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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中都察院有刻本《忠义水浒传》，世人视若官书，到万历时仍受李蛰、袁宏道等人赞赏，也不见被禁毁，而金批《水浒》在崇祯（1628-1644）十四年刊行后，崇祯十六年朝廷便开始禁毁《水浒》，清代更是明令禁止《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梓行。
李蛰在《忠义水浒传》的“叙”中称赞宋江为“忠义之烈”，因为他“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金圣叹砍掉《水浒传》的招安部分，其主题便由“忠义”变成了“诲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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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自正德时起，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尤以刘六、刘七等人举事影响为最大，“侵薄两畿，蹂躏数省，国家二百年盗贼猖乱，未有甚于此寇者”。而始初负责镇压的马中锡，便采取的是招抚策略，后刘六等人窥知朝廷无招安诚意，致使此次招安不果而终，主张招安的马中锡、张伟皆以失策玩寇论罪下狱。嗣后江西南赣群雄又起，“守臣始息苟且，以招安糜之，遂使益无所忌，远近效尤，蜂屯蚁聚，不可扑灭”。接掌讨伐之责的陈金亦“多所招抚，未大示惩艾，诸凶安享富羡，不逞之徒，恒借为口实”，后不旋踵又叛归山险。
有鉴于此，王守仁上疏直接指出：“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他认为“盗贼之性虽皆凶顽，固亦未尝不畏诛讨。夫惟为之而诛讨不及，又从而招抚之，然后肆无所忌。盖招抚之议，但可偶行于无辜胁从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长恶怙终之寇；可一施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屡施于随招随叛之党”。明因此一改此前主抚之策，“专意征剿，不事姑息”，最终使叛乱得以平定。
嘉靖后，《忠义水浒传》刊刻面世，李贽等人鉴于“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的社会现实，提出《水浒传》是“发愤著书”的观点，宣扬“忠义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于干城腹心，而在水浒”，意在影射朝廷不明，批评奸佞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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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招安不仅贯穿始终，且具左右整个战局的力量。更有甚者，明廷当政者虽前后皆主招安，但事先并无周密计划，亦不详察真伪，具体实施更是形同儿戏，不但未能借此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很多情况下反被义军利用，成为其发展壮大的有利条件。
崇祯十五年，左懋第上《谨题为再陈息盗要着事》，直接说义军的反叛“始于《水浒传》一书”，“以宋江等为梁山啸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吏之口实。不但邪说乱世，以作贼为无伤，而如何聚众竖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策算矣”。因此，他认为《水浒传》是一部“贼书”，“李青山等向据梁山而讲招安，同日而破东平、张秋二处，犹一一仿行之。青山虽灭，而郓城、钜、寿、范诸处，梁山一带，恐尚有伏莽未尽解散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
金圣叹批评《水浒传》的最大特点，便是改“忠义”之说为“诲盗”，并腰斩招安部分。
经过明末招安误抚的反思，招安已不再像以前那样，与“忠义”对等，为士大夫所揄扬，而被认为是叛乱者“玩弄将吏之口实”，乃名“忠义”而实盗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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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关于招安的看法，《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五十七回有一大段关于招安的批语，现摘录如下：
原村学先生之心，则岂非以宋江每得名将，必亲为之释缚擎盏，流泪纵横，痛陈忠君报国之志，极诉寝食招安之诚，言言刳胸臆，声声沥热血哉?乃吾所以断宋江之为强盗，而万万必无忠义之心者，亦正在于此。何也?夫招安，则强盗之变计也。其初父兄失教，喜学拳勇；其既恃其拳勇，不事生产；其既生产乏绝，不免困剧；其既困剧不甘，试为劫夺；其既劫夺既便，遂成啸聚；其既啸聚渐夥，必受讨捕；其既至于必受讨捕，而强盗因而自思：进有自赎之荣，退有免死之乐，则诚莫如招安之策为至便也⋯⋯乃吾不知宋江何心，必欲悉擒而致之于山泊。悉擒而致之，而或不可致，则必曲为之说日：其暂避此，以需招安⋯⋯故知一心报国，日望招安之言，皆宋江所以诱人入水泊。谚云“饵芳可钓，言美可招”也。宋江以是言诱人入水泊，而人无不信之而甘心入于水泊。《传》日：“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彼村学先生不知鸟之黑白，犹鳃鳃以“忠义”目之，惟恐不得其当，斯其心何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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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不仅伪托古本，反复强调招安部分乃罗贯中后续，非施耐庵本意，甚至对《宋史》“侯蒙欲赦宋江使讨方腊”一语亦不放过，予以大肆发挥，称此“一语而八失”，其中第六、七失称“《传》言：‘四郊多垒，大夫之辱。’今更无人出手犯难，为君解忧，而徒欲诏书为弭乱之具，有负养士百年之恩⋯⋯有罪者可赦，无罪者生心，从此无治天下之术”。说完此“八失”，金圣叹尚不解气，更怒诘：“如侯蒙其人者，亦幸而遂死耳，脱真得知东平，恶知其不败公事，为后世傻笑者哉!何罗贯中不达，犹祖其说，而有《续水浒传》之恶札也?”
但是仅砍掉《水浒传》招安部分，“聚一百八人于水泊，而其书以终，不可以训矣”，因此金圣叹幻出卢俊义一梦，意谓彼一百八人“即得逃于及身之诛俘，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此“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
金圣叹的用心真可谓良苦之至。这一“诛心”之法比左懋第的单纯禁毁高明多了，因为金圣叹清楚，禁是根本禁不了的，与其采取根本做不到的禁毁之法，还不如批改一个“于文无害”的《水浒传》，脱然授之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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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得很明白：‘《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饶恕了”。钱穆曾就此说：“只此一段，便足为圣叹并不真了解耐庵《水浒传》作意之铁证。《水浒传》作者于忠义堂诸豪客，只有惋惜，并无憎恶，处处流露，哪里有歼厥渠魁其余便饶恕了之意”。
为使人们对“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金圣叹不惜深文周纳之至，对《水浒传》招安及“独罪宋江”的独创观点作了阐释与处理。不过，因与书中所显示出来的信息存在不少龉龃之处，他为此不得不曲为之解。这种强作解人，或者说强原文以就我的批评方式，更加暴露出金圣叹的真实用心，也就说他阐发的并非如其所言为施耐庵创作《水浒传》之本意，而是自己的观点。
金圣叹称《水浒传》作者对宋江“深有微辞”，钱穆从而揭示出《水浒传》作者对元末农民起义是同情的，但对朱元璋利用农民起义夺取政权则“深有微辞”，只有元末明初的知识分子才会有此种心情。王平先生对此质疑道：“为什么明代的许多评论者没有看出这一点，只有金圣叹才有这种眼光和识别能力呢?”。显然，这只是钱穆个人发挥出的观点，这种超时代的观点绝非金圣叹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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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王望如深许金圣叹反正“忠义水浒”之说，称：
“金圣叹所评，始以‘天下太平’四字，终以‘天下太平’四字，始以石碣放妖，终以石碣收妖，发明作者大象之所在。招举李逵，独罪宋江，责其私放晁盖，责其谋夺晁盖。其旨远，其词文，而余最服其终之以恶梦，俾盗贼不寒而傈。天下乱臣贼子从此有痛苦流涕之心，从此有畏罪不敢为非之事，遇尧舜同勉于为君子，遇桀纣亦不终为小人。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所谓“梁山诸贼朝廷不能诛而鬼神诛之，神鬼不能诛而自心诛之”，对金圣叹的“诛心”之法可谓深有会心，但他仍认为“作者示戒之苦心，犹未阐扬殆尽”，因此他的批评即是在金圣叹的基础上，将“诲盗”说发挥到了极致。
时人如归庄指责金圣叹有意倡乱，曾为此写《诛邪鬼》一文，称：
“苏州有金圣叹者，其人贪戾放僻，不知有礼义廉耻；又粗有文笔，足以济其邪恶。尝批评《水浒传》，名之日第五才子书，镂版精好，盛行于世。余见之日：‘是倡乱之书也。’⋯⋯其后吴县诸生与任知县相恶，巡抚中丞得知县贿，尽弃之市，金圣叹与焉。余哀诸生而未尝不快金之死”。
可谓丑诋痛恨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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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九年，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定就因治下盗贼频仍，奏禁《水浒》，并指责“恶薄轻狂曾经正法之金圣叹，妄加赞美⋯⋯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
招致这种批评与金圣叹的批语对梁山好汉有同情之处存在直接关系，以至让人们觉得他尊尚者仍为盗贼，“与史迁《游侠列传》之意相同”。
细阅金圣叹的批语，不难发现他虽认为“乱自上作”，梁山好汉的反抗有一定合理性，但把握还是相当有分寸的。如第四十三回，戴宗道有言：“一者朝廷闭塞，二乃奸臣不明”。金圣叹因而批道：
“朝廷用‘闭塞’字，妙，言非朝廷不爱人材，只是奸臣闭塞之也；奸臣用‘不明’字，更妙，言奸臣闭塞朝廷，亦非有大过恶，只由不明故也。‘不明’二字，何等轻细，却断得奸臣尽情，断得奸臣心服，真是绝妙之笔。俗本乃误作‘朝廷不明，奸臣闭塞’，复成何语耶?只二字转换，其优劣相去如此”。
毫无疑问，这是为了减轻“乱自上作”的程度。联系金圣叹所处的时代，他借《水浒传》批评当政者的无道，既符合事实，也是一个正常知识人的理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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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指出：“一部大书，结末不振，是多有的事。”
浦安迪从结构形态人手，认为明清文人小说的一大形式特征是：“全书的高潮——主人公的死亡或垮台——往往出现在全书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地方，然后是一个相当冗长的结尾，书中的人物从容离散。”
这种现象主要是追求叙事的完整性造成的。对于前面出现的人物，小说一般都要一一交代最后的结局，以致于后半部分往往有点像“帐簿”。这在古代小说中是普遍现象，《水浒传》表现得更为突出。
如何解决“结末不振”，是作家和批评家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金圣叹的做法是砍掉这些冗长的结尾，以富于诗性的的梦境和诗歌代之，对这一问题做了有益的尝试。
人们尽管对他腰斩《水浒传》的动机颇多争议，但大都认为腰斩后《水浒传》的艺术性大为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