流放归来，巅峰更甚，那是众所周知的。即便是周琬，在他流放两年后，乾隆皇帝也想起他来了：“发遣已二年余，应加恩释放回籍。”
但皇帝也加了一个前提条件，先让人到新疆搜查周琬的住处，看看这两年他有没有写一些抱怨、不满的文字，如果有，则说明他没有真心悔过赎罪，“就地正法”就是了；如果没有这种文字记录，就开恩放人了，并且让他重回官场。
这就是古代流放版的文字狱了。搜查文字，不只针对周琬，实际上每个被流放的官员，都要经历这一关。可见，思想言论的控制，是流放赎罪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就算是纪晓岚、林则徐这种历史大人物，在流放期间，也只能写写花草景物等，不敢在文字中流露出任何思想痕迹。
再以纪晓岚为例，他在新疆流放期间，主要书写了《阅微草堂笔记》，里头都是一些妖魔鬼怪故事，跟现实没有半毛钱关系。就算是描写流放生活的《乌鲁木齐杂诗》，那也是纪晓岚在结束流放后的归途中才写的，而且写得也很“客观”，丝毫不敢有“负能量”。
至于林则徐，流放期间他当然也被言论管制搞怕了。别的不说，光说他和家人的往来书信，几乎就没有不被沿途“秘密警察”拆开看过的，由此损丢的信件更是不计其数。
回到周琬这边，他的流放文字记录当然也审查过关了，他也顺利回归了官场。不过他的官场运势，并没有延续往年的好局面。他先是被任命于新疆本地，做了两年伊犁的守官。在清代时，在伊犁做官，其实跟流放赎罪差别不大；后来，周琬回归京城，做了刑部郎中。怎么说呢？这个职位跟他三十年前刚出道做官时，相差无几。在这之后，周琬的官场记录戛然而止，他亦消失于历史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