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樂》大家追到第幾集了？除了帝后的感情線受關注，你可還關注到其他的配角？小編倒是關注到一個人物，這人物便是歐陽修。看到歐陽修，小編似乎覺得他是“
懷才不遇”的代言人，當然，這也跟他的性格有關。
記得剛出場的時候他就得到了晏殊的賞識，面對科考的題目，只有他敢於提出疑問，可見他是位敢於直言進諫的人，這在仁宗時的宋王朝是很被賞識的。但是，也正是因為他的口不擇言，使得他跟同年（同榜及第的進士）之間的關係變得四分五裂，在劇中已經有所暗示。
最明顯的就是他寫的詩詞，被太后認為是豔詞，本來是進士第一名，因為過不了太后這一關，認為他有妖言惑君之嫌，以致於他落到第十四的名次。晏殊卻認為這也沒什麼不好，畢竟大才子低調一些更容易發光，若是鋒芒過露反倒容易招致他人的妒忌。然而歐陽修卻不懂這個道理啊，得知王拱辰奪得了狀元，且因此被薛家招為女婿，他內心除了失落，其實心底還是有些看不起王拱辰的。王拱辰攀得個高枝兒，本想這好處跟歐陽修分享，幾次想給他做媒，但都被其笑話和羞辱。王拱辰雖說家境貧寒，但也是個才子，只不過兩者所走的方向不同，然歐陽修卻是從來嘴上不饒人，更是在一次宴席上對王拱辰出言不遜，看得出他對這個進士第一名還是十分在意。
歐陽修的妻子過世以後，王拱辰想再次為其做媒，薛家有意把自家的四姑娘許給他，他卻說：
這薛相公還是更愛君貺呀，是不是？三姑娘過世，這君貺又娶了五姑娘，還是薛家女婿，正是舊女婿作新女婿。那要是修真要娶了四姑娘，這以後怎麼稱呼君貺呢，這不是大姨夫作小姨夫了嗎？
你看，在這麼多人面前一點也不給自己的同年留面子，每個人所選的生活都不一樣，也許歐陽修是個很重情義的人，他認為妻子剛過世不應該立馬就娶新人，所以他認為王拱辰這種行為有些忘恩負義，對不起他前妻，更是覺得他是個攀權附貴的小人。
他這人道德底線極高，所以他容不得他人半點的德行上的瑕疵，因而，他個人就容易得罪人了。也正是因為他這種非君子即小人的思想，以致於他後來成為諫官推行新政的時候，導致失敗收場，雖說，新政失敗的原因有很多，但八九不離十就是觸犯貴族的利益，然他身為諫官，言語過激，也是導致貴族階層的報復心增強的原因之一，這塊絆腳石是他一點一點地累積起來的。他對團隊合作的思想比較薄弱，道德上有潔癖的人，很難讓團隊有強有力的支撐力量，他把支撐力量打散了，絆腳石自然就邁不過去了。
為什麼會有新政
說到新政，這裡不得不提到一個人物，就是呂夷簡，原本他也是一代名相，主政期間，盡力遏制章獻太后的野心，為保證趙宋政權的連續性發揮了重要作用。可惜的是，他所做的一切不光是為了大宋王朝，也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他是位有心機的大臣，並不像范仲淹這般直言進諫。宋仁宗因為他當時遏制章獻太后的勢力，且為其生母爭取到厚葬的待遇，仁宗對他還是挺信任的。直到後來，他收恩固寵，導致政治越來越腐敗，因循守舊，以致社會矛盾激化，“三冗”問題逐漸嚴重，引得一批有識之士揚言要改革，於是便有了後來的“慶曆新政”。
這裡所說的“三冗”，即是冗官、冗兵、冗費。就是說朝廷的官員過多，行政效力低下，士兵過多，作戰力差，財政上的支出比收入要多。也正是因為如此，范仲淹才會向仁宗上書《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提出：
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而歐陽修當時作為諫官，也力挺范仲淹，為宋朝的新政改革拉開了序幕。
歐陽修的性格
首先，歐陽修這人是很喜歡交遊的人，而交遊活動又是文人士大夫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重要內容，尤其是宋朝，文人的地位普遍上升，那是一個“
舉世重交遊”的時代。《宋史》卷319《歐陽修傳》言：
始從尹洙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詩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敞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當時歐陽修進士及第還沒多久，他那時在西京擔任留守推官，那裡是他豐富多彩的仕宦生涯的開始。他與前輩好友范仲淹一樣，在文學和政治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是當時社交活動中的中心人物。
- 《歐陽修全集》：文忠公之政事與宋韓、範、富三公並稱，文章則匹休於唐昌黎伯也。
- 《避暑錄話》：文章擅天下，世莫有敢抗衡者。
- 《九華集》：至和、嘉祐間，歐陽子永叔以古文章名，天下士率曰今之韓愈。
可見他當時的名氣之大，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名氣與他本人對待友情的態度也是有關的，他對待朋友比較真誠，他的交友方式大多是“
以文會友”，在文字上他“生以文相交，死以文作酬”，除此之外，每每朋友有困難，他都會伸出援助之手，且發現哪家友人失孤他都會用自己的錢財去安撫他們的生活。更難能可貴的是，歐陽修雖然是一代宗師，但是他從來都不會孤高自傲，而且也不嫉恨賢才，對於有才華的後生他時常會褒獎，使得他的門下人才濟濟。不光如此，他還舉薦後生，使得他的門生故吏遍及天下，也是為他自己的一個士人圈編織了一個龐大的關係網。
蘇軾也曾對他大力獎拔後生的行為大加讚賞：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眾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
自身就有才氣，還能做到不孤高自傲，又重情義，還能禮賢下士，可見他本身的為人是沒什麼問題，如若從君子的角度來講，他也真的是算得上是一個皎皎君子。
歐陽修在新政中的功勞
為什麼歐陽修與蔡襄可以成為慶曆三年（1043）的諫官呢，主要是靠晏殊的薦引，晏殊是一直都很欣賞歐陽修的，他和蔡襄都是被晏殊所舉薦的進士，可謂是有師生之情。而兩位任命諫官以後也的確是為新政做了幾件大事。
首先是彈劾呂夷簡，呂夷簡是新政中最大的阻力，雖然那個時候他已經罷相，但是仁宗對元老大臣依然是恩寵有加，軍國大事還是會與之商量。如此，只是表面上沒了職位，實際上實權還是在他的手中。為此，兩位諫官齊齊聯手，請求仁宗罷免呂夷簡的軍國大權，讓其真正地退休。為此，蔡襄還羅列了呂夷簡的“七罪”，後來仁宗是真的罷免了他的軍國大權，但還是給他加封，後歐陽修和蔡襄又認為封號太過高，請求降級，就這樣，呂夷簡的勢力才被真正肅清。
如此，新政便開始注入新鮮力量了。兩位請求仁宗擢用范仲淹、韓琦等人，讓其成為新政的中樞力量。在歐陽修和蔡襄的極力薦舉之下，朝廷開始大換血，參知政事王舉正被罷免，由范仲淹擔任，范仲淹開始主持著名的“
慶曆新政”。同時，他們還堅決反對與西夏屈辱通和，仁宗時期的邊境問題一直都是個大問題，我大宋方時時需要出具金銀財寶來與鄰國換取和平，導致朝廷入不敷出，歐陽修和蔡襄此舉，可謂是為朝廷扳回了臉面。他們能夠直言西夏謀取暴利的求和糖衣炮彈，實則是利用蠶食之策，讓大宋的國庫一點一點地虧空。此舉可謂是從根本對宋朝“冗費”的問題作出了改革的表率！
不得不說，他們兩個是新政的功臣，但是為什麼會成為新政的絆腳石呢？因為他們矯枉過正。
《朋黨論》引發的戰爭
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這是朋黨論裡面的觀點，它認為只有小人才沒有朋黨，君子才會有朋黨。也就是說歐陽修希望把朋黨進行一個合理化，而宋仁宗他最忌憚的便是朝廷的朋黨。偏偏歐陽修不識抬舉，還大肆宣揚《朋黨論》。他們也沒有意識到當年范仲淹被貶，就是因為呂夷簡抓住了宋仁宗排斥朝廷朋黨這一心理，讓與范仲淹統一政見之人都可以一併排除出朝廷，也為他自己肅清了道路。
而這種非君子即小人的觀點，也讓歐陽修在朝廷中樹敵不少。眾所周知，新政是需要各方力量的支持才能得以持續，然而，歐陽修卻是把跟自己意見不統一之人都劃分為了小人。尤其是他還發表《朋黨論》更是引得各位權貴之人的復仇心理，他遲早會把自己推向死衚衕。
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遂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重邪並退，眾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
這是新政初期，夏竦被罷免了樞密使一職，韓琦、范仲淹等人得位後，蔡襄的上言。可見他是完全把不合政見的人都稱之為了邪，符合自己政見的人稱之為賢。連保持中立態度的晏殊也成為了他們彈劾的對象，讓整個宋朝庭處於一種失衡的狀態。當一個人的聲音壓制另外的不和之聲的時候，並不能得到更多的支持，相反，損害了他人的利益，不久後就會遭到他人的報復。
新政畢竟是新的東西，本來就不容易被人接受，而歐陽修和蔡襄兩位諫官居然站在維護新政的立場上去彈劾這些朝廷貴要，他們不光是高官，還是擁有強大的背景，如此樹立政敵，無疑是給新政添加阻力。他們並沒有從權衡利益得失的角度去考慮爭取更多的支持方，反而利用諫官的職權去挑戰官家的底線，以致於他們最終處於一種被動的地位。要知道，位高權重之人的官場關係可是盤根錯節，他們最大的錯誤就是與皇權相抗衡。
尤其是在歐陽修的《朋黨論》公佈以後，政敵藍元震馬上上疏：
范仲淹、歐陽修、尹洙、餘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以國家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
官家自是不會立即聽信藍元震的話，但是結果也是能猜到的。官家這人的性格一向優柔寡斷，做決定多會思慮一番，他定然也是對歐陽修存有戒心，而歐陽修本來想借助《朋黨論》將朋黨合法化，反倒是讓參與新政的一行人被罷免出了政治舞臺，而新政也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不懂“玉韞珠藏”，終將敗於自己的激進
君子之才華,玉韞珠藏,不可使人易知。
這是《菜根譚》總結出的處世教訓，可惜歐陽修和蔡襄都沒有悟到這個道理。他們執行新政本是為了朝廷好，但是他們的方法卻是過於激進了。雖然他們的職責是諫官，但是他們沒有料到官家是個仁君，仁君最容易耳根子軟。就算新政得到官家的支持，但是長此以往跟各大位高權重的朝廷重臣作對，不斷地樹立政敵，還挑戰最大的支持力量——官家的底線，很明顯，會遭人嫉恨。
他們的言行過於缺乏深思熟慮了，不懂得隱藏自己的鋒芒，在該鳴時則鳴，不該鳴時保持沉默，做不到這一點，在一個充滿猜忌的環境中，失敗是必然的。關鍵是他把太多的北宋名臣和士大夫推向了對立面，支持的力量一點點減少，以致於歐陽修自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結語
歐陽修他是個熱血君子，是位好人，但是他不太適合在官場中待著，缺乏晏殊面對官場的那種“避其鋒芒”的睿智。成大事者，需要有容人之海量，他的過於激進導致自己支持力量的減少，使得整個團隊的解散，可以說，新政中的絆腳石是他除了（呂夷簡），最後又是他自己製造出來砸自己的腳，這一次，他再也邁不過去了，只能在被罷免之處繼續逍遙，做回他的瀟灑恣意的文人墨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