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需要重新考量我们在自然界的进退，思索以何种距离和方式实现与野生动物伙伴的共生和双赢。这也是病毒给人类留下的思考。
「野生动物世界」
（封面动画设计：黄罡）
主笔｜徐菁菁
疫情中，我们生活的星球正在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游客骤减的威尼斯，运河变得清澈见底，鱼类、天鹅成了河道的主宰者；海豚到撒丁岛港口边玩耍；美洲狮漫步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街头；狼群游览了法国滑雪胜地库舍韦尔的度假村。人类的苦难中，自然在悄然焕发生机。
疫情是一则地球发送给人类警世恒言，它绝不只在提醒我们完善人类社会的各种应急机制，如若我们有勇气追根溯源，就会承认这一事实：如果人类想要一个更为安全和健康的未来，那么必须重塑我们与野生动物的关系。
华南海鲜市场
上世纪70年代，公共卫生改善、抗生素等药品的出现曾让人类天真地以为自己已经战胜了传染病，但很快幻想就被来自热带雨林深处的艾滋病病毒击溃。从那以后，新发传染病层出不穷。它们大多具有共同的特征：进入21世纪后，几次全球性的卫生危机——SARS、MERS、埃博拉、新型禽流感、新型冠状病毒——无一不是人畜共患疾病。统计显示，70%以上的新发传染病与野生动物有关或者来源于野生动物。
以生态学的视角很容易解释人类今天所遭遇的困境。所有生物都是地球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相互制约平衡，病毒也不例外。病毒很可能早在第一只脊椎动物出现之时就已经存在。它们伴随着整个脊椎动物乃至整个生物界的演化，至今仍在相互影响。蝙蝠之所以会成为携带多种病毒的物种，正是因为它在六七千万年，甚至一亿年前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漫长的演化过程里，蝙蝠和大量病毒完成了共同演化，保持着一种奇妙的平衡。
2011年7月28日，在喀麦隆的一间实验室，专家们在检验蝙蝠携带的病毒。这个实验室是全球病毒预测行动的组成部分
人类打破了这种平衡。50万年前人类学会用火，对植物与动物的影响力也因此大为增加。大约3万~4万年前，人类发展出工具，沟通方式出现，逐步形成更为强大的社会组织。从这个分野开始，人类对自然界的共同进化开始具有不成比例的超高影响力。而到了20世纪，人类的数量优势、高耗能科技，以及精细分工下的交换经济体制，都让我们有能力全面改变所有生态系统。而打破原来的稳态，势必会为微生物交流创造出新的路径。换句话说，生态环境给病毒提供了大量的“溢出”机会。演化则抓住了这一契机，将“溢出”转化为了传染病。
1798年，率先以牛痘接种预防天花的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曾写道：“人类偏离自然原先所设定的状态，似乎已证实成为各种疾病的来源。”
当人类大肆食用野生动物、使用野生动物制品的时候，野生动物被从饲养场、山林野地汇聚到一起。饲养、运输、宰杀——整个过程都在为病毒的攻城掠地创造条件。
2018年3月17日，中国香港一条主要贩卖中药原材料的商业街。人们能在这里找到穿山甲甲片等一些被禁止国际贸易的动物制品
2018年6月2日，中非共和国洛巴耶省一处“丛林肉”市场。该地区是埃博拉病毒暴发的高危地区
不吃野生动物是不是就解决了问题？不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当城市、牧场、农田、果园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占到达一定程度，同样会造成病毒的外溢。我们能从历史中学到很多教训。
2018年3月28日，塞拉利昂弗里敦自由港，一名妇女在垃圾场拾荒。这里也是野生动物的活动场所。2014年到2016年的埃博拉疫情让塞拉利昂的经济雪上加霜
1998年9月至1999年4月，一种杀伤力极强的尼帕病毒在马来西亚霹雳州、森美兰州和雪兰莪州首次爆发。最开始，当地养殖场的猪开始出现急性高烧、呼吸困难和神经症状。很快一些猪场或屠宰场的工人开始发烧、头痛、行为改变、肌痉挛、心动过速、视力轻度模糊。他们中的大部分表现为脑炎症状，少数出现非典型肺炎症状。病程进展极其迅速，典型病人从发病到死亡仅6天。最终这场爆发导致276人患病，105人死亡，116万头猪被捕杀。
溯源工作很快就把狐蝠锁定为尼帕病毒的自然宿主。狐蝠是一类蝙蝠。科学家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病毒的溢出很可能与马来西亚当地砍伐森林密切相关——森林面积减小、食物不足，迫使狐蝠从传统的森林生境中迁移到森林边缘附近的果园取食；而马来西亚有许多养猪场与果园毗邻，狐蝠污染过的果实掉落到地上，被猪吃掉，病毒在猪的体内发生重组，从而找到了进入人体的钥匙。
尼帕病毒有一个近亲叫亨德拉病毒，它们都属于副粘病毒科。人们之所以会在尼帕爆发后很快锁定蝙蝠，正是因为此前对亨德拉病毒的研究。
1994年9月，在澳大利亚东岸昆士兰省首府布里斯班近郊的亨德拉镇，一个赛马场发生了一种导致赛马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的疾病，这种疾病的典型特征是严重的呼吸困难和高死亡率，同时出现人的接触性感染，14匹赛马和1人死亡。亨德拉病毒出现后，当地对5000多家养动物进行了抗体检测，没发现有抗亨德拉病毒的抗体。对昆士兰的1043个狐蝠样本进行血清学检测，发现47%的样本呈亨德拉病毒阳性反应。马群的发病时间正好与狐蝠的繁殖季节相重叠，科学家们推测，马群可能采食了被携带病毒的狐蝠胎儿组织，或胎水污染过牧草，或是采食了狐蝠吃剩的果实。
这些年，亨德拉疫情间或零星爆发，病毒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多年。人们发现，在蝙蝠的数个种类里，亨德拉病毒广泛存在，但疫情的爆发是有限的，那么促发病毒传播的因素有哪些？复杂的生态机制在里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澳大利亚，亨德拉疫情多爆发于城市和郊区扩张，人口膨胀的地区。这些地区均存在马群和蝙蝠争地的情形。在这些地方，原始森林里的植物花卉原本可以支持庞大的狐蝠群体，但栖息地的破坏、气候变化都使得食物不再能够满足狐蝠的需要，为了寻找到新的食物来源，它们不得不迁徙到城市和郊区。在一些亨德拉疫情爆发的地区，狐蝠的栖息地数量增加了4倍。再者，这些狐蝠在新的栖息地能够获得的食物的质量和多样性大不如前。它们需要依赖牧场附近人类栽种的果树，忍受季节性的食物短缺。
科学界一种普遍存在的假设是，蝙蝠能够成为许多病毒的自然宿主，这些病毒不会对它造成病理性的改变，使它生病，得益于蝙蝠的免疫系统虽然没有消灭病毒，但是却能够抑制病毒。一旦内部或者外部压力削弱了其免疫系统，那么病毒就可能大量复制并排出。 研究发现，2011年和2013年亨德拉病毒两次爆发时，当地的蝙蝠群落都在因龙卷风经历食物短缺，并且表现出了营养不良的特征。类似的发现也出现在对埃博拉疫情的研究里。
2018年11月4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医务人员在运送一名确诊的埃博拉患者
另一个对疾病的扩散产生的影响因素是气候变化。科学家们观察到，由于气候变暖，在澳大利亚，黑狐蝠的分布正在快速向南部推进。在狐蝠大家族里，黑狐蝠和数次疫情爆发的关系最近。
人们需要重新考量我们在自然界的进退，思索以何种距离和方式实现与野生动物伙伴的共生和双赢。这也是病毒给人类留下的思考。
2007年，距离乌干达首都坎帕拉300公里外的基塔卡金矿（Kitaka mine）出现了一次马尔堡病毒的小规模爆发。这种病毒是埃博拉的近亲，两者都属于丝状病毒，其致死率也毫不逊色。在这次爆发中，有4人被感染，无一生还。他们都是金矿的矿工，年龄在22岁到29岁之间。
乌干达著名的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就坐落在基塔卡金矿附近。公园的有一个著名景点叫巨蛇洞（Python Cave）。人们说，洞里盘踞着非洲岩蟒，靠捕食蝙蝠长成庞然大物。当时，蝙蝠洞探险是热门项目。基塔卡金矿疫情发生后的第二年，2008一名荷兰女性游客和一名美国女性游客分别进入洞穴探险。她们仅在洞内待了10余分钟，回国后，均被确认感染马尔堡病毒，一人死亡，一人生还。
果蝠被认为是马尔堡病毒的自然宿主。在基塔卡金矿，矿工们在基卡塔洞穴（Kitaka Cave）工作。大概有10万只埃及果蝠栖身在那里。科学家们推测，工人们和游客们可能在洞穴中接触到了果蝠的粪便等排泄物，病毒通过细小的伤口或者黏膜侵入了人体。
疫情爆发后，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一度关闭了巨蛇洞，但人们不愿放弃这个吸引游客的好去处。最终，公园修建了一个封闭的观景平台，让游客还能够在洞口观赏壮观的蝠群，偶尔也能看到巨蟒。这个做法被证明是有效的。在那以后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再未爆发过马尔堡疫情。
基塔卡金矿则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2007年8月，一个国际应对小组前往乌干达，协助乌干达卫生部一同开展病毒调查。小组成员来自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南非国家传染性疾病研究所和世界卫生组织。科学家们发现，基塔卡洞穴有着数个巷道。由于采矿活动的干扰，很多蝙蝠已经把栖息场所从主巷道转移到了更为曲折幽深的“眼镜蛇巷道”。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们尽可能地减少他们对这些蝙蝠的打扰。取样的时候，因为担心雌性蝙蝠可能怀孕，他们就只抓捕雄性蝙蝠。
2011年7月27日，美国病毒学家在喀麦隆的密林里工作。科学家们希望能够了解更多病毒，建立有效的预警系统
但不久之后，研究工作被迫终止了。金矿决定采取驱逐和灭杀手段，从蝙蝠手里彻底夺回地盘。研究小组则坚决反对这样的行动。有四个原因令科学家们担忧：
第一，捕杀行为本身会让人们面临更多的感染风险。追根溯源，蝙蝠生存于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里，不管是因为狩猎、砍伐森林、还是采矿，正是因为我们打扰了它们，才使得它们携带的病毒变得活跃起来，置我们自身于危险之中。
第二，捕杀行为会导致蝙蝠的逃散，它们迁徙到新的地方则可能造成病毒更大范围的扩散。研究显示，尼帕病毒的自然宿主马来大狐蝠在马来半岛的迁徙范围比它们在其他国家要广得多，这和当地的狩猎压力与栖息地变化密切相关。
第三，栖息地减少和生理上的压力会增大蝙蝠排出大量病毒的可能性。而即使被赶走，蝙蝠也能很快卷土重来，那个时候，它们的病毒携带率可能更高。
第四，大量捕杀食用昆虫的蝙蝠，会给虫媒疾病的爆发制造机会。
金矿方面没有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人们堵上了洞穴的各个出口，只留下一个，在这个出口处拉起了渔网，然后驱逐蝙蝠，对捕获的蝙蝠进行灭杀。行动持续数星期后，人们木棍和塑料制品封闭了各个洞口。2008年8月份，人们在附近森林里发现了成千上万蝙蝠的尸体，没有证据显示基塔卡金矿还有蝙蝠活动。人类似乎取得了胜利。
2010年，金矿重新打开基卡塔洞穴开展采矿工作。很快，蝙蝠重新在洞穴中聚集。2012年7月开始，乌干达遭遇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马尔堡疫情。首发病例发生在金矿20公里外的伊班达，那是基塔卡地区的中心村镇，主要为金矿服务。后来疫情又零星蔓延到另外4个地区。这次爆发共有26个实验室确诊和高度疑似病例，15人死亡。同年11月，科学家们再次回到基塔卡。他们在洞穴中采集了400只埃及果蝠的样本，结果发现，其中53只，即13.3%的埃及果蝠携带马尔堡病毒。而在2007-2008年的研究中，这个比例仅为5.1%。
2007年，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南非国家传染性疾病研究所和世界卫生组织组成的国际小组在乌干达巨蛇洞调查该处蝙蝠携带马尔堡病毒的情况
我们常常忘记的另一个事实是，在人畜共患病面前，人类不是唯一的受难者。4月初，在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雌虎纳迪亚（Nadia）因为干咳接受了检查，人们发现纳迪亚被它的饲养员，一个人类传染了新冠病毒。在非洲，人类遭遇埃博拉疫情的同时，低地大猩猩在大规模死亡。2009年，由于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的爆发与流行，全球斑头雁的数量下降了5%~10%。
2007年7月24日，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龙加国家公园，巡防队员和当地人合作清理出4具山地大猩猩的尸体
这就是我们这个星球当下的现实：世界不是平的，它更像一只混合沙拉碗，没有生物能够独善其身。在一个已经被人类改头换面的星球上，如何创造一种新的平衡，实现共赢和共存，这是人类智慧应当追寻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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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环保组织野生救援（WildAid）的公益大使，本期#三联生活周刊#封面大使#演员海清曾多次出入非洲，探访野生动物。往返考察的经历给了她很深的感触，“到了非洲，才真正感觉到动物是这片土地的主宰。我们从文明世界来到了动物世界，就得遵照它们的自然生存法则，不能恣意妄为。”海清近距离观察、接触了很多野生动物，比如大象、长颈鹿、猎豹等，也曾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静静守侯了一匹小角马的诞生。她在被动物天性打动的同时，内心也隐隐感到抱歉，“我们人为对大自然破坏得太多了，人类不停地侵蚀动物的领地，伤害、消费它们，这是一种非常愚蠢、残忍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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