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春秋戰國到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末期，我們熟知的能夠敢於改革當時政治、軍事、民生等一系列現狀（這種改革在歷史上稱之為變法）制度的最少有四個。這四個變法對於我們中國歷史進程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雖然其中兩個最後以失敗告終，但不可否認即便是失敗的變法對於當時的社會也帶來了極大的震動。說到這裡，我相信大家都已經想到了是那四個變法。不錯，第一個就是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商鞅變法”無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為後來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雄厚的經濟軍事基礎。雖然商鞅本人的結局有點慘烈。第二個是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變法”由於種種原因最後沒能成功，但宋朝優待文人士子的傳統使的王安石沒有重蹈他前輩商鞅的覆轍。第三個就是本文主人公張居正在明神宗萬曆年間主持的相當成功也最具影響力的“一條鞭”變法了。最後就是清光緒年間的康有為、梁啟超主持的“戊戌變法”了，當然在慈禧太后的專制下，他們的變法也虎頭蛇尾，匆匆結束。我們今天所要說的主要是張居正，但我不想和大家談“一條鞭”變法的實際內容，因為這個變法內容實在是千頭萬緒、紛亂龐雜。我相信大家也沒有興趣關注這個枯燥的具體內容，所以我們只聊張居正其人，因為他畢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有人類一切正常情感的歷史名人。
張居正（1525年5月26日——1582年7月9日），字叔大，號太嶽。生於湖廣荊州衛（今湖北荊州）。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內閣首輔。輔佐萬曆皇朱翊鈞進行“萬曆新政”，史稱“張居正改革”。張居正從嘉靖二十六年中進士到入閣成為首輔用了二十五年，歷經嘉靖，隆慶，萬曆三朝。從當初的憤世嫉俗的熱血青年變成了成府深沉的老辣政客。這種改變是朝堂鬥爭中能屹立不倒的必備技能，也是張居正在以後能獨掌大權引領大明帝國實現中興的不傳秘籍。
張居正生於一個普通的家庭，從小熟讀四書五經，為了進入官場混碗飯吃，也曾拉幫結夥，排除異己。從那個角度來看，他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人，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俗人。這個俗人在爬到權利頂峰的時候向給他帶來權勢、富貴，地位等巨大利益的階層亮出了刀子。沒錯，用周總理的話來說：他背叛了自己的階級。然而這個舉動不是無緣無故的，因為在張居正在心中還有一個叫“理想”的東西始終沒有丟失，這個理想就是為了國家或者平民百姓。
他明白只有打敗所有的敵人包括他認為是他的敵人才能實現他最終的理想和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聯合大太監馮寶攆走了曾引薦他入閣的高拱，因為在權利的頂峰只有一個位置，高拱佔著那個位置不想離開。他借萬曆之名杖責了他的兩個學生，因為這兩個學生彈劾他不為死去的父親守孝，只為了戀棧權利富貴。可當時變法剛剛起步，守孝三年以後，恐怕黃花菜不光涼估計都壞了。所以這兩個學生成了他實現自己理想的絆腳石，他毫不猶豫的踢開了這兩塊石頭。
當一切盡在掌握之中的時候，張居正說了一句話：吾非相（非常謙虛，我不是丞相），乃攝也（這後半句就口氣大到無邊了）。攝就是代替皇帝行使權利，通常都叫做“攝政王”（比如多爾袞）。從這句話可以看出來此時張居正是多麼的志滿意驕，甚至是飛揚跋扈了。但萬曆年齡還小，李太后（萬曆之母）據說和張居正關係曖昧（只是據說）。所以張居正是天上地下，唯他獨尊。萬萬沒有人敢因為一句話的就找茬，除非神經失常的。
張居正擔任太子少傅（相當於萬曆的家庭教師）的時候對與年輕的萬曆教導甚嚴，以至於萬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具體就是沒有親政的時候）對於張首輔是畏懼的，和我們上學的時候怕老師沒兩樣。隨著年齡的逐漸增長，年輕的皇上想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幹好。但是每回看到奏章上都已經是張居正批註，馮寶蓋印（馮寶是司禮監掌印大太監）了。好像沒他啥事，久而久之，作為皇帝的本能就是權利的佔有慾被徹底激發出來。此時的萬曆雖然是皇上但只能把對於張居正和馮寶畏懼的目光變成了狠毒，因為太后不支持他。有一次，萬曆因為一件小事痛打了一個小太監。不幸的是李太后很快就知道了，然後當著張居正的面拿出了一本書讓萬曆讀其中的一章。萬曆一看徹底震驚恐懼了，因為這本書叫《漢書》，這一章叫《霍光傳》。霍光是什麼人，是作為一個臣子卻廢了一個皇帝的人。萬曆能不害怕嗎？他知道在大明有這個本事的人就是他身後的張居正。當然張居正不可能做出這樣的事，但有這個能力。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萬曆當場就慫了，跪在李太后面前淚流滿面，認真的深挖了自己罪惡思想的根源，口頭做出了非常出色的檢查書。但李太后沒有就此罷休，非要萬曆用書面形式寫出來。大家想一想，一個皇帝把他的檢查書寫出來公佈於眾是什麼性質，和我們在學校裡寫檢查的性質那是相差十萬八千里了。在封建社會里，這種東西叫做“罪己詔”。是皇上獨有的一種承認錯誤的形式，也就是說讓天下人都知道皇上知道他錯了，然後使勁狠狠抽自己兩個大嘴巴子。皇上的威嚴何在？龍臉何堪？但是張居正這會可能不會考慮萬曆此時心理與生理的問題，因為是萬曆的老師，所以他認為自己的文字功底比萬曆強十倍百倍。不用皇上親筆，三下五除二，張居正就替萬曆寫下了一篇他自認為很滿意的“罪己詔”。這件事過後，在萬曆的心中，他和張居正的關係已經從師徒、君臣變成路人，不！路人是輕的，應該是仇人。張居正也為自己家族以後的結局寫下了伏筆。
萬曆十年，大明內閣首輔，上柱國，正一品太師兼太傅張居正卒，年五十八，諡號“文忠”。萬曆十一年，陝西道御史楊四知上書彈劾張居正十四大罪。估計此時萬曆腦海中呈現的是張居正手揮狼毫，為他疾書“罪己詔”的畫面。於是立刻剝奪張居正太師等所有職務，撤銷“文忠”的諡號，就這樣還不能解氣，又下了一道更為嚴厲的旨意——抄家。
自此，大明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首輔，最耀眼的政治明星身亡之後徹底名裂。
順便說一句，從張居正家中抄出黃金上萬兩，白銀十多萬兩。可以看出來，張居正從來不是一個清廉的官員，他有他的為官之道；他也不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有他的厚黑之學。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壞人，是一個真實的複雜的人。為了變法成功可以不擇手段，打擊同僚，但最終目的卻是為了造福億萬黎民百姓。張居正，你不是兩袖清風的官員，可你卻為萬民謀取了福祉；你不是滿口道德的聖人，可你卻為大明延續了數十年的國運。你是一個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