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易中天（著名學者）
不要以為變法就好。有好的變法，也有不好的變法。一種改革究竟是好是壞，不能只看動機，要看效果。
變法迫在眉睫
公元1067年，是一個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年份。這一年正月，三十六歲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趙頊承嗣大統當了皇帝，是為宋神宗。
這時，北宋王朝已過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卻很年輕，此刻正好二十歲。年輕人血氣方剛，總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於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寧變法”。
變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頭一把。因為它是從趙頊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開始的，因此叫“熙寧變法”。後面的兩把火，則是元豐年間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進攻西夏）。
看來趙頊確實是一個很想有所作為的年輕人，只不過他的作為似乎效果都不怎麼好。變法一再受阻，節節敗退，對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慘敗，因此趙頊死後得到的廟號竟是“神宗”。
據諡法，“民無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說什麼才好”的意思。歷史上叫做“神宗”的，還有一位明代的萬曆皇帝朱翊鈞。但萬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麼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這位獨斷專任大刀闊斧的趙頊享用同一個廟號，這也真是讓人“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不過話又說回來，宋神宗的變法，倒也不是自尋煩惱，無事生非，為政績而政 績。變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遠見卓識的。我們知道
，一個成熟的王 朝，如果順順當當地延續了上百年，那就幾乎一定會出問題。因為歷代王朝實行的制度，即中央集權的帝國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社會成員普遍貧窮落後的基礎之上的。正因為普遍貧窮落後，這才不但需要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且需要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體（朝廷）或權力象徵（皇帝）。
一旦富裕起來，強盛起來，或貧富拉開差距，王朝發展成超級大帝國（突破規模），麻煩也就接踵而至。和平安定的時間長了，人口就會大幅度增長，開支也會大幅度增長。一是軍隊越來越龐大，二是官場越來越臃腫，三是宗教越來越興盛，這些都要增加費用。
何況富裕起來以後，要求也不同於前。不但官員的排場越來越大，就連民眾的生活也漸漸奢侈，財政豈能不成問題？
與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則越來越低，國家的活力也越來越少。因為承平日久，憂患全無。朝野上下，慵懶疲軟，得過且過，不思進取。熙寧年間的情況便正是如此。
幾位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氣勃勃外，曾公亮老氣橫秋，富弼稱病求退，唐介不久辭世，趙頊叫苦連天，時人諷刺說這五個人剛好是生老病死苦。
這種暮氣沉沉的狀況，並非大宋特有，其實也是所有“百年老店”的通病。
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時期，動亂的烽煙便已悄然升起，帝國的喪鐘也已悄然響起。
宋神宗顯然不願意看到這種結局。他多次對臣僚說“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說“國之要者，理財為先，人才為本”。
問題是，到哪裡去找既敢於改革又善於理財的人呢？
他想到了王安石。
時勢造英雄
王安石也是一個志向非凡的人。
他曾給仁宗皇帝上過萬言書。史家認為，這份萬言書其實就是他後來實施變法的綱領性文件。萬言書交上去以後就沒有了下文。王安石明白，改革時機未到。於是，他一次次謝絕了朝 廷的任命，繼續在地方官任上韜光養晦，並種他的試驗田。
在王安石看來，做不做官，以及做什麼官，都並不要緊，要緊的是能不能做事。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寧肯在地方上做一個能做事的小官。
他“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實實在在地為民辦事。更重要的是，他還“貸 谷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這其實就是他後來變法的預演了。這樣一來，當改革變法時機成熟時，王安石就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理論和實踐準備。
就說免役法，是針對差役法的改革。差役，其實就是義務勞動。這是稅收（錢糧）以外的徵收，本意可能是為了彌補低稅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慮到民眾出不起那麼多錢糧，便以其勞力代之。但這樣一來，為了保證國家機器的運轉，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錢（賦稅），還要出力（徭役），實在是不堪重負。
事實上宋代的力役，種類也實在太多。但麻煩在於“役有輕重 逸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奸偽滋生”。有錢有勢的縉紳人家服輕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負擔全部落在孤苦無告的貧民身上。
王安石的辦法是改“派役”為“僱役”，即民眾將其應服之役摺合成“免役錢”交給官府，由官府僱人服役。這樣做有三個好處。第一，農民出錢不出力，不耽誤生產；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錢（原來不服役的官戶、寺觀出一半，叫“助役錢”），比較公道；第三，忙不過來的人騰出了時間，社會上的閒散人員則多了一條生路，兩全其美。所以，後來廢除免役法，恢復差役法時，就連所謂“舊黨”中人也不以為然。蘇軾就說，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範純仁也說，差役一事，應當緩行。可見此法是得人心的。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沒有想到，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敗塗地。
針鋒相對
反對變法的頭號人物是司馬光。司馬光也不是等閒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還有一點也很相同，即他們都不是空頭理論家，也都不是書呆子。在處理具體政治事務時，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辦法來。所以，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國家的棟樑之才。他們兩個相對抗，那可真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
但這只是就所謂新舊兩黨的領 袖人物而言。要說他們的“黨羽”，就不成比例了。王安石這邊多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干將呂惠卿就是。
呂惠卿是王安石著力培養提拔的人，變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條例司”擔任實際工作，是主持變法的常務官員，王安石的最大副手。但就是這個呂惠卿，為了自己能夠大權獨攬，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煩時落井下石，誣陷王安石參與謀反。可惜這個罪名實在太過荒謬，因此王安石罷相以後又恢復了相位。
呂惠卿賊心不死，又將王安石寫給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拋出。寫這些信的時候，王安石出於對呂惠卿的信任，寫了“不要讓皇上知道”（無使上知）的字樣。這是有欺君嫌疑的。
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於是辭去官職，並從此告別政壇。
舊黨這邊卻是人才濟濟。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個個都是重量級人物。其餘如文彥博、韓琦、範純仁，亦均為一時之選。更重要的是，他們原來也都是改革派。比如韓琦則和範純仁的父親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慶曆年間實行過“新政”。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變法的前奏。事實上正如南宋陳亮所言，那個時期的名士們“常患法之不變”，沒有什麼人是保守派。只不過，王安石一當政，他們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麼，原本同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舊兩黨，他們的分歧究竟在哪裡呢？
在乎動機與效果。
王安石是一個動機至上主義者。在他看來，只要有一個好的動機，並堅持不懈，就一定會有一個好的效果。因此，面對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詰難，王安石咬緊牙關不鬆口：“
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義”。王安石甚至揚言：“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氣壯，他信心百倍，他無所畏懼。
在他看來，即便民眾的利益受到一些損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眾叛親離。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範鎮、司馬光。但因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遭到不遺餘力的排斥。司馬光出於朋友情分，三次寫信予以勸諫，希望他能聽聽不同意見，王安石則是看見一條駁一條。如此執迷不悟，司馬光只好和他分道揚鑣。
前面說過，司馬光他們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過和王安石相比，他們更看重效果而已。可以肯定地說，對於帝國和王朝的弊病，司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徹。這是他主張漸進式改革的原因所在。
不要以為變法就好。有好的變法，有不好的變法。前者催生國富民強，後者導致國破家亡。而一種改革究竟是好是壞，也不能只看動機，得看效果。
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實在是不佳，甚至與他的初衷背道而馳。甚至發生了東明縣農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上訪，在王安石住宅前鬧事的事情。王安石最後揹著擾民和聚斂的惡名走向慘敗。但這種結果，不但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我們也想不通。
那麼，事情為什麼會是這樣？難道他的新法真有問題？
並非如此。
事與願違
熙寧變法失敗，宋神宗和王安石無疑都有責任。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王安石則太固執己見，一意孤行。但就事論事，就法論法，這些新法本身卻並無大錯。
就說青苗法。
平心而論，青苗法應該是新法中最能兼顧國家和民眾利益的一種了。我們知道，一年當中，農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時，秋糧已經吃完，夏糧尚未收穫，正所謂“青黃不接”。但換一角度看，這時農民又其實是有錢有糧的。這個“錢糧”，就是地裡的青苗，只是不能“兌現”而已。
於是那些有錢有糧的富戶人家，就在這個時候借錢借糧給農民，約定夏糧秋糧成熟後，加息償還。利息當然是很高的，是一種高利貸。還錢還糧也一般不成問題，因為有地裡的青苗作擔保，是一種“抵押貸款”。
當然，如果遇到自然災害，顆粒無收，農民就只好賣地了。土地的兼併，便由此而生。
所謂“青苗法”，說白了，就是由國家替代富戶來發放這種“抵押貸款”，即在每年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向農民貸款，秋後再連本帶息一併歸還。所定的利息，自然較富戶為低。這樣做的好處，是既免除農民所受的高利貸盤剝，也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
這當然是兩全其美的事。至少，在王安石他們看來，農民向官府借貸，總比向地主借好（靠得住，也少受剝削）；農民向官府還貸，也總比還給地主好。還給地主，肥了私人；還給官府，富了國家。農民沒有增加負擔，國家卻增加了收入，這難道不是好辦法？
然而實際操作下來的結果卻極其可怕。
首先利息並不低。王安石定的標準，是年息二分，即貸款一萬，借期一年，利息二千。這其實已經很高了，而各地還要加碼。地方上的具體做法是，春季發放一次貸款，半年後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發放一次貸款，半年後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結果，貸款一萬，借期一年，利息四千。
原本應該充分考慮農民利益的低息貸款，變成了一種官府壟斷的高利貸。而且，由於執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達到原先設定的35倍！利息高不說，手續還麻煩。過去，農民向地主貸款，雙方講好價錢即可成交。現在向官府貸款，先要申請，後要審批，最後要還貸。道道手續，都要求人，託請，給胥吏衙役交“好處費”。每過一道程序，就被貪官汙吏敲詐勒索從中盤剝一回。農民身上有多少毛，經得起他們這樣拔？
更可怕的是，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給全國各地都下達了貸款指標，規定各州各縣每年必須貸出多少。這樣一來，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攤派了。當然，層層攤派的同時，還照例有層層加碼。於是，不但貧下中農，就連富裕中農和富農、地主，也得“奉旨貸款”。不貸是不行的，因為貸款已然“立法”。你不貸款，就是犯法！
結果，老百姓增加了負擔，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們的尋租又多了一個旗號，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敗之實了。改革幫了腐敗的忙，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不要以為貪官汙吏害怕改革。不，他們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麼事情都沒有，什麼事情都不做，無為而治。如果無為而治，他們就沒有理由也沒有辦法撈錢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動作，他們就有辦法，倒不在乎這動作是改革還是別的什麼。比方說，朝廷要徵兵，他們就收徵兵費；要辦學，他們就收辦學費；要剿匪，他們就收剿匪費。反正只要上面一聲令下，他們就趁機雁過拔毛！
何況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這樣一種改革，說得好聽叫理財，說得不好聽就只能叫聚斂。再像王安石那樣蠻幹，豈有不失敗的道理？
前面說過，王安石許多新法的本意，是要“公私兩利”的。青苗法如此，市易法也一樣。
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一個名叫魏繼宗的平民上書說，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富戶奸商便趁機進行控制，牟取暴利，吃虧的自然是老百姓。因此他建議設置“常平市易司”來管理市場，物價低時增價收購，物價高時減價出售，則“商旅以通，國用以足”。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
具體辦法，是由朝廷設立“市易司”，撥款一百萬貫為本，控制商業貿易。這個辦法，和常平法一樣，也是動用國家力量來平抑物價。當然“市易司”也不是專做虧本生意，也是要贏利的，只不過並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說富戶奸商一文錢買進二文錢賣出，“市易司”則一文錢買進一文半賣出。贏利雖不算多，也能充盈國庫。再加上官府財大氣粗，控制了市場，物價的波動就不會太大。
但這樣一來，所謂“市易司”就變成了一家最大的國營企業，而且是壟斷企業了。
我們現在幾乎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政府部門辦企業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何況王安石的辦法還不是政府部門辦企業，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結果自然只能是為腐敗大開方便之門。
當時代理開封府推官的蘇軾就說均輸法弊端甚多：“簿書廩祿，為費已厚”，此其一；“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此其二。於是，“官買之價，必貴於民。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因此他斷言：朝廷只怕連本錢都收不回！就算“薄有所獲”，也不會比向商人徵稅來得多。
這是毋庸置疑的。因為我們比誰都清楚“官倒”是怎麼回事，也都知道官方（政府或國企）採購是怎麼回事。那可真是不買對的，只買貴的，不是品牌不要（非良不售），沒有回扣不買（非賄不行）。所以官方採購貴於民間採購，也就不足為奇。
至於官方經商，就更是有百弊無一利。事實上所謂“市易司”，後來就變成了最大的投機倒把商。他們的任務，原本是購買滯銷商品，但實際上卻專門搶購緊俏物資。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完成朝廷下達的利潤指標，也才能從中漁利，中飽私囊。
顯然，在這一點上，所謂“保守派”的意見其實是對的：商業貿易只能是民間的事。官方經商，必定禍國殃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