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王鵬運重編《漱玉詞》時，特在集前附了一頁《易安居士三十一歲之照》。像上李清照身形消瘦，手拈菊花，端然微笑，髮髻斜墮，前額寬闊，旁有趙明誠題贊：“清麗其詞，端莊其品，歸去來兮，真堪偕隱。政和甲午新秋德甫題于歸來堂”，跋稱：“易安居士照藏諸城某氏。諸城古東武，明誠鄉里也。王竹吾志修舍人以摹本見贈，屬劉君炳堂重就是幀。竹吾雲其家蓄奇石一面，上有明誠、易安題字，諸城趙李遺蹟，蓋僅此雲"。 依王半塘言，除此像外，這位號竹吾的諸城王志修家中還有一畦趙、李二人題字的奇石——集中就此石更附有王志修之注：“石高五尺，玲瓏透豁，上有'雲巢'二隸書，其下小摩崖刻'辛卯九月德父易安同記'，現置敝居仍園竹中”，當是二人閉居青州後偶來明誠老家諸城訪舊所題。
古人謂石為天地精氣所化，又以能生雲，遂稱雲根，此石“雲巢”之題如真，當由來此說。從描述看，雲巢當是一座一人高的太湖石，然我遍查資料，亦未在晚清園林多聚的諸城找到一座仍園，而一位曾以“仍園”為號的文人丁士煉卻屬菏澤曹縣，雖與諸城同在山東，但一東一西所隔頗遠，自不可能是同一所在。四印齋版《漱玉詞》距今轉瞬又是百年，無論此石是真是偽，仍園在或不在，今時今日則均已不知所蹤。而正是為其不再，倒更便於後人想象因果。
明誠與易安的故事是一段千古佳話，清代秀水詩人王曇贈妻禮嬴詩有“明誠夫婦又同痴”之句——至民國更為易均室索治一印，追仰之意殷殷可見。 因李清照詞名，趙明誠一直有意無意被淡化為才女身後的追影。在後來真真假假的筆記裡，趙明誠是天定的“詞女之夫”（元伊士珍《琅嬛記》載：“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來惟憶三句雲：“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為解曰：“汝殆得能文詞婦也。‘言與司合’是‘詞’字，‘安上已脫’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謂汝為‘詞女之夫’乎？”後李翁以女妻之，即易安也。”）；他每每試圖與李清照較量填詞，然屢屢失敗；甚至還有人說他的死是因被李清照《夏日絕句》所譏，自責太過而致。
大家樂於相信作為一個天資平平的丈夫，趙明誠一直是溫和而弱勢的，也素來只有對妻子無條件擁躉的資格——這似乎也是千古獨有的李清照所應配得。但實則真正走出一代代有意無意的掩映和搬攔，我們會看到一對更混沌，也更豐富的夫妻。
是的，夫妻，而不是才女與她的丈夫。
趙明誠出身山東諸城趙氏，在當地實居第一望族，累世科甲，顯宦輩出。祖父趙元卿曾任縣令，而父親趙挺之三十歲便中了進士，繼為登、棣二州教授，通判德州，由學官入仕林，也算一方能吏。 由於政見不合，趙挺之很不受蘇軾及門下諸學士的待見。在德州時他便曾與黃庭堅為是否推行市易法起過爭執，此後應召，又為東坡譏為“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作為報復，趙挺之做監察御史時也屢屢對蘇軾加以彈劾。但實則此人心胸雖隘，為官卻清廉有法，倒也無太多不恕之劣跡。
趙挺之好聚金石書帖，自明誠《唐遺教經跋尾》自述的"餘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獨此經最為舊物，蓋先公為進士時所蓄爾"不難見，他對金石的收藏或始於其中進士前後。每得善藏，趙挺之也不吝展示給僚侶文朋觀賞——黃庭堅曾去他家觀看樂府木蘭詩卷，並羨慕地記錄：“元豐乙丑五月戊申，會食於趙正夫平原監郡西齋，觀古書帖甚富”，可見其於收藏，也是既勤且久的。
同時，趙挺之雖然詩才平平，卻也有宋人的生活情趣。其友彭汝勵曾記錄說：“昨日餞趙教授行，會飲秀楚堂，晚徙櫻桃花下。夜月上，正夫設燭於花上，光明焜耀，昔所未見”，與東坡“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頗有同工之思。
燭照櫻桃花數年之後，明誠生於德州。他在家中行三，上有存誠、思誠兩位兄長。受到父親影響，趙明誠自小便於金石一道頗為用心，謂“餘自少小，喜從當世學士大夫訪問前代金石刻詞，以廣異聞”——早在九歲時，趙明誠便訪得了自己的第一件藏品：《隋化善寺碑》（“餘元祐間侍親官彭門，時為兒童，得此碑，今三十餘年矣”）。
斯時趙挺之正因“不論蔡確”被罷監察御史出知徐州，趙明誠得碑之資，自然由來於母親的支持。趙母是濮州知府郭概之女，時逢郭左遷夔州提點刑獄，母家正處艱難，而趙挺之素來清廉貧寒，更值貶官窮途，郭氏卻依然願意解囊為小兒子的愛好撥資，這份識見胸次則更加難得。
趙挺之依附章惇，素為蘇黨所不取，但兒子明誠與和蘇門學士們的交情卻並不壞，這當與郭氏在孃家的斡旋有關——郭氏的妹妹，正是“蘇門六君子”中陳師道的妻子。
陳性情孤介，與趙挺之雖為連襟，卻絕不往來，最終更因堅不肯著趙家借來的裘衣而凍死值上，然自《金石錄》中我們卻能見到，這位姨夫倒曾多次主動致書趙明誠，或與他分享集碑心得，或為他提供訪碑線索——這樣的往來直至趙挺之與元佑黨勢同水火之時，仍未斷絕。
趙明誠在柳公權《唐起居郎劉君碑》跋中記錄：“劉氏世墓在彭城叢亭裡，紹聖間，故陳無己學士居彭城，以書抵餘曰：'近得柳公權所書劉君碑，文字磨滅，獨公權姓名三字煥然'，餘因求得之”，可見此碑是先由陳師道所得，後轉手給趙明誠的——而由《漢重修高祖廟碑》跋中所錄“餘年十七、八時，已喜收蓄前代石刻，故正字徐人陳無己為餘言，豐縣有此碑，託人訪求，後數年乃得之”更不難見，看到喜歡的碑刻時，陳師道第一時間也是想到了這位外甥，並通書相告。我們固然要感慨陳後山對交情的分判清明，絕不連坐，卻也該認識到，趙家這位三公子為人治學上當確有其過人之處。
陳在寫給黃庭堅的《與魯直書》中格外提到了趙明誠：“正夫有幼子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蘇、黃文詩，雖半簡數字必錄藏，以此失好於父”——陳師道極鄙挺之，故而所謂“失好於父”或是他為自己在友人面前盛讚其子找到的臺階，但由此亦不難見，趙明誠自小便是個極有主見，且絕不把自身好惡捆綁在人際關係裡的人——換言之，時人最看重的宗族交際和仕途經濟，在趙明誠眼中都沒有自己的愛好重要。
一個九歲便找到了精神棲居之所，並能終身不問天地涼熱地投身其中的男子當然極有魅力。這魅力不僅使他從容脫身於父輩的黨爭，更為他留存了迎娶一位志同道合伴侶的可能性。
趙、李的婚姻之約從趙挺之的角度看，實則更近乎政治需要。 趙挺之身為新黨政要，任吏部侍郎，官居三品；李格非為元祐黨人，禮部員外郎，官居六品。兩家位序有異，且雖同籍山東，但因捲入章惇與蘇軾之爭，本是勢同水火的。然建中靖國元年正值哲宗崩逝，徽宗繼位不久，朝局更迭，風向迴轉，趙挺之靠山章惇遭黜，而李格非世交韓忠彥拜相，蘇軾也接到了赦免內遷的旨意。
魚水正渾，趙家官位雖高，卻因附黨失勢而岌岌可危，遠不如李家前途可望。故而此樁婚事，自是趙挺之當時所樂於促成的——借子女婚姻示好要較其他的折衝手段婉轉得多，既不至被舊交理解為改弦更張，也充分而得體向蘇門學士傳達了自己的示弱與善意。
斯時趙家的長子與次子都已出仕，也早早得到了父親的廕庇，而猶在太學的趙明誠則相對單純——在旁人的描述中，他並未太多為家族仕途操心，也頗有主見，從不太買父親的帳。故而既由趙家主動提出議親，我們不難推想，雖“言與司合”之傳真假未辨，但趙明誠對這件婚事也該是情願的——他與蘇門才俊私下頗多往來，父親與晁補之亦算世交，當然對“善屬文，於詩尤工，晁無咎多對士大夫稱之”的李清照當然有所耳聞；在太學中，趙明誠與清照堂兄李迥更有同學之誼，婚前雖未必切近見過，然於清照才名，卻也該不會陌生。
故而這樁婚事的締結，關節原不在趙家，而在李家。
李格非為人磊落，是位清寒卻瀟灑的名士。從他少時雖貧而不肯“兼他官”得俸祿，壯年時購得一處“環堵不容丈”的斗室猶以“有竹”自喜不難見得，斯人性格樂觀，於功名富貴也並不縈懷。在蘇軾最落魄時，李格非仍堅持往來關心，執後學禮，自然更絕非附勢之輩。
故而，李格非放著好友張耒兩個適齡的兒子張秬和張秸不取，反而選中趙明誠的原因實則極簡單——他從未把出身視為結姻的考量標準，也並不曾顧慮接受了趙挺之的示好是否會對自己的前途有所影響。李格非之所以允婚趙家，不過是因為這個青年正直好學，口碑甚好，他相信此人與自己珍如掌珠的長女更為相配。
兩家結婚時，李清照十八歲，趙明誠二十一歲。斯時明誠在太學，依例每月初一、十五可放假回家與妻子團聚。 後人常引李清照一首《減蘭》以鏡映二人的新婚：
“賣花擔上，買得一枝春欲放。淚染輕勻，猶帶彤霞曉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
全詞輕快嬌俏，倒頗有小夫妻愛悅調笑意味，然細看來“賣”、“買”取義冗沓、“淚染輕勻”、“彤霞曉露”下字亦板，雖極力取口語，卻仍不似易安手筆。更重要的是，李清照心中常懷與男子較量的自高之意，避不開女子自矜容貌、自寫懷抱時則往往採第三人視角，而從不以“奴”、”妾“自謂。兼為此詞首次現世已晚至明代的《花草粹編》，我以為它與另一首“笑語檀郎，今夜紗廚枕簟涼”兩闋是偽作可能性居多。
李清照真正的新婚詞，或可數得那首常被誤認為作於少女時代的《點絳唇》。
“蹴罷鞦韆，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 見有人來，襪剗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
這架鞦韆，曾在李清照初嫁後的詞作中多次出現，然後來的“黃昏疏雨溼鞦韆”（前句“江梅已過柳生綿”，可與清照復返汴京夫家住所後所作的“江梅些子破”找到關聯）與“鞦韆巷陌，人靜皎月初斜浸梨花”（前句有“樓上遠信誰傳”亦與“雁字回時，月滿西樓”可互參看），均已淪入思怨，自是因明誠長在太學不得歸來無聊而作，倒是“蹴罷鞦韆”一闋靈動活潑，取景在明誠歸時，似喜猶嗔，甚有幾分小兒女情味。
李清照待字閨中時是個極好遊冶的女孩兒。她在山東便時常獨自外出盪舟，從“驚起一灘鷗鷺”到“滿汀鷗鷺不回頭”，足見其往來頻繁，終而魚鳥相親。嫁入趙家自不能如閨女時放縱自由，這架鞦韆擺盪之間，也便成了她從自然迴歸庭院的過渡。
李詞不曾經過酒筵歌拍的調試，故而語感上與士大夫的小歌詞有明顯的不同。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她在同時代大多文人猶在單線回擺的時分，就已經有了電影語言的自覺：《點絳唇》首句平敘，是長焦；次句以露花寫美人微汗，是細目，“見有人來”的剗襪溜釵是情節動作，而“和羞走”復轉回首嗅青梅，則從近景回到了遠角，留下了開放式的結局。自一個回首的小動作，我們幾乎不難看出女主人公嗔怪又狡黠的眼神——而考慮到詞的讀者便是丈夫，她在自我形象的塑造上並不避用豔筆，也自可視為一點閨閣情趣。
太學期間，清照的詞作雖多有別愁，卻往往點到而止，並不鬱結，這或是與趙明誠不曾真正遠離有關。
“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 汴京太學位於內城朱雀門外，鄰武學街、三學院，與趙家城中的住所不過半個時辰的車程。太學與國子監、辟雍等官學均與蔡河相去不遠，周遭多有秦樓楚館，是極熱鬧的臨河經濟帶。宋代雖不許官員狎妓，卻不限諸生，故而太學生們多行宴飲，周密《癸辛雜識》言每逢假日，“學舍宴集必點一妓”，更多見太學生為妓女落籍訂好之事——但這樣的逢場作戲，趙明誠很少參加。
李清照在《金石錄》中回憶新婚時二人的生活：“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趙明誠的假日是雷打不動要回家的，得暇還家前，他通常會先去大相國寺尋覓碑文。受限於囊中窘迫，趙明誠往往要脫衣於市方得（五百錢約合父親趙挺之小半月俸祿，亦不在少數），經濟拮据如此，他自然不會把錢用在給同學湊份子點妓上。 回家前，他更會給妻子帶一些時新的瓜果同食——這些“果實”雖是隨手之物，卻被李清照珍而重之地記錄了下來，並與趙明誠質衣帶回的“碑文”並列寫在《金石錄後序》裡，或是因為這是丈夫在他力勤且久的金石愛好之外，對妻子心存眷念的證明。
而此一節，我們也隱隱能看到李清照與金石爭鋒的意思。
實則與“明誠夫婦又同痴”的印象不同，在早年的詩詞作品或時人筆記中，我並不能真切感受到李清照對金石碑刻也同樣熱衷——她看似並不太相信這種看似不朽的實物能夠保存下來多少真實，相較於執著於物的考辨，她更看重代表靈魂的載體，如詩、如畫、如文章。
從李清照早期知名的《和張文潛浯溪中興頌二首》中我們可以看到她對這類所謂記功碑刻強烈的不以為然：“著碑銘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甕峰，峰頭鑿出開元字”——這兩首詩有說作於她待字閨中的少女時代，有說作於她婚後某次歸寧在孃家小住時（因筆力雄勁，屢為人疑是李格非託女之名所作），但無論是何情況，我們都不難據此看到李清照對張耒原作（亦有人說是秦觀託張名作，此依通論）中“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膠龍字”式讚美的反思與抗辯。
在詩的後半，李清照更具象地指出“夏商有鑑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將真實的歷史從山崖上的石頭裡擇脫出來，並端然如鏡子般對置於其“區區紀文字”之側。這樣的拆分，無論出於有意或無意，實則更是站在了她孜孜於碑學，認為“惟金石刻出於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偽妄，皎皎可信”的丈夫趙明誠的對面。
從《金石錄後序》裡，我們可以看到李清照的處理方式：她巧妙地將金石納入進了收藏這個包容更廣的門類，隨後從中引入自己的興趣支端——書冊卷軸。通過分類的一上一下，她與趙明誠的學術分歧也便被全然掩飾了，兩人判然不同的執著，反而成了更廣範疇裡的同好。
然則，李清照雖極力打造了夫婦二人同心同力的印象，卻也絕未因此扭曲自己的好惡。《金石錄》本是一部包羅“鍾、鼎、甗、鬲、盤、彝、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的金石文獻目錄，但李清照在後序中對碑刻探考一道只是寥寥以地名略過，而在輔助文本的收集和金石之外的藏事上，卻傾注了許多筆墨。
她滿懷興味地追述“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已”、又說二人定居青州時“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捲，指摘疵病”——在這段敘述中，書與畫這兩種與《金石錄》不相干的藏品已被不經意地排在了主角彝、鼎之前，這無疑與趙明誠在關鍵時刻叮囑的“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的取捨排序是全然反向的。
我們可以看到，李清照引以自雄的更多是二人藏書家的身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而在回憶學術苦樂時，她所戀戀不捨的也是整理書史時“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的賭書之樂，反而對明誠孜孜不倦做出了成就的目錄學（“如要講讀，即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汙，必懲責揩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而反取憀憟”）很是厭煩和不耐。
趙明誠卻一直沒有變。他的骨子裡，一直是那個碑刻研究高於一切的青年。出太學兩年後，趙明誠拜鴻臚少卿，仕途高舉而順遂，但公事之餘，他從來不曾停步於考據和探索。
李清照淡淡說他出仕以來，“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足見他業餘時幾乎把所有的俸祿和精力都用在了考碑上，亦不乏時常赴郊野尋訪碑刻。鴻臚少卿官居四品，權位既高，事務自繁，倘休沐日多用於出行考古，在家的日子自然就更少了。倘在平常，這或不過多牽動妻子幾分愁怨，然如後人所知的：趙明誠“窮遐方絕域”之時，卻正值岳丈李格非被坐黨籍，遭罷官外逐，名居元祐黨人碑前列的時候——而此事始作俑者，正是方尚書左丞的父親趙挺之。
在此次政治風波中，趙明誠無論在公在家，似乎都是缺位的。我們看不到他除了繼續收藏蘇、黃等人詩文外還為此做過任何事，而妻子李清照卻已近乎在為孃家拼命。十九歲的她在聽聞父親的遭遇後不得不豁出身段上詩舅姑以求救父，然但趙挺之與元佑黨人本有舊怨，且斯時兩派更已是箭在弦上、你死我活之局，此事當然無果。
至今詩已不傳，時人筆記謂有“何況人間父子情”、“炙手可熱心可寒”等殘句，而我疑作詩是真，此二殘句則未必確實：前者出黃庭堅《憶邢惇夫》：“詩到隨州更老成，江山為助筆縱橫。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後者取老杜“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均不似出乎兒媳口吻。
此後，有學者認為李清照受到“尚書省勘會黨人子弟，不問有官無官，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自到闕下”的影響牽連，被迫離開京師遷往原籍，也有學者以為法不及已嫁之婦，此說不確——但除了從詩詞情緒上虛空求取，他們都拿不出證據。
李清照在《金石錄後序》中幾乎把這件事完全淡化了。她只說丈夫“出仕宦”後如何立志於研究，隨後話鋒一轉，已是趙挺之罷卒，二人屏居青州之後。這場雙方家族的慘烈角力，在她後來傳世的文字中，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趙挺之依附蔡京而起，中道反目卻技不如人，終又遭蔡京所誣而身敗名裂，其心晦而不明，其遇亦尷尬難斷。趙挺之罷相五日而卒後，趙明誠受父親牽連也被罷官坐獄，雖因無事實，七月獄具不久獲釋，但終不能留居京城。
認真的人雖不免容易忽視外物，卻也勝在心志恆定。覆巢之下，趙明誠“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雖然經歷了仕途上的沒頂之災，並似乎未為此氣沮。
打理好父親的喪事後，他帶李清照回到母親老家青州的私第，為其室命名為歸來堂以致敬夫妻二人共同的前輩“歸來子”晁補之，隨即開始了此後十年的布衣治學生涯。正是在這裡，他為妻子題下了本文開端引用那段三十一歲之照的讚語：
“清麗其詞，端莊其品，歸去來兮，真堪偕隱。政和甲午新秋，德父題于歸來堂。”
從像贊裡，我們當然能看到趙明誠對妻子的滿意——他讚美她甘心與自己同在青州治學，是“真堪偕隱”的——而這種反社會性的首肯當然是出於明誠自身對官場的冷感。但令人尷尬的是，倘對李清照足夠熟悉，讀者也不難據此看出他對妻子的定位，實則與李的自我認知之間存在嚴重的偏差。
李清照是一位閨閣中的入世者。從其自許的“學詩謾有驚人句”足見，她對自己的定義首先是心存家國，能辯議時事的詩人；而自《金石錄後序》也能看到，她於自己“性偶強記”、通攬淵博的書史功底同樣自得。
但趙明誠並不看重這些。
他所推許的是她詞作清麗，人品端莊：前者是閨閣之趣，後者則是主母之德。
——在趙明誠眼中，個人的精神世界是高於家庭的，而家庭又當高於仕途與國事。這是在家族升沉中歷經冷暖，又從斷碑殘志裡慣見興廢的學者十分自然的態度。故而靖康亂起，趙明誠“聞金寇犯京師”的第一反應是擔心自己的藏品：“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為己物矣”；而知江寧時，御營統制官王亦叛亂，趙明誠聞訊也並不是主持鎮壓，而是急急與兩位同僚“縋城宵遁“了——他惜身、戀物，故而也怕死。
李清照則顯然擁有全然不同的三觀。有說她的《夏日絕句》是譏諷丈夫逃走的，亦有說是不滿朝廷劃江自守，不思進取，但無論如何她的主張在詩中表達得十分明確：大節為重，寧死不辱。
夫妻倆截然不同的生死觀，實則正是由李清照一直刻意混同的學術分歧裡延伸而來：妻子秉性浪漫，敏銳而善感，重視藝術價值、風骨格調，故而高舉而務虛；趙明誠治學踏實，鈍感卻純粹，重視學術方法、物事依據，故而經濟而務實。
在合作著述時，這樣的差異無關緊要，甚至可謂互補，但當世變潮來，每個人均需在踉蹌中把握自己的姿勢時，觀感的差異則會直接決定了他們方向的偏離——朝局重定後，這分歧或許終會平沒，一如青州治書的那十年美好時光。
但可惜的是，趙明誠沒有活過那段亂世，而他們在世變面前逐步裂化的觀感，也便不得不凝固成了尷尬的姿態，由獨活下來的李清照再去一點點地尋尋覓覓、文飾填補。
言及於此，趙與李的婚姻似乎可以用宇文所安暗示的貌合神離來定論了，但我卻遲遲踟躕不願下筆。拋除《金石錄後序》中被極力掩飾、又尷尬留存的那些分歧，我們似也不能否定這對夫妻間更存在著很深的羈絆。
李清照的詞作中，能看到明顯懷人情緒的殊不在少數。走過鞦韆裡的新婚，我們自初嫁小別時的“一種相思，兩處閒愁”、“酒意詩情誰與共，淚融殘粉花鈿重”、“多情自是多沾惹，難拚捨”，到中年暌離時的“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徵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再到死生相隔後的“吹簫人去玉樓空，腸斷與誰同倚”、“想離情、別恨難窮”、"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重重往復，卻始終不難看到她對詞作中傾訴對象的依戀——不關乎精神觀感的歸依，而只發乎兩情間最單純的需要與習慣。
趙明誠雖然看似情感上相對鈍化，也不曾留下過太多心情述作，但他對妻子亦有一種極質樸的依戀。
在白居易所書《楞嚴經》上，趙明誠跋稱自己得經後，“上馬疾驅歸，與細君共賞。時已二鼓下矣，渴甚，烹小龍團，相對展玩，狂喜不支。兩見燭跋，猶不欲寐”——細君即妻子，與早年“留信宿”同看的牡丹圖一般，收得喜歡的書畫，趙明誠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要速速帶回與李清照共賞，迫切到連水都顧不上喝，而迎接他的，當也自有李清照所最擅烹煮的團茶——一如他每自市上歸來，亦都記得專門為她帶些時令果實同啖一般。
這種帶著味覺與嗅覺的記憶，較之單純的知識互通，當也更不容易被塗抹，看到此節，我們才更知道李清照喪夫後那句“酒闌更喜團茶苦”裡，這“喜”中模糊著多少淚意。
擺脫了一個學者看向另一個學者的眼光後，趙、李二人對對方的定義實則很簡單：丈夫與妻子——在兩個家族決定聯姻時，便預設了要共享每一次酒後、每一段相思、每一晌依偎、每一番傾訴的那個人。這種被久長的共處熨帖過的溫度，誰說又不能對抗冷靜的學術好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李清照最終很刻意地用“侯起復知建康府，已酉春三月罷”聊聊數字模糊掉了丈夫在江寧臨陣脫逃那段不光彩的事蹟，卻對他病危前的最後一次亮相頗加渲染：
“六月十三日，始負擔，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
宇文所安認為她對趙明誠後面的一番陳說心存怨意，但我更看到的是，年過四十的她望向岸上那個讓她與宗器共存亡、又剛剛獨自“過江東”令她尷尬蒙羞的丈夫時，依然心懷生熱。
她記住的，是丈夫瀟灑的衣著、光彩照人的神色，和最終留給自己的一次揮手。這無關進退、關鬲、觀點、榮辱，而只出於拋除一切人文概念後，單純對這個人的感情。
李清照說趙明誠臨終時，“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
這首絕筆詩我們已看不到了，或者那也不是什麼值得留下來的文字，一如他生前每一首詩（趙明誠至今已無存世詩作）——但我們更需注意的是，趙明誠最終沒有對自己的文物做出任何交代（這句“殊無分香賣履之意”甚至還曾被某些學者當成了明誠納妾的佐證），而是把自己一生的句號以他素不擅、“每苦之”的“詩”，留在了妻子定義中的永恆裡。
而李清照也沒有辜負她對趙明誠“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的承諾。他們的輜重已在聽聞趙明誠臥病時就丟掉了，過剡時不得已，又丟棄了衣被，但更為沉重的“三代鼎鼐十數事”，李清照卻一直搬在臥內，一路攜帶，不曾捨棄。雖然最終“所有銅器等物”因她欲獻與朝廷保存，反淪官軍之手，但從本心而論，李清照從未拋棄這些古器，且將它們的安全次序更排在了自己所鍾愛的書畫硯墨之上。
夫婦二人曾有過許多次的爭執，也不免各自有過隔岸觀火的不以為然；他們互相併不完全懂得，故而也時常缺席對方最需要彼此的時刻，但在生死關頭，他們最終都用行動捨棄了一部分自我，而致敬了對方的愛物。
這樣隔了一層的因人易愛或早已說不上知音，但以對人的愛重反過來推倒自己對物的痴心，這本身也已是更真實，也更深致的付出。
至疏至親，而疏不間親，此是所謂夫妻。
趙明誠與李清照沒有子嗣。故而他們的分歧，最終不會在血脈層面調合，而所有擁有過的物事，在李清照死後也都將淪為沒有本據的傳言。趙明誠鍾愛的金石碑刻輾轉流入了旁人的目錄，而《漱玉詞》也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時加進來幾首新的，再刪削掉幾首舊的……李、趙二人的真實面目，就這樣逐漸模糊在一代代的接受史裡。
時移歲易，諸城的雲巢石因其不知所蹤，被許多學者疑為王竹吾的故佈疑陣，但據吳金娣《有關趙明誠、李清照夫婦的一份珍貴資料》一文，那幅《易安居士三十一歲之照》的像贊文字與上海博物館藏《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趙明誠墨跡的字形結構與運筆都甚相似，卻被確認為了趙明誠的真實手跡。
萬事假假真真，而什麼是真，又什麼是假，實則寫到此節也本已不再重要。每個人都有自身無窮的可能性等待著瀰漫、延展、彎折、縈迴，不獨在生前，也或在死後，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光影交錯、閃回，每個個體才會因此不永。
明誠夫婦不同痴，但這樣，我以為也極好。
（公眾號：李讓眉此間清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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